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的“新型”最为重要——新的全球治理如何可能

旧的全球治理,即国际治理,在回应日益增多增大的全球问题、全球挑战上有着许多失败的记录。新的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是很清楚的。但是,新的全球治理到底"新"在何处?新的全球治理应该是关于全球问题和全球挑战的新的理论与实践。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新的全球治理,国际社会如何找到全球治理的"新型",即走向有效的全球治理的方式、手段和模式上的创新。当前,下述三个同时展开的进程可能导致全球治理的转型:第一,改革现存的国际制度,增加新兴大国在其中不可或缺的作用。第二,发展诸如二十国集团这样的相对理想却初生的全球框架。第三,在联合国主导下,建立一系列针对日益增加的全球问题的新的国际制度。中国等新兴大国构成全球治理转型的主要动力之一。在一些具体的全球治理领域,诸如冲突后管理、金融治理、地区治理,这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务实而有效的全球问题解决方案来增强它们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     

全球治理中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与中国参与——基于WTO、CPTPP和RCEP的比较分析

世界各国在跨境数据流动方面制定的不同规制造成了数据流动壁垒,但数据流动的全球性、数据要素市场的依赖性以及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均呼唤国际社会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全球治理。鉴于充分的国际法治供给是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基础,我们应当构建以"善治"为宗旨、以"规则导向"为目标、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为归宿的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三维框架,借此阐释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的应然状态。当前,国际法治供给不足与需求旺盛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是造成跨境数据流动国际法治贫困的主要原因,虽然WTO、CPTPP和RCEP等多边和区域机制对规制跨境数据流动均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制度回应,但仍存在多边规制发展滞后、区域规制碎片化以及共识性合作缺乏的治理困境。本文认为,在三维框架的指引下,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应坚持从区域规制向多边规制的形式转型、从"软法"向"硬法"的性质转变,并且一定要明确宽泛灵活性规则的明晰适用机制。中国在参与跨境数据流动全球治理时,应将国内规则外化的接轨性法治建设与国际规则内化的对接性法治发展相结合,以不断提升中国在全球数据治理领域的制度性话语权主张能力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     

全球治理变革与全球学学科的构建

本文细数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所面临的各种危机与挑战,并考察了学界提出的应对大思路:全球深度治理变革、全球法治、全球行政、世界政府与全球公民社会之路径.于此基础之上,本文提出并总结了全球学学科构建的方法论革命——方法论全球主义；以及学科构建的主要路径:跨学科-多学科路径、整体性路径、多范式路径和全球关系研究路径,并综述了全球学学科之可能的知识范畴框架——以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为逻辑起点,经过众议题研究,达致全球秩序之逻辑终点的学科范畴体系.     

浅谈全球治理理论及其制度治理实践

国家间相互依赖的日益发展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的日益凸现 ,使得全球治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全球治理的问题正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它不仅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的理论问题 ,更是目前国际政治中一个十分紧迫的实践问题。本文首先对全球治理的概念进行了界定 ,论述了全球治理兴起的原因 ,并引入国际制度的概念对这一全球治理途径进行了阐述 ,最后对全球治理理论与实践做一个整体评价     

“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近年来"全球治理"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与讨论。目前,中国综合国力迅猛发展,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俱增。与此同时,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大大提高,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加深。因此,在当前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探索全球治理对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安全等机构的治理改革,增大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秩序重塑进一步展开

2015年是当代国际关系发展演变进程中极为特殊的一年,适值二战结束与联合国成立70周年,加之金融危机与中东剧变两者的"后遗症"叠加发酵,致使全球及地区秩序重塑深刻复杂,秩序主导权之争更为激烈.新兴与老牌大国力量消长有所反复,国际组织与规则变革加快,热点地区激荡多变,全球治理博弈加剧.     

