公共权力运用的利益诉求分析

公共权力的运用诉求的是公共利益,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既存在统一,但也存在明显的区别,公共利益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公共性”,这是其与私人利益的根本区别。任何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行为都是对它所代表的公共利益的否定。只有充分尊重和体现公共行政中的各方的利益要求,并以科学的制度构建促使各方为了共同的利益而“妥协”———这才是实现公共利益的关键所在。     

公共权力异化的利益诱因与道德制约

公共权力作为权力的一种特殊形式 ,自其产生就带有双重特性。它产生的合法性基于公众对其能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特性的认可 ,但由于其具有权力的一般特征 ,又使公共权力存在异化的可能。通过对权力异化过程中的利益诱因分析 ,借助道德对公共权力异化的制约作用 ,可以为公共权力异化的防范寻找新的途径     

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

<正>苏庆亮:坚持群众路线是人大代表的"天职"山东省东营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苏庆亮撰文说,人大代表是选民直接或间接选举产生的,其权力来自于选民的授权,其职务的合法性来源于选民。代表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依照宪法和法律     

论行政征用之公共利益的法律需求

公共利益是行政征用的必要前提,它是社会不特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整合,是社会公共发展的基础,也是法律根本保障个体利益的出发点。以公共利益的维护而对个体利益的任意侵害已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因此,对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是防范公共权力对个体利益损害的最有效的举措。     

阶层结构变化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分析

民主政治的发展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政党的核心作用在于作为"桥梁和纽带"来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执政党之所以能够代表民众执掌公共权力,其基础在于获得了大多数民众的拥护。因此,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自然要随着民众构成状况的变化而不断"调适"自己。现阶段,执政党需要在正确认识中产阶层的作用、培育和促进中产阶层发展壮大,以及促进阶层间关系和谐方面付出切实的努力,以巩固和拓展自己的民众支持。     

科学认识权力属性 正确行使公共权力

要全面、准确地认识公共权力的基本属性,必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权力的论述,深刻领会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领导权、执政权等方面的重要思想,全面把握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关于树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一系列重要精神,充分认识并理解社会主义国家公共权力的独特属性。权力具有公共性。从权力的来源看,它是起源于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共生活秩序的需要,在本质上是一种凝聚和体现公共意志的力量,是人类社会和群体组织有序运转的强制力。在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公共性充分体…     

略论完善权力监督机制的有效途径

权力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以强制性手段体现出来的国家意志。在我国 ,权力主要掌握在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中国共产党手中 ,就其性质而言 ,它产生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权力本身具有双重性 ,它既可以用来为公众服务 ,也可以为运用权力的人本身服务。所谓腐败 ,就是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为了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 ,从社会的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而腐败现象最深刻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所具有的作用 ,因为权力主体拥有强制力量 ,权力的客体只能服从 ,从而使掌权的机构和个人有可能在不受制约与监督的情况下滥用权力 ,为自己谋取私利 ,由此…     

政治文明视野下政治权力合法性的理念变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是执政的基础和前提。在人类政治文明中,政治权力合法性理念经历了从天命论到人民主权的变迁。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人民当家作主成为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这一基础的体现。因此,不断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也在根本上促进着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文明的发展。     

权力任性的危害、表现及遏制

中国的政体属性决定了一切权力来源于人民,所以服务人民是有权者的当然责任。但由于现阶段中国权力监督约束制度尚不健全,有权任性、滥用权力,甚至严重贪腐的现象还广泛存在,对执政党以及政府的形象,还有人民的利益造成严重的危害。只有构建起有效的公共权力监督、约束机制,使有权者树立起正确的权力观,并严格规范权力运行,才能从根本上遏制权力任性的蔓延。     

政府民生治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运作与演进谱系

合法性运作是公共权力理性化对民生治理的政治贡献,民生作为考量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重要向度具有整合政治生态的价值意蕴。民生治理是善治与公共理性的价值厘定,也是公共权力理性化的有效运作形式。行政善治回应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民生纲领,政府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民生导向有效诠释了执政之基、服务嵌入与回应性治理的三重面向。因此,政府民生治理既是政府责任与民心资源的利益救赎,也是公共权力合法性运作的价值基础。政府民生治理的发展理路呈现了政治话语到法治论域的民生治理景图,公民社会与人民社会互构的民生治理逻辑,民生治理到民权保障的制度规约,民生改善到政治认同的价值依归等四维演进谱系。     

