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可能性”要件:遵从抑或摒弃?

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一般以患有精神疾病且对本人或他人具有危险性为条件,"治疗可能性"是否应作为强制医疗的条件,理论和实践均存在较大的分歧。出于公共秩序之维护,摈弃"治疗可能性"要件呼声的日渐高涨,但基于精神病人权利之保护仍有必要将"治疗可能性"作为强制医疗的要件,而对于无治疗可能、具有危险性的精神病人应通过其他社会控制机制予以解决,而不应纳入强制医疗的范围。     

涉案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研究

精神障碍患者屡屡暴力侵害他人和社会,目前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刑法》第18条规定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必要的时候应当强制治疗。实践中强制医疗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强制医疗立法、执行主体、解除、经费保障等方面存在问题。完善强制医疗立法、明确强制医疗执行主体、畅通强制医疗出口、建立强制医疗费用区域结算机制有利于精神病人强制医疗问题的解决。     

新《刑事诉讼法》视角下强制医疗问题探析

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专章设置了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特别程序,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相继对其进行了细化,为肇祸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的规范化提供了程序性保障,彰显出我国对精神病人的重视与关怀.然而鉴于该程序首次入法且条文稀疏,仍存在着适用对象范围狭窄、涉案人程序性权利缺失、救济机制运行不力等一系列问题.借鉴域外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结合我国具体情况,以立法精神为导向,明晰强制医疗适用范围、填补程序性缺陷,保障涉案人程序选择权、完善救济措施是强制医疗特别程序获得实效的必要步骤.     

“合理使用”的性质:著作权的例外还是合理使用权

“合理使用”作为著作权的例外的制度设计能够保障社会公众对他人作品的合理使用利益,不需要依据泛权利化的逻辑将其规定为“合理使用权”;作为法益的合理使用并不具有权利化的构成要素和必要性。环境利益的保护历史表明,要想真正实现著作权法对作品创作者、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作为使用者三方利益的有机平衡保护,切实有效的方法是通过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以制度化的方式体现和保障作为相对弱势群体的社会公众利益表达的组织载体与话语权,而不是执着于权利化。     

法律的性质:一个法律经济学视角

法律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共同的理论错误,是将法律的性质误认为一种定价体制,将法治的代价错归为一种交易成本,将法律的边界依照与市场等定价体制的替代关系来确定。究其原因,在于没能在理论上揭示"交易成本过高"与"权利界限不清"之间的内在关联,造成了错误的概念区分。两者其实是一回事,都是因利益分歧产生的"权利争议",而非因价格分歧产生的"市场替代"。法律的规则选择,并非替代市场的权利定价,而是先于交易的权利定界。法律的性质,是权利的定界,而非权利的定价;是利益分配,而非资源配置。法律的利益分配和权利界定,不同于私人主体通过达成契约自愿实现的利益交换,而是公共权威通过规则选择强制安排的利益分配。司法救济的法定价格,不同于市场价格,实质是一种利益分配(和再分配)的司法强制。不论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界权都不是简单的校正正义问题,而是分配正义问题。前述理论错误都源自于忽视"界权成本"。法律的边界,不是取决于不同定价体制的边际交易成本,而是取决于不同界权选择的边际界权成本,取决于法律界权的供给需求关系,取决于法律与其他界权体制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法律的边界与市场这一定价体制及其交易成本无关,界权成本与交易成本的经济学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     

“被精神病”事件的预防程序与精神卫生立法

为了解决近年来频频出现的被精神病事件,我国需要加快精神卫生立法进程。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不需要重复规定精神疾病的医学诊断标准,但需要确立一个能使现行医学诊断标准和治疗护理规范得到有效执行的正当程序。《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应当依据国际公约《保护精神病患者和改善精神保健的原则》明确规定,只有法院或者依法设立的具有司法机关性质的独立主管机关才有权宣判精神病并决定是否需要对精神病人实施强制医疗;同时,应当承认精神病人始终具有法律上的权利主体资格和权利能力,切实保障当事人通过司法程序为自己正名的诉讼权利。对正常人恶意进行强制医疗的,应当按照刑法的相关规定严格追究其刑事责任。     

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的要素考察

作为一种授权性规范,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不仅是一种形成权,而且是保险人的抗辩权;作为一种利益失衡的矫正方式,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既是保险人的权利,又是对保险人的权利限制。从立法的指导思想看,保险合同法定解除权在投保方与保险方之间的"倾斜性"配置原则体现了对保险合同当事人利益平衡的理念。在行使规则方面,我国保险立法应当在解除权的行使相对人、行使方式、行使期间上予以细化。     

如何避免来自精神病人的侵害

正据中国医师协会精神医师分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重症精神病人约1600万人。时至今日,精神病人伤人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问题,成为世界各国的法律难题。我国对精神病人采取"自愿就医"原则。许多家庭对精神病人疏于管理、治疗,任其游荡在社会,致使精神病人伤人事件从偶发演变成频发。2014年1月1日,我国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适用强制医疗的规定实施一年后,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受理6起申请强制医疗案件,案情涉及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绑架、抢劫、妨害公务等暴力行为。以下为其中两个案例。     

从“被精神病”事件论我国强制医疗法律关系的构成

由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出台一部有关收治精神病人的法律规范，对精神病人的认定、监护．强制治疗手问题缺乏明确规定，近年来屡屡曝出“被精神病”事件，那些被经过规范程序收治的“被精神病”者，人身自由被限制，身体健康彼伤害，合法权益被剥夺，当事人遭遇投诉难、申诉难、出院难，索赔难，成为一个引人关注显著的社会问题。本文就强制医疗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行政管理相对人，各享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如何平衡维护各万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做以论述。     

