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的严峻挑战及其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进入大发展、大调整、大变革时期。中国改革开放的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在整体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新旧动能转换动力不足,产业转型升级缓慢,国内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外部因美国对华战略出现历史性转折和大国竞争、博弈加剧,国际发展空间受到空前挤压。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与"修昔底德陷阱"的双重考验。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任务仍然是为完成结构性改革、经济转型升级以及持续发展,营造可预见的良好国际环境。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我们尤其要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多做增信释疑的工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奋斗。     

中欧博弈新常态与国际安全格局转型

中国和欧洲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安全博弈的焦点。随着新兴国家的群体崛起,国际格局力量对比正在经历持续且深刻的调整,中欧大国的安全博弈也随之呈现出新的常态。相应地,如何准确把握中欧大国关系中安全博弈的新常态以及中欧博弈对国际安全格局走向的影响,并加以前瞻性应对,是中国外交在保障国际安全以及维持未来大国协调进程中必须考量的问题。中国和欧洲在大国安全关系持续协调中的"软博弈"(即国际安全的规范与价值的持续碰撞)与角色互换进程中的"硬摩擦"(即中国与欧洲在世界主导权结构中地位与角色的升降变化),共同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转型期中欧安全博弈的新常态。理解中欧大国博弈新常态之于国际安全研究则需要透过"‘相互依存式主导权’视阈下的国际社会化"这个两者结合的理论棱镜。在安全领域,中国对欧洲的外交也将迎来新的历史机遇,应当引导中欧关系进入国际安全规范重塑和机制建设进程的大方向。     

新时代中国的共同利益论与大国责任论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国际战略发生了诸多重要变化,在思想、理念和战略方面都开拓了新的局面、拓展了新的方向.可以说,新时代中国的共同利益论和大国责任论是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下形成的,满足于中国和平发展的创新性理念.中国的共同利益论和大国责任论各有其发展逻辑,但又在新时代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当中不断交融、相与为一.在这个层面上,共同利益与大国责任的对接实际蕴含着以下三个维度的内容:中国共同利益论的“大国责任导向”;中国大国责任论的“共同利益导向”;国际战略是共同利益与大国责任对接的依托.     

国际体系中的权力转移与中国和平发展国际战略展望

“权力转移”理论以国际政治现实主义为研究视角, 认为权力转移是引起大国冲突的 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原因。其实, 在国际体系中, 大国发展不平衡是普遍的规律, 因而权力转移也是 一个客观的现象, 它能否引起大国之间的冲突与新崛起的国家在一定的国际体系中所选择的国际 战略密切相关。中国选择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 争取做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和建设者, 以“中国道 路”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崛起”并不必然伴生“中国威胁”。     

中日环境合作的历史与未来方向

当前,“减排规则”成为大国政治博弈的焦点,各国纷纷利用谈判、交涉等外交方式,处理和协调气候变化领域的各种国际关系及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参与气候变化问题上的国际博弈来实现特定的战略意图,在有限的资源和环境容量中为本国谋求更大的发展空间.日本的气候外交具有鲜明的实用主义特点,带有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的综合功能属性,突出体现为追求国家权力、实现国家利益,目标是构建亚洲气候规则,主导亚洲经贸秩序.     

国际政治的“二元裂变”与大国关系——以中美日关系为例

国家主义的现实合理性与全球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间的反复较量,推动着国际体系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向“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转变,也使国际政治在国际体系层面、区域层面、大国政治性格层面以及大国关系层面发生着深刻的“二元裂变”.尤其是大国政治性格的裂变导致了中美、美日及中美日关系具有两面性.中美关系具有全球层面的性质,而中日与美日关系则是区域层面的.没有中美在全球层面上的准确定位和健康稳定的战略默契关系的构建,就没有真正的中日主导下的东亚区域合作.     