核安全峰会与核安全全球治理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以来,为应对核恐怖主义对美国国家安全造成的严峻威胁,提升国际社会应对核安全威胁的能力,重塑美国在核领域的领导地位,积极推动由各国首脑参加的核安全峰会。经过四届核安全峰会,国际社会在促进凝聚核安全共识、设定合作重点并推动核安全全球治理的建章立制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果,但也面临着在后峰会时代保持国际合作势头、明确和完善核安全全球治理范畴以及进一步完善均衡的核安全全球治理机制等挑战。为确保核安全全球治理在后峰会时代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应在治理范畴方面分清主次,在治理模式方面坚持全球合作治理与国家治理相结合,发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心作用。拥有大量核材料与先进核安全技术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负有特殊责任,理应发挥表率作用。     

全球治理:中国的战略应对

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作用越来越突出,我们需要开展基于中国视角的全球治理研究,尤其是要制定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该战略应在理论上阐述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世界观,在实践上提出中国解决全球性问题的方案,并应具有综合性、着眼于长远、现实可行且能够为其他国际行为体所接受和分享.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中国与国际规则制定、中国与现存国际制度改革、中国与地区问题治理、中国的国际领导等议题应是中国的全球治理战略回答的问题.     

“全球公地”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公海、国际空域、太空等全球公共区域——"全球公地"的重要性和脆弱性日渐凸显。为真正实现"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民主化和公平性,中国不仅要主动参与"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讨论,还应积极参与维护"全球公地"安全的实际行动,以及"全球公地"安全治理的改制与建制工作,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维护"全球公地"的开放和稳定。     

中美摩擦的国际规则之争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中美之争是全球治理陷入当前困境的外在表现。全球化发展至今,军事等传统安全问题已经不是全球治理最大的困扰,如何在全球权力结构变化之下调整治理思路、模式以应对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具有跨界特征的问题才是当务之急。现有的全球治理具备了奥兰·扬所提出的国际制度变迁的内部矛盾、权力结构变化、外部压力等要素,已处于明显变革之中。与全球治理并行推进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简称"2030议程"),以新型伙伴关系合作、多元化等核心理念获得了全球最大范围的支持,并由于具有显著的外部性而承载着全球治理的责任。"2030议程"在理念普适性和目标务实性方面的优势,为全球治理以可持续治理为新内涵实现理念的转换和相关实践提供了机会。但不可忽视的是,目前主导力量不足以及公共产品匮乏的现状,将严重制约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落实。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导,沿着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推进相关国家、地区的有效发展和治理。~①中国在主动提供治理公共产品的同时,不断以"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和多方参与分享的创新理念提高相关国家的参与能力,为国际可持续治理培育和储备支持力量,并推动解决治理变革的关键制约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不断得到全球认可和支持,全球可持续治理将不断从中获得现实和潜在的改革动力。因此中国可以更多的担当,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角度,通过理论的完善和实践的充实,将"一带一路"倡议定位于全球可持续治理的中国方案。     

论全球治理与国际法

全球治理是解决全球问题的重要途径。它超越了以往的国家治理及国际治理模式,是一套全新、更有效的管理和解决全球问题的国际制度。构建能够为国际社会共同遵守,对全球公民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是进行全球治理的关键和前提。     

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

国际战争是全球治理中不可回避的议题,深化对其合法性的认识和考量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认为,全球治理视角下的国际战争合法性,是国际社会依据一定标准,对国际战争权力和行为的自愿赞同与认可。理念价值、国际规制、协商赞同是形成国际战争合法性的三大源泉基础。而通过对国际战争合法性基础权力特性表现的分析,可将国际战争合法性程度划分为合法性充足、欠足、缺乏和丧失四个等级。     

试论全球治理、亚欧会议及中欧合作间的相互关系

本文在考察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上,分析全球治理与跨区域性合作机制--亚欧会议之间的互动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审视全球治理视阈中亚欧会议对中欧关系的影响.本文认为:全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是相辅相成的,两者都是试图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进程中,从无序的国际体系中寻求某种秩序,而亚欧会议则是全球治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同时,亚欧会议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对中欧合作产生重要的影响,其中包括促使中欧合作更多地强调多边协调,扫除中欧合作的意识形态障碍,促进中欧合作超越以"多极"制约"单极"的权力政治观念,以及推进中欧在公民社会领域中的合作,而这一切又对全球治理具有很大的正面影响.     