简论侦查讯问教学内容的构建

侦查讯问教学应构建以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根本的,以理论知识与实验操作为一体的教学体系,突出技能培养,强化教学训练环节,使培养对象在掌握侦查讯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根据不同的讯问对象,开展针对性侦查讯问工作,顺利地完成讯问任务。     

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论

西部开发作为经济、社会、生态、文化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建设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基础工程。西部开发也为传统文化的更新、转型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样性的关系则是西部开发中民族文化保护、文化资源开发利用的文化语境。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现状及近年来实施的保护措施 ,印证着这个文化变迁进程的复杂性与丰富性。     

论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的影响

战场环境是警察执法战斗的依托和舞台,也是战术运用的客观依据。在警察执法战斗中,警察战斗力的使用是不能脱离战场环境的,因此战场环境对警察战斗力及其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一是对警察战斗力构成的影响：即对参战人员的影响,对武器装备的影响,对人与武器结合的影响;二是对警察战斗力使用的影响：即对战法选择的影响,对战场情报信息的影响。     

从个体价值定位看集体主义的时代演变

集体主义的核心内容是个体价值定位的问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个体价值定位经历了一个从个体依赖到逐渐获得个体独立的演变过程。集体主义也随着个体价值地位的演变,呈现出新的时代内涵,开始由传统集体主义向新集体主义过渡。     

借奥运东风提高全民文明素质

随着北京2008年奥运会的日益临近,备战奥运的各项准备正在紧张有序的展开。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奥运比赛场馆建设、交通路桥改造、街乡环境整治等均已取得相当大的进展。与此同时,奥运安保、奥运宣传、素质教育等     

论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

探讨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确定的原则、思路和方法,建议对我国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依以下标准确定:侵权行为一般,致人严重精神损害,未造成人身伤亡的,赔偿数额在500元至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精神障碍等疾病,影响其正常工作、劳动和生活的,赔偿数额在5万元至15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侵权行为恶劣,致人严重又长久精神损害,造成受害人丧失大部分(含全部)劳动能力或死亡的,赔偿数额在15万元至30万元人民币之间确定,最高赔偿数额是50万元人民币。然后,以上述酌定赔偿数额乘以当地上一年度精神生活系数,在最高赔偿限额内计算出当地精神损害赔偿数额。     

论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中股东大会的地位——以日本法为参考

股东大会地位定位的不同,将导致处于公司治理结构核心地位的公司经营管理机构的构建方式及其指导理念产生巨大的差异.百余年来,日本对此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股东大会地位强化论:股东大会无用论;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等几种代表性学说甚至在基本立场方面都极为不同.我国公司法理论建设可从中汲取一定的理论经验,在构建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进一步完善公司法立法时,应参考投资者保护集会论的理论构成.     

警察临战公关目标公众的选定

警察临战案(事)件具有突发性、对抗性、危难性的特点,其所面临的公众都不是单一的,而是比较复杂的,只有合理地加以分类,准确把握目标公众的性质,了解他们的特点和要求,采取正确的,有针对性的公共关系策略,才能实现警察临战公关的目标。     

对立中求统一：正确处理解放思想中的矛盾与难题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法宝。在解放思想中常常会遇到各种矛盾，主要有：解放思想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矛盾，解放思想与统一认识的矛盾，解放思想与弘扬传统的矛盾，解放思想与求真务实的矛盾以及解放思想与循序前进的矛盾。必须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化解这些矛盾。     

在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中高举旗帜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一道,写在我们党的旗帜上作为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对于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将会产生极其重要的作用。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努力坚持马列主义中国化和当代化的统一,是高举旗帜最厚重的理论底蕴,也是使党的旗帜永远保持鲜活色彩的根本保证。 (一) 旗帜问题至关紧要。高举旗帜,历来是马克思主义所十分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875年3月,恩格斯在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著名活动家奥·倍倍尔的信中,就德国当时两个工人党(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的合并阐述了他与马克思的意见。他指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