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典型案例 促进法制改革——“2005年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评选活动综述

“关注典型案例,促进法制改革”是中国法律人的不懈追求。2005年,有许多影响性诉讼进入公众视野,引起社会各界特别关注。在这些案件被呈现、被讨论、被解决的过程中,写在纸上的权利被激活、法制理念被宣扬。我们所说的“影响性诉讼”是指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上影响立法、司法改革和人们法治观念的诉讼。“影响性诉讼”的作用不仅仅是化解个案,并影响类似案件,更重要的是宣扬法治理念,向民众普及法律知识,起到推动司法与立法完善的作用。为进一步扩大影响性诉讼的社会影响,实现全国律协作为法律职业团体推进民主与法治建设的宗旨,全国律…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具有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彰显现代司法价值和公信,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在当下中国,诉讼社会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司法公信力缺失等现代性问题。随着中国司法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必将在司法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得到消解。     

2008年中国法治亮点巡礼

2008年是中国法治进程稳步推进和稳健发展的一年，也是法治亮点频频闪现的一年。2008年的立法景观依然多姿多彩，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继续推进，公民对立法工作的有序参与进一步扩大，已出台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编织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梦想，值得人们期待。司法领域彰显了浓厚的亲民性、群众性，“司法”与“人民”的关系越来越贴近，“人民司法”的人民特色越来越浓厚。此外，实施不久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全面开展的监狱体制改革，以及此起彼伏的问责风暴等都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法治亮点。     

论转型期中国法治建设的现实困境

中国法治建设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无论是执政党和政府引导下的“温和”推进,还是非常事态下的“反向”着力,中国的法治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转型背景下的中国社会,价值取向分化,利益诉求多元,中国的法治实践在现实中面临困境：立法的道德基础分化、司法的政治因素影响明显、公民守法意识畸形呈现、微薄监督下的政府执法问题凸出,中国的法治实践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诉讼观念的变迁与当代司法改革

本文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公民诉讼观念变化的静动态分析 ,阐述了 2 0年来公民诉讼观念由“高涨”跌为“冷淡”这一现象 ,剖析其主要原因是司法体制改革滞后、司法效益低下与司法权威失落 ,折射出人们对司法制度的评价发生了改变。鉴于此 ,文章从法官素质建设、公民诉讼权利的程序保障和司法的社会监督等司法制度层面进行了应对性的阐述 ,并进而强调司法制度改革是实现公民诉讼观念良性转变之重要途径。     

夯基筑本聚势谋远 精准规范办好每一个公益诉讼案件

<正>公益诉讼检察是一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从顶层设计到实践落地,从局部试点到全面推开,逐步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公益司法保护“中国方案”。公益诉讼检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办案不精、能力不强等问题仍不同程度存在。为践行“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的要求,公益诉讼检察应从“强基础、抓根本、聚力量、谋长远”四个方面来把握,不断提升精准性和规范性。一、强基础,夯实检察公益诉讼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     

影响性诉讼影响了什么？

这是一个给法律人无穷宝藏的年代。20年,竟然有那么多事情在发生,那么多事情在改变,那么多影响中国法治进程的机会降临到我们身上。在对一些个案进行梳理和研究的时候,我愈发感觉到:在学术界正由沐浴西风法雨转向从故纸堆中寻求本土法治资源的时候,我们的法治发动机已不仅仅是立法,个案在推进法治进程中的作用日益凸现出来。我把它们称为“影响性诉讼”。这些影响性诉讼因其本身的典型性与代表性,公     

公民德性与法治转型

公民德性是人在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审议与行动中，超越个人善、推进公共善的确定倾向。公民德性从树立法治观念、参与公共讨论、参与政治事务的方面塑造“好公民”，为法治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动力。中国已经处于法治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了解决政府主导型模式带来的弊端，完成法治的正当性供给，需要发挥并培育公民德性。目前，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存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历史 传统等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立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提供更好的条件。     

公民参与司法:理论、实践及改革——以刑事司法为中心的考察

当前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司法成为我国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相较"依靠群众"原则,"公民参与司法"这一表述更能体现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主动性。公民参与司法具有参与主体的外部性、参与客体的公共性以及参与程度的实质性等特点,并呈现出社会参与、专家参与、由参与审判到参与整个诉讼活动的发展趋势。其功能则体现为协助司法、制约权力、监督权力等方面。公民参与司法对司法公正、司法民主、司法公信力以及司法能力都具有促进作用。推进公民参与司法应当注重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我国传统的法律制度安排对公民参与司法重视不足,未来应当以参与的规范性与有效性为基点,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领域全面推进公民参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公民参与司法制度。     

建立中国宪法判例制度论纲

近年来对齐玉苓案等宪法诉讼案件的讨论，已成为法律界多年少有的热门话题。宪法的实施主要依靠宪法诉讼与司法适用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单个宪法诉讼案件的影响力终究有限，故需要用判例制度巩固和扩展宪法诉讼成果，进而实现宪政与法治。“宪法判例的出现与形成不仅促使宪法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而且保证宪法规范的现实性与司法化”，“各国出现的宪法的判例化趋势，实际上为解决上述问题提供了一有效途径。”鉴于宪法判例化已明显成为当今世界两大法系的共同发展趋势，我们不必讳言判例的重要性，应及时借鉴各国宪法判例的经验，建立中国的宪法判例制度。     

