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执政的宪政思考

依法执政的宪政含义是:执政党依照宪法和法律执掌国家政权,执政党在国家体制内而不是在体制外执政,通过其组织和成员进入国家政权的各级机关、各个部门的具体方式来运作国家制度,领导国家生活。必须理顺执政党与人大机关的宪政关系,准确把握执政党与行政机关的宪政关系,完善执政党与司法机关的宪政关系。     

论新时期党依法执政的内涵与任务

执政党依法执政的能力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一崭新课题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指执政党依照宪法和法律确定的国家政权运作方式来掌握国家政权的执政方式。依法执政是党领导人民长期执政兴国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共产党执政兴国的成功之道,是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加快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保障。依法执政的主要任务包括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     

依法执政：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新发展

依法执政是现代国家政党政治发展的一条普遍规律。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活动方式的变迁而改进。依法执政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要坚持依法执政,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就必须强化党的依法执政意识,学会用宪法思维执政;要求党的执政活动本身制度化、法律化;要求党在依法执政的实践中逐步强化执政责任制度。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依法执政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治国方略开始逐步纳入宪政轨道。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执政党依法执政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论依法治国与提高执政能力

依法治国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内容和要求。共产党依法执政、提高执政能力,需要解决一系列重大问题:巩固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解决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角色转换和合理定位问题,明确领导与执政的关系;推行和落实依法行政,妥善处理党的政策与宪法和法律、党的组织和国家机关的关系,以及依法执政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的关系。     

提高执政能力的三个立足点

加强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我党的执政水平,这是我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和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要树立起新的执政理念、完善执政方式,就要立足于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三大基石之上;科学执政,要求执政党应在认识和把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为人民执好政、谋好利;民主执政,要求执政党在建设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力;依法执政,要求执政党在遵守宪法和法律的前提下,积极执政、为民掌权。     

依法执政与政党文明

依法执政是执政党依据宪法和法律取得和行使执政权,并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监督。依法执政属于政党文明范畴,是政党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当然要求和必然结果,是政党政治的一种表现形式。     

略论党的执政方式的法治化

执政方式的转变与进步是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 ,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必然要求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 ,只有坚持依法领导 ,依法执政 ,才能不断完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巩固执政地位 ,提高执政水平 ,实现有效执政。推行执政党的执政方式法治化 ,必须以法的形式确定执政党的执政地位和权力以及领导体制 ,健全科学的党的运行机制。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依法执政

执政党依法执政，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依法执政要靠制度来保障，通过加强制度建设，促进依法执政。制度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用制度来规范执政党领导权的运作；用制度来加强对执政党权力的监督；用制度来改进和提高党管干部的方式和水平；用制度来规范党的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关系；用制度来促进执政党的权力道德建设；执政党要充分运用法律制度的权威。     

依法执政与宪政建设

依法执政是我们党的基本执政方式,是我们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的重要保证。依法执政事关党执政的合法性,又是贯彻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必然要求。我们坚持依法执政,首先必须自觉地以宪法为根本准则,维护宪法尊严和保证宪法的实施。只有坚持依法执政,才能不断完善民主与法治,加快宪政建设的进程。     

依法执政理论是依法治国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经过建国后职掌政权的经验教训,中国共产党领悟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和依法执政的重要性,并且领悟到依法治国与依法执政两者之间内在的一致性。依法执政和依法治国的结合,就体现了正确处理执政党与人民、执政党与国家政权以及执政党与宪法和法律之间的正确关系。我们主要可以从党的消极义务和积极义务两个方面来加深这种理解:一是任何公共权威都必须置于法律的监督之下,服从法律的规制。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要求的“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坚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略论行政控权

行政权力的行使必须受到法律的制约,在法律设定的范围内进行。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形成权力腐败;不受法律约束的权力是人治的典型体现,与法治水火不容。为了使行政执法依法进行,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尽量少受侵害,行政控权势在必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控权是行政法实施的基础。     

依宪执政：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

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进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依宪执政更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依宪执政州确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方针、原则、途径和任务等具体要求,而落实依宪执政的关键环节,就是运用宪法思维和宪政体制执政。     

