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移支付的法治矫正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若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或者上下级政府之间事权与财权不对称,便会产生纵向财政不均等,进而影响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的实现。因此,中央政府需将一部分结构性剩余财政用于转移支付,以弥补地方政府财政的结构性赤字。在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形式众多,转移支付法制制度亦在不断完善,但仍存在着诸多缺陷。财政法治作为法治国家建设的内容之一,必然要求财政转移支付法治化。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应当依据法治的基本原则,完善相关的法律规范体系,规制财政转移支付行为。     

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财税视角下地方主体地位再思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将财政提升至国家治理高度,包含财政在内的国家统治方式面临着全方位的重构。在国家权力内敛化和社会价值多元化的治理模式下,不仅在形式上表现为多主体、多中心、多途径、立体式的协商与合作型社会管理模式;在实质层面,即权力是否可以空间的理性布局分散化,也成为探索地方治理的路径之一。本文将从国家权力体系着手,以财政为中心对新型地方治理的模式选择进行分析,重新思考地方的主体地位。在传统模式下,驾驭型的国家权力以垂直统治为核心,而在以权利重塑国家权力的当今社会,水平的、平等的、和平的谈判模式即治理是推进法治的重要路径。     

新形势下检察工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依法治国是国家和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对于法治来说,基本要求是法律应当得到全社会共信共守。基于这一原因,法律的施行和遵守中的监督和纠正显然非常重要。在国家的权力体系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在保障法律的遵行方面可大有作为。当依法治国已经正式通过中央文件确定为国家治理方式,检察机关理应思考在法治国家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可以预见的是,在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检察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理论逻辑——一个法政治学的论说

国家建构主义法治表征着法治进程中对建构理性和国家权威的倚重,具体是指在坚持党的领导的大原则下,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为目标,基于国家(权力)自上而下建构法治模式。国家建构主义法治的现实语境是:以中国共产党为轴心的意识形态基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行动策略;党委领导下的多元一体治理格局。高度复杂的社会治理是需要全社会各个功能子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所进行的治理,系统间通过党委的领导予以协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合法性基础应当由绩效合法性向法理合法性转型,中国共产党的自我认知相应地应当由革命型政党向法治型政党转变。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的"两账本"方式还带有一些人治的色彩和政治任务的味道,但客观上起到了督促下级政府快速形成"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心理强制作用。国家建构主义法治不排斥社会和个人的协同参与,三者形成了结构和功能上的共轭。国家建构主义法治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还会是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道路选择。     

预算国家:财政法治的理想——源自美国的经验与启示

预算是国家财政体制的核心,现代预算制度是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由税收国家向预算国家转型,则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普遍经验.英国、法国、美国遵从三种不同的路径,均成功实现了由税收法定向预算法定的转变,构建了现代预算法治国家,为其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障.美国构建预算国家的经验,对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参考价值.中国目前正处于税收国家发展的成熟期,迫切需要向预算国家转型,而现实的途径是在财政统一和财政监督交替进行的模式中,加快预算法制建设,建设现代预算制度,完善财政法治体系.     

范式与路径:中国财政治理法治化研究

一个国家的财政结构与国家治理水平的高低休戚相关。从财政社会学的立场来解释,财政结构通过影响一国财政收入的方式、国家与社会的变迁、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机制来作用于国家的制度发展、法治建立和国家治理。从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的财政结构可知,一国'税收国家'的特质越明显,国家与社会的融合就越紧密,国家治理能力和民生发展水平也就越高...     

法治思维的误区反思与培育路径

法治思维是善治思维、规则治理思维和逻辑理性思维的统一.对法治基本内涵以及对法治理念认知理解上的偏差,一定程度影响到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和法治体系的建构.人治关系思维、权力本位思维、法律功利性思维、形式化思维以及全盘西化思维,均是当下中国法治建设和法治体系建构过程中应当予以纠正的思维误区.走出这些误区,亟需更新思维模式,彰显权力制约、公平公正和权利保障的理念,构建法治思维培育的长效机制,并以法治方式贯彻实施,促进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理想图景的实现.     

言论广角

正李强:要让法治成为改革发展重要资源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根本保障。法治政府有五个基本要求,行政机构依法设立、行政权力依法取得、行政程序依法确定、行政行为依法作出、行政责任依法承担。目的就是,让一切行政行为在法律的规范和制约下进行,保证行政权力的运用符合法治精神,防止行政权力的盲目扩张和滥用,依法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和公共利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建设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治理体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求治理者具备运用法治思     