共生性国际社会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世界关注中国的发展具有必然性,这将是一个长期的国际现象.中国和平发展遵循共生性国际社会内在的发展逻辑,充分利用国际社会中全球体系与国际体系并存而又联系互动发展的历史性机遇,以及史无前例的和平发展空间.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前进,既适应国际社会共生性发展的需要,也将使中国在和平发展道路上越走越宽广,根本上没有复制“强国必霸”的大国崛起传统模式的必要性.中国和平发展既有益于自己的人民,又为推动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贡献.     

美国强大的原因及发展趋势

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从势、道、制、术、器与士（即国际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美国的意识形态与核心价值体系、政治经济与社会制度、科技与战略政策制定、经济与军事硬实力、人才培养与储备机制等方面）进行分析。由于新兴国家崛起，美国单极体系已经终结，美国霸权相对削弱，但是美国仍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维持“一超”的地位。从劳动生产率、基础科研实力及研发投入、高等教育体系、外资投资环境、人口结构以及新兴产业等因素考察，美国经济长远来看仍具有较大的相对优势。未来美国霸权依然存在，美国二战后所确立的以“结构自由主义”为特征的国际秩序是美国霸权能够持久的最重要的基础，也是二战后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能够超越“零和”博弈格局的重要原因。美国对华战略并非遏制，而是“对冲/两面下注”。中美之间存在超越历史上传统大国“零和”博弈的可能，中国领导人提出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议反映了这种战略远见。     

国际社会的负责任大国 ———当代中国的身份诉求与实践建构

1949年以来在国际体系、国内体系以及决策者几个层面力量的综合影响下, 中国的 国家身份几经转换, 从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员到第三世界国家;从一个革命性的体系外国家到现实 国际社会的一员, 从国际社会的正式成员到积极承担责任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20世纪90年 代中期以来, 中国承担国际责任, 履行国际义务, 维护国际秩序, 开始积极构建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身份。当代中国以更加开放、更加自信的姿态融入国际社会, 必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有影响力的、被 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际社会负责任大国”。     

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的逻辑路径与结构效应

回归国际制度是拜登政府外交的重要特征之一,国际制度竞争也是其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国际议题属性干扰、国际议程载体控制、国际制度身份排斥、国际制度规则替代是拜登政府开展对华制度竞争的基本行为逻辑。通过以上四种策略,拜登政府拓展了中美竞争议题的利益动员范围,加速与中美战略博弈相关的国际议题上升成为国际议程,拉拢盟友和伙伴构建排除中国的小多边机制,并尝试通过重构相关领域的规则和技术标准,重塑更加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对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际供应链、基础设施和高新技术领域的国际制度行为进行梳理发现,其对华制度竞争策略符合以上逻辑。拜登政府对华制度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中美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和平的战略竞争,但也使中美制度互动性质从合作转向全面竞争,制度互动方向从接触转向脱钩,将进一步加剧国际制度体系的碎片化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失灵。     

冷战后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

东北亚是世界上几个主要大国的利益交汇地,又曾经是冷战的前沿阵地,因此,各大国之间关系的变化、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环境的变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和世界的多极化趋势,都将对东北亚地区国际秩序的重构产生重大影响.东北亚国际秩序的重构必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过程.从冷战后东北亚地区各大国的利益博弈来看,未来东北亚地区新国际秩序必将建立在平衡各方力量、兼顾各国利益、建立约束机制和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之上.     

中国对国际机制的参与与国家形象的建构

国际机制的参与与国家形象的建构两者存在辩证统一的关系.对国际机制的积极参与有利于国家形象的提升.良好的国家形象有利于对国际机制的参与,及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构建,与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并在其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密不可分.     

当前国际海运硫减排的博弈态势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船舶废气中的硫化物污染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国际海事组织制定了一系列国际海运减排的规章制度,提出了环境保护的战略目标,呈现出"硬法化"的趋势。硫排放控制区的出现是国际海事组织环境治理的制度革新,亦是西方国家环境霸权的必然产物。面临国际海运硫减排,中国面临责任、资金、话语权、监管等方面的履约困境。中国可以在IMO规则范围内,从参与IMO建章立制过程、促进减排科技国际转移、提升提案质量、推动国际合作等方面入手,逐渐形成新的议题与对策体系。     

中国大国外交的突破之年——2016年中国外交

2016年,中国大国外交攻坚开拓,并取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国际影响力全面快速提升,为全球经济引航指路,并为全球治理开出新方案.中国与俄罗斯结成“战略联盟”,联手维护全球战略稳定,中美俄战略关系格局形成.中国“一带一路”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全面对接,进度和成果超出预期,开辟了中国大国外交新境界.     