军事司法权能否推定

现代法治要求以权力法定为原则,以权力推定为例外。由于军事法理研究相对薄弱,以及法律与实践的内在冲突,军事司法权受军事统率权控制的制度惯性延续至今,表现在我国军事司法权配置中存在许多权力推定现象。基于现代法治的内在要求,以及依法治国方略和依法治军方针的现实需要,特别是军事司法权属于国家司法权的理论定位,在军事司法权配置实践中,应当严格限制军事司法权的推定,逐步实现从权力推定向权力法定的过渡,军事领导机关不宜再行使军事司法立法权,军事司法机关也不宜再行使军事司法解释权。     

行政垄断规制悖论解析——兼谈行政权与经济调节权分际

行政垄断被归结为“行政权的滥用”,这给反垄断法规制带来理论上的困难:作为经济法的反垄断法何以能够监控行政权的行使?本文认为:行政垄断在本质上属于滥用经济调节权的结果,是政府调控、规制经济的副产品;反垄断法可以“揭开行政权的面纱”,对行政垄断进行复合调整;在建构竞争秩序的过程中为防止公权力的滥用或者公权力作用的相互抵消,应该协调行政法、经济法在法学理论与制度上的冲突,对行政权、经济调节权作出一体化规制。     

我国监察侦查的学理展开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以下简称《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标志着我国反腐法治化的进一步发展,将检察机关对“贪污贿赂犯罪和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权剥离给监察委员会,由监察机关按照《监察法》的内在逻辑对这些犯罪行使“调查权”,实质是将监察权引入刑事诉讼,监察机关对这些职务犯罪的调查权实质是“侦查权”。按照刑事侦查一般原理,以及我国刑事司法全面法治化的推进逻辑,特别是刑事诉讼宪法化的内在要求,《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未来发展需要对监察机关“调查权”一并进行调整,要围绕“侦查权”双向落位重塑“调查权”,要做到授权与控权同时并举,进一步规范立案机制,完善侦查原则,优化侦查构造,规范侦查行为。监察侦查权的法治化,既伴随着再次修宪中检察权的适度调适,也伴随着《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相应一并修改时检察机关侦查监督权的适度拓展。     

公权力、私权利与法律保留——从“山西煤改”事件切入

“山西煤改”事件表明，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边界如果放任政府文件自行调整，公民权利易受到肆意侵犯；但交由法律完全保留则会压制地方政府应对治理危机的能力。对此，在中国的现实与制度语境下，一方面可适当通过立法主体与规则位阶的下移来弥合政府治理与权利保障之间的紧张；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一面，就是通过对法律保留事项与方式的选择，以实体上的抽象保留和程序上的具体保留来规范公权力对私权利边界的调整，搭建一个刚性而又不失灵活的法治平台，以便不同的立法（广义）主体和规则发挥各自的优势，最终实现公共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双赢。     

权力秩序论

权力秩序即权力的惯常规定性。要理解权力秩序,先必须解读权力资源与权力关系。人类社会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就是人为权力秩序向法治权力秩序演进的历史。法治权力秩序是以宪法为基础的,并遵循着普遍的伦理法则。当代中国权力秩序历经了从集权到分权的历程,并逐渐走向民主与法治的轨道。     

对警察权的法律调整着力点新思考

警察权的运行,是通过警察执法的权利化和公权化,以实现警察权的要素化和运行化的过程,与此伴随的还有警察权的权力异化过程。法律应当以警察权的权利与权力化、公权化、运行化、要素化和异化为着力点,对警察权进行规制与调整。     

论宏观调控权的性质

宏观调控权作为宏观调控法学的核心范畴，对其性质的理解关乎整个理论体系的架构。基于当下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行为的实证研究，宏观调控权在性质上属于立法权，而宏观经济政策的动态一致性理论赋予了宏观调控权特有的制度功能，从而使宏观调控权有可能成为经济法学上特有的基本范畴之一。     

从“许霆案”看我国刑法解释权的分配

"许霆案"作为一个"浓缩了司法积年弊端的典型样本",折射出来的问题是多方面的,而刑法解释权分配模式的弊端是这些问题出现的深层次根源.刑法解释权分为立法解释权和司法解释权,立法解释权设计上的局限使得立法解释面临虚设的危险,不仅受到司法解释权扩张的威胁,而且其内部也有分权的趋势.司法解释权被"两高"垄断,限制了司法解释建议的来源,造成裁判权与法律解释权的分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