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提升的若干命题研究

在推进法治国家治理体系中,始终存在国家与社会、法治与人治、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若干治理模式的相互角力,而相互角力的后果将最终决定法治国家的最终定型。社会权力的发达程度是法治生长的重要指标。但较大范围存在的全能型政府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抑制着培育法治的社会权力。因此,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二元分野程度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升水平。在构建以法治为中心国家现代化治理过程中,要承认法治与人治、德治在我国将长期"三治博弈"。任何治理模式都存在成本问题,要对法治成本做好足够估计与承受准备,这将有助国家治理方式的最终定型。在我国社会生活领域,我国尚不发达的法治生态环境为非正式规则的存在提供了土壤。对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何调适及调适的结果也将影响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提升水平。     

财政分权下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路径选择与制度构建

财政分权是地方政府债务的逻辑起点。只有财政分权体制下,才可能存在地方政府债务问题。财政分权及其决定的分权式治理,构成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基本路径,决定了财政分权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地位,以及分权式治理作为债务治理的制度主体地位。夯实债务治理的制度根基,应当实现地方事权配置的合理化、法治化,重构地方税体系和地方税权,优化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并且积极推进政府投资的法治化。确立分权式治理,应从基于举债权控制的权力配置、以债权人为主体的市场约束,以及以纳税人为主体的民主监督三个方面,构建分权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制度。     

杨光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实际上是政治现代化的另一种表述，在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具体而言，就是要实现包括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现代化，建立协商民主体系，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和协商民主发展，对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至关重要。法治与协商规定了权力运行的方式，有利于防止权力部门滥用职权、滋生腐败，同时为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普通民众参与治理提供了依据和途径。     

财政权利的逻辑体系及其现实化构造

财政是权利的保障。为精算权利的成本,应建立权力人与权利人共商的议价机制,财政法研究亦应突破传统权力视域,植入财政权利的思维。财政权利的理论渊源,根植于国家与人民之间的财政信托关系,并立足公共财产本身的控制权能与受益权能,可凝炼为防御性和受益性的财政权利体系。类型化解构上,财政权利可考究为以选择性与利益性为深层次要件的价值体系、以排他性与衡量性为建构性解释的规范体系,这是形成财政权利体系的法理基础。结合转型期中国财政法治实践状况,防御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化构造应加快落定财政法定主义、财政议定主义的客观防御,并准确施加财政知情权、财政参与权、财政监督权的主观防御;受益性财政权利的现实化构造应推进达成财政民生主义、财政公平主义的受益屏障,并从立法、行政与司法方面全面落实受益权利的保障义务。     

预算监督与财政民主：人大预算监督权的成长

新中国六十年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仅建构了有中国特色的公共权力的内部结构体系,而且初步实现了限制公共权力、保障人权的宪政基本价值目标。各级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履行财政立法权、监督权,推动了财政民主的发展。笔者采用预算改革政治学和规范法学的方法,剖析人大监督权力从理想走向现实化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重大的法治与宪政意义。     

土地财政的行政法治视阈

中国模式的土地财政危及了国家经济安全,阻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只有依照市场经济法治国家对行政权力的规制原则,清晰地界定政府与市场、公民、企业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各种应然关系,加速土地财政向公共财政的转型,加强对行政权力的立法监督、民主监督、人大监督,建立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政绩评价体系,才能够从根本校正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土地财政利益的行为,才能为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供强大动力和体制保障,才能实现社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加快法治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加快法治建设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治理"的提出,表明治国理政所倡导和主张的是"治"而非"管"、更非"统"。治理的构成要素应当是基于一种可实现的"效治",一种符合文明价值的"善治",一种实现公平正义效果的"法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种新型的现代化,其核心和难点是实现法治,全面、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浅谈地方人大在依法治国中的作用——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

今年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回顾总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和丰富经验,展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光明前景,目的是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发展好,充分发挥人大存依法治国中的重要作用,拿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闭家。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依法治国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关系。依法治国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核心是要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坚持和实行依法治国,可以从宪法、法治、立法、依法执政等多方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为此,应当根据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强化法治权威和良法善治,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完善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推行法治建设指标体系,在加快建设法治中国进程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国的大学治理:法治意义及其实现

法治蕴含丰富的价值内涵,依法治国已成为治国方略被写入宪法。运用法治思维、价值与方法推进我国大学治理,有利于实现大学的目的与理念。我国大学治理中的法治缺失明显,应当从制约行政权力、保障学术权利、形成独立的法人治理结构出发,建立在法治架构基础上的大学治理的确定性、规范性与合法性。     

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

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立了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基本命题。从理论上阐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应当立足于主体、价值、规范等三个基本维度,遵循“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要求,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到国家治理多元实践主体,坚持制度之治、人民立场、良法善治的判断标准,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总抓手,构建多元融合、契合地方的国家治理规范体系,以法治为依托把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关于反腐倡廉的法治思考

反腐倡廉是我国发展之必然,但是要取得反腐倡廉的持续有效性,需要法治之保障。法治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的最优手段,以法治制衡权力,可以防止权力异化;法治可以规范政府权力,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法治可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确保民众反腐权利;法治可以促进依法严惩腐败,加强国际反腐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