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阶层背景与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

本研究利用2007年"阶层背景与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的抽样调查数据,依据结构嵌入的分析视角,探讨了嵌入于阶层背景中的性别结构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取的影响。研究发现,阶层背景和性别对本科毕业生职业地位获得都具有显著的影响,性别对本科毕业生地位的影响因阶层地位的高低而存在差异。优势阶层子代本科毕业生更容易获得优势职业地位,在性别制度和阶层结构的作用下,来自权力阶层的女性本科毕业生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拥有较好的机会结构,但底层女性本科毕业生的机会结构遭受到弱势性别和弱势阶层地位的双重挤压。     

收入不平等与家庭教养方式选择:事实与机制

家庭教养方式是影响子女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四期调查数据分析了收入不平等对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显著提高了家庭教养方式的密集度。异质性分析发现,收入不平等对子女是男孩、母亲受教育程度高中以下、低收入及农村家庭的教养方式影响明显。机制分析表明,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通过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来影响教养方式的密集度。另外,在控制代答人特征、更换教养方式指标及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情况下,结果依旧稳健。研究结论表明,收入不平等增加了家庭对子女未来经济状况的担忧,提高了教养方式的密集度;对该群体教养方式提供指导和帮助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因家庭教育投入差异引致的教育不平等扩大。     

家庭传统文化资本对农村青年阶层跨越的影响研究——以鲁西南H村和M村为例

拥有较低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农村青年要实现阶层向上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文化资本。与布迪厄意义上的高雅文化资本不同,本研究以家教、家风、家传等家庭传统文化资本作为分析农村青年实现阶层跨越的工具。通过对鲁西南H村和M村接受高等教育或经商等方式实现阶层跨越的人口比重和各自家庭与村庄家族所拥有文化资本的对比,重点分析父母的文化素养、习性,家庭教育期望,家庭教育投入,村庄家族风气等在农村青年向上流动中的作用。尽管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农村青年在入学和流动机会等方面与城市青年之间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但是在机会和学校教育资源稀缺的前提下,坚韧、执着的农村父母通过对孩子的鼓励、期望和对教育时间的投入,再加上村庄家族风气潜移默化的影响,仍然帮助无数农村青年获得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实现了阶层的跨越。     

当代青年的职业流动:基于多代视角的考察

社会流动中多代效应的核心议题是祖代社会地位是否会直接影响孙代社会地位的获得。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当代青年人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研究发现,祖代职业阶层显著正向影响孙代初职职业阶层的获得,对孙代现职职业阶层的获得则无显著影响。此外,教育程度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祖代职业阶层通过影响孙代的教育获得、初职获得而间接影响孙代的现职获得。虽然多代流动效应只存在于初职获得,但未来多代效应扩大到现职职业阶层的风险将增加。     

农村地区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因素分析--以河北承德农村地区为例

本文基于河北农村地区的实地调研对农村地区家庭教育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分析结果说明:在农村家庭影响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的主要因素有:母亲对子女表现的利他程度、母亲在家庭决策中的地位、教育投资费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父亲的受教育程度。母亲在家庭中的决策地位与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同时影响子女教育投资,文化程度高且在家庭地位高的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积极促进作用。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的影响要大于父亲,因此,提高农村妇女受教育程度、提高农村妇女的社会、家庭地位对改善农村教育、改变农村落后局面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教育投资费用与父母对子女教育投资成反向关系,收入对子女教育投资的影响是不显著的。     

浅析中国社会分层与教育平等问题——以城市外来人口受教育中的困境为例

城市外来人口作为社会阶层分化中的较低阶层,其在经济、文化、社会资本中与社会中的较高阶层的差异较大,由此面临的教育不平等问题更严重、更具有代表性。通过采用布尔迪厄的社会、文化、经济资本理论,具体分析城市外来人口在受教育过程中所遇到的困境。     