从法理学视角审视诉讼调解

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诉讼调解具有强烈的职权主义色彩，随着中国目前调解的制度化，它已经越来越相似于审判，甚至成为国家的工具。究竟强制诉讼调解有何弊端？它与法治理念是否矛盾呢？本文从诉讼调解的概念和性质出发，揭示其客观现状，进而阐述其与法治理念的冲突。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正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这一概念表征一个社会呈现涉法纠纷急剧增长、诉讼案件层出不穷的态势。根据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方法,可以认定中国已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表征着法律与社会的现代性,也使中国司法呈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特征。第一,诉讼社会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利益主张和诉求,越来越寄希望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矛盾纠纷。第二,诉讼社会彰显现代司法的价值和公信。诉讼社会的到来,使人民法院成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主渠道。第三,诉讼社会彰显法     

论中国双重股东代表诉讼中的司法能动性——兼论中国《公司法》的立法完善

随着公司单一结构向集团公司等复杂立体结构的发展,中国《公司法》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已经满足不了新时代的司法需求。中小投资者的诉权保护与股东诉讼的便利化成为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评价的重要指标。为此,以审判理念现代化为引领,发挥司法能动性,实质性地化解纠纷,选择科学法律方法——“类案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尝试认可受控小股东提起双重股东代表诉讼的诉权。客观上,切实地便利了小股东的诉讼,进一步优化了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当下正处在推进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又逢中国《公司法》第六次全面修订之时,应当构建符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股东代表诉讼制度,以凸显中国公司法的正义性品格。     

关注司法末端的正义运送

在国家的司法大厦当中，处于办案一线的基层法院无疑是大厦的根基，它不仅与公民距离最近、承担的诉讼事务最多，而且其运送正义的水准直接关联着国家司法水平的高低，任何一块基层司法的“短板”都将制约公民司法正义的获得。因此，处于司法末端的基层司法机关，是国家司法建设的根本环节，是运送正义的前台。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当云南永善法院收取“缓刑考察费”进入我们的视野，就成为我们反思和剖析基层司法环境的“标本”。     

当代中国法治下的司法与司法道德

作为法治的核心环节，司法的道德诉求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说，司法道德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法治的实现程度，甚至直接影响到法治目标的实现。而从司法主体的角度看，司法公正是当下中国司法主体的道德追求；忠于法律是司法主体必备的道德素质。     

公民代理民事诉讼的法理反思及制度完善

从法理上讲,民事诉讼中的委托代理是民事代理与诉讼程序的结合,其既具有民事代理所要求的合意性,也具有诉讼程序所要求的司法性.公民可否作为诉讼中的委托代理人,考量的核心因素在于司法性对合意性的规制.从普遍性的合意自由代理到限制性的公民代理,实质上是将代理关系从当事人与代理人之间的私法关系上升至国家诉讼程序的司法关系.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规定,纯粹以身份划范围,以专业性等同司法性,与诉讼程序司法性的要求并不契合,应当予以改进.     

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从全面深化改革的高度出发,明确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战略任务,描绘了法治中国建设的宏伟蓝图.而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关键就是要实现由“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的转变.这就要求我们,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维护宪法法律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等.     

法治中国新蓝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法治建设驶上“快车道”。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到“建设法治中国”，从法治“新十六字方针”到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执政党力行法治的思路清晰可见。10月20日到23日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勾画出未来法治中国的新蓝图。     

保障人民诉讼权利 提高纠纷解决效率

“保障人民诉讼权利、提高纠紛解决效率”,是2020年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点工作和关鍵领域。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人民法院坚持改革为民的立场,紧扣国情,立足实践,不断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探索中国司法改革的法治之路。“跨域立案,线上立案”,实现诉讼服务模式的科技化、系统化。为解决异地诉讼成本高的问题,人民法院加快“推动诉讼事项跨区域远程办理、跨层级联动办理”,便利群众在家门口解决纠纷:扫清立案障碍,简化诉讼程序。     

突破环境公益诉讼启动的瓶颈:适格原告扩张与激励机制构建

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快速发展很好地解决了环境司法“阵地不好”和“指挥不专”的问题,环境公益诉讼司法实践进展缓慢,案件数量远低于预期.原告资格的扩张与激励机制的构建,是突破环境公益诉讼瓶颈可供选择的两大举措.应当基于我国实践,顺应国际趋势,将环境公益诉讼适格原告赋予公民、社会组织、环保行政机关与检察机关等,并妥当协调环境公益诉讼中的原告冲突问题;同时,应当建立环境公益诉讼启动的激励机制,反思当前地方政府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激励机制,即采用的环境公益诉讼救济基金承担原告诉讼费用与直接“免交或者缓交诉讼费用”的合理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开展绝非逞一时之快,需要长期推进,具有“正诉激励”、“滥诉预防”与“行为矫正”三重功能的“败诉方负担”规则才应是构建环境公益诉讼激励机制所遵循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