后疫情时代下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面临的挑战及中国选择——基于实验主义治理视角的分析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性危机,新冠肺炎疫情以极端的方式镜鉴了人类社会所面临“黑天鹅”与“灰犀牛”事件的层叠交错,并凸显了当前全球治理体系中的“供需鸿沟”。作为影响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变量,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世界格局与国际秩序中各种要素的变化及其作用机制的发生。其结果是,在后疫情时代下,国际权力结构变迁下的国际秩序“漂流”、地缘经济秩序强化下的“经济主权”回归、机制碎片化加剧下的全球治理“肌无力”以及国际共识弱化下的“价值基石”瓦解等要素的交织共振,将催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加剧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新型的多元主义治理理论,实验主义治理被视为是不确定性情景之下,解决治理有效性与合法性难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借鉴实验主义治理的价值理念、运行机制及实践经验,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提供新思路。有鉴于此,本文认为,中国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对价值理念和框架性目标的共塑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革、以治理机制灵活性的增强来提升全球治理体系的效用、以经验知识的生产与交换来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自我学习、以国际评估的设置与完善来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优化,继而在渐进性探索的实践中,更好地应对不确定性倍增的全球治理难题。     

国际反海盗行动与全球治理合作

冷战结束以来,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全球治理议程在国际社会兴起.然而,全球治理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密切关联,对其性质和目标理解上的偏差,合作架构的困难,也导致既往的全球治理走向碎片化,降低权力结构的作用,忽视国家尤其是大国合作的基础性作用.有效的全球治理仍有赖于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和能力,有赖于大国、国际组织以及非政府行为体等不同行为体在全球治理中的合作.国际反海盗行动为全球治理的有效合作提供了例证.     

动力与目的:中国在全球气候治理中身份转变的成因

本文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视角下,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身份由"被动参与的发展中国家"发展到"积极贡献的新兴大国"的原因;在"转变动力"与"转变目的"分析框架中,选取国际制度和预期目标作为解释变量,分析治理身份转变的因果机制;在"德班平台谈判"期间,揭示中国治理身份和行为偏好转变原因。本文强调国际制度对中国外部身份认同的激励和内化作用,建构预期目标对中国内部身份偏好影响路径,认为三者在动态循环中达到"内部结构均衡"。     

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

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推动全球治理进入了新阶段,为治理机制的变革带来了压力和契机.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必要性,梳理了当前治理机制变革的广泛实践,并从"建制"和"改制"两个方面提出了危机后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的趋势.在建制方面,正式国际制度和非正式国际制度相结合的模式成为当前治理机制建设的新趋势;在改制方面,改革现有机制的决策机制和问责机制成为机制改革的新重点.最后,文章提出在治理机制变革的背景下,中国应树立积极主动的战略思维,把握这场机遇,充分利用好联合国和二十国集团等"抓手",推进机制变革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前进.     

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全球治理与国际体系转型——以行为体结构和权力结构为视角的分析

在全球治理框架内,非传统安全威胁构成了影响国际体系转型的重要动力。在国际体系行为体结构的转型方面,国家面临着全球治理的压力和挑战,但它依然是治理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最主要的行为主体;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包括建设性、破坏性以及积极与消极作用兼具的非国家行为体,其作用十分复杂。关于国际体系权力结构的转型问题是,一方面,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全球治理推动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削弱了霸权的权力与权威,促进了国际权力的分散化;另一方面,霸权国家对全球治理主导权的排他性垄断,全球治理体系的不平等,霸权国家防范和阻止新兴国家进入全球治理核心领导层,都使全球治理的霸权特征得到凸显,并在短期内难以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试论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途径

本文着重对近年来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诸途径加以梳理,提出组织跨国活动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的直接途径,与国际政府间组织相协调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影响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而影响国家政策、参与地方治理则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完善全球治理的有效方式.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国际非政府组织通过各种途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所产生的影响也作了一定的分析,认为国际非政府组织因此而加强了自身在当代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促进了全球公民社会地位的提高,同时对当代国际体系的发展和演变也产生了巨大影响.     

试析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从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到多元多层协同治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治理模式转型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在国际权势转移、治理失灵以及全球治理自身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国家中心主义治理模式难以为继,因此推动全球治理模式的转型显得必要且迫切。本文在借鉴不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球治理模式应该向多元多层协同治理的方向转型。具体的转型路径包括: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机制的改革与完善、治理理念的创新以及治理体系的互动。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治理主体,对全球治理模式转型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的,同时也存在一些疑虑,因此应通过能力提升、培育非政府组织发展、处理好双重国家身份的关系等方式来适应治理模式的转型,并在转型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