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家庭背景对男性和女性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1年"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地位获得模型分析,考察了教育地位获得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并重点探讨了家庭背景因素——包括父母教育水平、父亲职业地位、户口身份和家庭经济条件——对男性和女性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家庭背景因素对女性的教育地位获得的影响明显大于对男性的影响,即,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更易于受到家庭背景的局限,出身于较差的家庭环境——特别是生长于农村或来自农民家庭——的女性的受教育机会明显少于其他人。     

转型期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013CGSS的一项经验研究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检验社会经济地位、居住空间等结构主义变量和家庭背景、相对剥夺感等建构主义变量对农村青年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中国农村青年的阶层认同特点为"中层及以下阶层认同";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居住境况越好、家庭经济地位评价越高,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高;而相对剥夺感越强,其认同的阶层地位越低。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分配机制,以及提升农村青年获得财富的能力,从而提升农村青年阶层的阶层认同。     

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选择:来自体制与父代的影响

本文运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的创意阶层理论,采用职业分析方法,分析了中国创意阶层的职业流动情况。运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采用二项logit和多项mlogit模型分析发现,教育程度、阅读习惯和工作的自主程度几乎都具有显著影响。加入体制因素后发现,在体制内和体制外,成为创意阶层具有不同的影响机制。在体制外,农业户口、工作年限越长的男性更有可能成为创意阶层。此外,父亲的职业地位对体制内的子代能否成为创意阶层具有显著影响。母亲的职业地位虽然没有显著影响,但通过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也影响着体制外的子代的职业选择。     

相对资源理论与夫妻权力关系的阶层差异分析——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

文章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采用多分类logit模型,分析了不同阶层家庭中,相对资源理论对夫妻权力关系的解释力。研究发现:相对资源理论能有效地解释夫妻权力关系,夫妻的收入差异、教育差异和职业地位差异对夫妻权力关系格局影响显著;夫妻权力关系在中国体现出阶层差异化发展特征,中下层家庭更加注重夫妻间经济物质资源的比较,中层家庭则看重夫妻间经济、文化等资源的综合比较,在中上层家庭中,相对资源理论解释力较弱,更趋向性别平等实践。     

社会分层与情感不平等再生产——兼论学生情感公平及其实现

情感不平等是当前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社会学认为社会分层与情感不平等关系密切,是学生情感不平等的社会根源,其中社会经济地位、权力、教育和家庭均是影响情感不平等的社会因素。学生情感公平的实现对缩小学生之间的情感差距、促进教育的实质公平实现、通过促进教育公平来推动整个社会的基础性公平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明晰判断标准、确定测量方法、划分责任主体和加强社会情感学习实践是实现学生情感公平的重要途径。     

农村教育竞争兴起的逻辑——从“读书的料”到“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阶层分化背景下农村教育竞争现象兴起且日趋激烈化,在实践形式上表现为择校报班、母职陪读、父职配合与家校关系经营,可从教育责任伦理变迁视角来解释其兴起逻辑。教育责任伦理意旨政府、学校、家长和学生四类主体在教育服务资源供给、教育过程与学生学业成就上的责任归属秩序,可通俗理解为：谁应为学生教育发展负主要责任？在农村教育资源配置模式开放化、教育资源质量结构等级化的“推力”与家庭教育发展任务刚性化的“拉力”中,教育责任伦理朝着家庭化方向发生变迁,从传统“读书的料”变成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它为家长全面参与教育提供了价值合理性,并在县域开放的教育环境中不断刺激家长教育竞争实践,由此推动农村教育竞争兴起。教育责任伦理家庭化也意味着农民子女教育阶层流动模式日渐从学生个体奋斗转变为家庭组织化动员,家庭成了新时期教育不平等扩大和再生产的前沿阵地,亟须引起重视。     