完善侦查程序立法的三个重点问题

目次一、人身强制措施(一)强制到案(二)强制候审二、侦查取证措施(一)我国侦查取证活动的法律意义(二)现行侦查取证立法的主要缺陷(三)完善侦查取证立法的建议三、律师帮助制度四、结束语从法治的角度来看,如何在侦查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保障适度的平衡,一直是侦查程序的核心问题。围绕这一核心,不断完     

精神疾病鉴定意见审查判断

新刑事诉讼法中首次专章规定了特别程序,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等。精神病人强制医疗程序对当事人的财产权、人身权等有重大的影响。在适用时必须注意对当事人权利的保障。近年来精神疾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多,因此对精神病患者进行收容治疗,不仅仅可以维护社会安宁,而且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疾病鉴定意见又是法院决定适用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措施的重要原因。     

非法拘禁行为的司法认定探讨——以《精神卫生法》立法规定为视角

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将"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规定为非法拘禁罪,将会受到刑罚处罚。在法学界也一直不乏对非法拘禁行为的司法认定的讨论和研究,比如索债性非法拘禁行为的构成要件和认定标准等,但随着媒体报道和我国《精神卫生法》的出台,一种新的行为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即对非精神病人强制精神病治疗(俗称"被精神病")的行为。"被精神病"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拘禁,是否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38条的规定,应否受刑事处罚,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强制采样与人权保障之冲突与平衡

强制采样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和隐私权等之间存在紧张的冲突关系。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法治国家关于强制采样的立法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将强制采样作为一种独立的侦查行为,并对强制采样的适用对象、程序、被采样人的权利保障及救济机制等做出规定,以实现强制采样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知识产权的观念：类型化及法律适用

以知识产权为主的无形财产日益重要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知识产权也是传统财产权的延续,但我们今天不仅面临着知识产权类型化困难问题,而且在自然权利、他人利益和社会正义之间存在着利益平衡的法律难题。因此更加需要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和观念,在司法过程中通过传统民事法律制度实现知识产权立法的目的。     

侵权行为违法性的判断标准

根据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然法原则,将致他人损害的行为原则上认定为违法行为,这种违法性判断标准过于宽松;根据法律未禁止即为许可的自由观念,将致他人损害的行为原则上认定为合法行为,这种违法性判断标准又过于严格。法律应当区分权利与权利以外的利益,对于侵害权利的行为,尤其是侵害绝对权的行为,损害即违法;而对于侵害权利以外的利益的行为,法律未禁止即为许可。二元的违法性判断标准能够平衡保障权益和保护自由这两大价值目标。     

无形财产的理论和立法问题

文章认为 ,无形财产本质上是一种权利 ,它与有形财产从权利角度而言是相同的。无形财产的存在实际上是传统“物化思维”的产物 ,它能有效地界定利益、扩展财产范围并对传统财产权体系理论造成冲击。作者同时指出 ,从“权利”和“行为”角度去分析财产、统一财产权的理论是未来财产权理论发展的方向 ,其中对英美权利分析理论的借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作者认为 ,无形财产的立法实际上涉及到整个财产权体系的立法问题 ,随着权利的多元化、客体的虚位和国家强力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财产权立法体系将出现专门化、分散化的趋势。     

基于均衡原理探索环境利益可持续发展的立法设计

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经济利益与环境利益的失衡以及按照时间、空间、权利主体三个维度划分的不同群体间利益分配的失衡,是环境问题无法遏制、得不到有效解决的根本所在,而法律的利益调整功能决定了环境立法在实现环境利益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角色。通过对环境法律的某些立法原则进行调整——优先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环境利益、经济不发达地区和公众;完善公众利益诉求的表达机制等,可以重塑环境立法的供求均衡、达到利益平衡的目的,借助符合“公平”精神的环境立法助力环境利益的可持续发展。     

上访者“被精神病”现象的法社会学思考

出于维护稳定,凸显政绩等原因,某些基层单位将偏执性上访者作为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事例时有发生。实质上,病理学上的精神病与人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理解截然不同。作为遏制长期上访者措施的创新,"被精神病"现象的出现,恰恰昭示了政府服务理念和角色的不适应,行政权力的监督无力以及精神卫生统一立法的滞后。     

信息权利和资料库的立法保护:欧美资料库立法现状述评(续)

四、资料库立法中的利益平衡 上述权利确定的几个原则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各种利益的平衡,知识产权立法尤其体现了这一点。欧美资料库立法赋予其不同的权利,在本质上反映了欧美在这一问题上的利益偏向,不同的利益主体的相互制衡。 比较而言,欧盟国家在资料库是否应受保护问题上并无太大的争论,引起关心的是版权法能否扩展到所有的资料库上,特别是那些完全靠辛勤劳动获得的资料库。欧盟资料库立法也很顺利,从草案到生效文本,基本没有     

刑法中的精神病人问题研究

刑法中的精神病人问题包括作为刑事加害人的精神病人和作为刑事被害人的精神病人问题两个重要方面。其中重要的是精神病人作为刑事加害人责任判断问题和作为被害人精神病人的同意问题。刑法中关于精神病的界定、精神病人犯罪预防和保护制度的构建设计,对作为刑事加害人的精神病人责任、被害人的精神病人权利保护,对预防精神病人犯罪、保护精神病人的人身和权利,维护社会治安,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