"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

国际关系中的时间包括时间点、时间段和时间过程。从国际博弈的时间长度来看,既有宏观时间的博弈,也有微观时间的博弈,二者都有可能产生战略性的影响。纵观古今中外历史,把握“战略时间差”虽然不一定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能够做到以更小的代价获得博弈的优势地位。中国的战略安全是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的,过去四十多年中国发展和大国成长战略机遇的获得主要由于技术革命、权力转移和西方的战略失误三个因素,但中国在新时代需要主动通过把握和运用“战略时间差”来塑造战略机遇。从总体战略来看,中国仍然需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彰显中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时的世界担当;要尽力争取所有的国际博弈尤其中美博弈为正和博弈,以化解既有主导国对正在崛起的中国的担心和不信任;关键还要着力中国的内部发展,这是获得战略机遇期的实质性内容。把握所有“战略时间差”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世界舞台上和平崛起。     

从国际责任的认定与特征看中国的国际责任

国内学者已就“负责任大国”和“中国的国际责任”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讨论。笔者认为，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国际责任”的不同认定来源及其基本属性，尤其是广义国际法意义上的“国际责任”应成为自我定义及他方定义“国际责任”的主要依据。鉴于“国际责任”是一个复杂而充满争议和矛盾的概念，我们应慎重使用“负责任大国”、“大国责任”及“国际责任”等概念。相比之下，采用“国际贡献”和“国际共同责任”等说法更为恰当。     

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与合作共赢的外交原则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规范,是以“平等、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为基础的. “平等、民主、自由”观念的普及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但这并不是人类最高层次的价值观,也不是不可超越的价值观.中国古代的“仁、义、礼”近似于现代的“公平、正义和文明”,这三者分别是高于“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价值观.作为一个全球化时代的崛起大国,中国应借鉴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精华,在国际社会倡导“公平、正义和文明”的价值观,并以此指导建设新型国际规范.     

中国国际角色的转换与国际社会的认知

角色具有客观和主观的两重性规范。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性是依据自身实力的角色定位,但这种客观角色定位常常被国际社会错误领会和认知,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角色的主观建构与中国国际角色的客观定位有很大的偏离,从而造成中国与其他行为体之间的角色紧张和冲突。“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与这种偏离存在着直接的关系,而这些错误认知来自于美国等西方大国对中国过去的国际角色和现存国际体系评判的固化,这种固化忽视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国际角色的不稳定性,也忽视了中国国际新角色的时代背景和发展条件。     

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第二届UIBE国际政治经济高端论坛综述

在全球性的跨国问题此起彼伏、全球治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方兴未艾、国家治理面临的挑战趋于多元化、大国竞合博弈呈现多层次宽领域态势之际,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到底有何联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关系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中国应如何参与、塑造国际制度?为探讨影响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走向的这些重大问题,2015年1月17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了以"国际制度与国家治理"     

中美战略对话机制的发展及其解析——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新探索

国际关系理论大多认为,国际关系史是一部大国兴衰的历史,大国兴衰及所由带来的国际格局转换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的互动及轮替也因此成为国际关系的经典命题.中国和美国被认为是当前国际体系转型进程中的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处理好彼此关系不仅关系到中美两国的国家安全,而且关系到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与稳定.21世纪伊始,中美为了各自战略需要,全力打造双边战略对话机制,为建立新型双边关系构建了新的平台.本文对中美战略对话发展历程、产生原因及其对双边关系、国际关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并认为这一机制的建立是国际体系转型时期处理当代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关系的积极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