人权视野下的社会分层

社会分层是社会有价值物的分配而形成的不平等体系,其本质特征是不平等。历史上许多社会分层制度都是建立在对特定阶层的人权的限制和侵害的基础之上。社会分层体系一旦建成,处于上层地位的人可能采取限制甚至侵害下层人士人权的方法巩固和保护自己的上层地位。人权精神是平等,但是社会分层和人权既会产生矛盾也会相容。因为人权追求的是展示和发展差异或者说不平等的平等权,人权精神要求的社会分层是一种保障平等人权的不平等体系,是一种尊重所有基本人权的社会分层。     

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与干预路径选择

教育不平等是教育制度形成的不公正差异,教育不平等是以出身、天赋、才能、家庭、种族、文化背景、学习成绩、人生理想等区隔、歧视、压制、排斥与贬低某一部分人的教育体制及其方式。这将导致中国教育的偏颇,使得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复兴中华民族的宏伟愿望难以实现。基于此,本文深入分析了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及其干预路径。本文认为,教育不平等的心理机制是由于社会经济背景测量中父母等级地位测量的缺乏而导致的可能对于学校教育影响的高估和家庭中父母的自证预言效应;身体机制则体现为教育对象的不良身体健康状态及其被贬低的行为习惯。针对教育不平等的身心机制,本文提出了两种有效的干预路径,即传授知识增长论和构建多元评价体系,这将为完善教育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教育机会平等与低收入阶层代际延续关系分析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代际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传递效应,多数子女依然滞留在与父母相同的收入组群。教育是一种重要的代际流动机制,可以改变个人命运。但教育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严重分配不公,低收入阶层的教育机会与高收入阶层差距很大,机会不平等,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下一代仍然收入不高,仍是低收入者。应当发挥政府、市场、社会力量等各方面的作用,促进低收入阶层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减少低收入阶层代际延续。     

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儿童的家庭教育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武汉市853份样本的分析

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及其影响因素是一个被忽视的重要问题。本文运用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采用分组比较的相对分布法和回归估计法,比较了流动儿童和城市本地儿童家庭教育的期望、目标、投入、内容、方式和执行者等方面的差异,回归估计了流动儿童和城市本地儿童家庭教育的差异并分析了导致这种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流动儿童与城市本地儿童家庭教育的主观行为没有明显的差别,但他们的家庭教育内容、教育投入和教育方式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影响流动儿童和城市本地儿童家庭教育差异的因素包括家长教育程度、家庭结构、家庭收入、家庭子女数量和居住环境。文章最后提出通过立法构筑流动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支持体系以及消除儿童家庭背景特征差异的政策建议。     

由“绿领巾”事件看受教育平等权问题

最近发生在西安的"绿领巾"事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这种在老师看来是教育激励手段的事件在本质上则严重地侵犯了学生的受教育平等权。通过对受教育权和受教育平等权的内涵进行阐述,以及对我国受教育权不平等的现状进行分析,从而对教育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宪法思路。     

教育与农民工子女阶层再生产——基于北京市8位农民工子女的生命史研究

本文基于北京市8位农民工子女的生命史研究,以他们就读的打工子弟学校教育状况和特点,解释打工子弟学校教育为何在他们阶层流动的过程中充当复制的工具.同时,再从这些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的角度进行描述和分析,最后得出对于他们每个个体而言,是如何在这些社会环境和政策的影响下被再生产的.     

传媒歧视:正在倾斜的社会公器

所谓“传媒歧视”,是指传播者在信息资源分配上的不均衡而造成信息接受的不平等,即指新闻传媒“不能够平等地对待分布于不同社会地位维度上的人群,歧视弱势群体即处于阶层低端和社会边缘位置的人群”。     

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CGSS2013的数据回归分析

本文基于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对影响我国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城乡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普遍偏低;城市居民的阶层自我认同显著高于农村居民;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发现,城乡居民的性别、生活所在地、身体健康状况、个人受教育年限、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住房面积、相对经济地位、总体快乐程度、工作满意度条件等因素都对其阶层自我认同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