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历史与现实

针对国际关系学界新兴的安全区域主义研究,本文提出一种综合的“理论框架”,即安全区域主义(securityregionalism)进程是一个从已启动区域化的“安全复合体”开始,经由“安全机制”(区域安全合作),最后到“安全共同体”(区域一体化)的变化的“安全连续统一体”;它涉及国家、区域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和市场组织等多元行为主体。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历史与现实证明了这一分析框架的合理性。     

安全复合体理论与东亚安全区域主义(下)

三、东亚“安全复合体”演变前景与安全区域主义的发展基于“安全复合体理论”的分析框架和东亚“安全复合体”结构变动(安全区域化)的多层次动力分析,东亚区域安全结构变动将可能出现三种前景:一是保持现状,即现有结构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二是内部转变,即内部结构发生实质性变化,或者是因友善     

发展—安全互动演进的区域逻辑：以湄公河下游区域为例

发展—安全联结是国际安全领域的重大课题,它们的互动关系深刻影响着全球秩序与安全事态,这在"区域"这一国际互动与研究的关键层面尤其显著。通过引入"发展"这一关键变量,提供一个包括"发展"在内的"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分析框架,探究发展区域主义在区域安全与互动演进中的角色作用。湄公河下游区域是东亚发展—安全复合体塑造与演进的典型案例,通过各种发展合作活动,该区域的发展—安全复合体实现了从初级到深入的演变,从安全互动主导的"战争前线"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和谐互促的"商业走廊"。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区域主义起着关键的能动作用,在物质、制度、文化等方面改变着区域的互动与结构,也造就了湄公河下游区域发展—安全复合体复合中心性与多元性、兼顾开放性与自主性以及在规范性与灵活性间寻求和谐的特征。     

区域研究的新路径:"新区域主义方法"述评

本文以赫特纳等人提出的关于冷战后新区域主义研究的“新区域主义方法”为对象 ,阐述了该方法以批判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学术视角、以“区域性”和“区域间性”为理论基石、以“核心—中间—外围”三大区域结构为核心、以“安全、发展和生态可持续性”为价值准则 ,涉及经济、政治 /安全、社会、文化、环境等多纬度内容和全球、区域、国家和次国家等多层次动力的新区域主义及其世界新秩序观 ,并分析了其理论和现实意义及其存在的一些不足     

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产生、演进与建构

研究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的产生、发展的演进历程,是我们把握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演变的关键主线,也是了解同期地区主义与区域安全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途径。安全复合体的出现为开展地区安全合作创造了条件,也是安全区域主义发展的起点。冷战时期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在构建过程中遵循了安全连续统一体的演进规律,地区安全结构经历了从冲突竞争为基调到对话合作为主旋律的显著变化。东盟国家一方面借此调解和缓和地区国家间的矛盾冲突,达到团结和整合地区安全力量的目的;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推动"地区中立化"的安全机制,实现冷战两极体系下东南亚地区安全格局的平衡和稳定。从寻求"共同安全"到地区"合作安全"的最终建构,东盟把一个分裂对抗的东南亚逐步发展过渡成为一个团结互助、相互依存,愿意为了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而共同奋斗的发展中国家地区主义合作典范。同时,冷战时期培育"合作型"安全复合体的实践培养了东盟国家间的政治安全互信,增强了对地区的认同,这为冷战后东盟地区安全结构向更高一级的"安全共同体"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与国际关系理论的多元运用*

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是以多维视角研究国际次体系区域的安全关系的理论。该理论 关注权力,也同样关注制度和身份,现实主义、自由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三大基础国际关系理 论的核心概念构成了该理论的三个重要支柱。该理论强调制度对权力的制约,强调身份使权力产生 了不同的意义,这样,三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有机地融合在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中,使得区域安全 复合体理论对地区安全问题的解释更全面、充分     

东亚安全合作及其模式选择

当前东亚的安全合作呈现出两种态势 :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展缓慢和非传统安全领域中合作进行顺利 ,对不同的安全领域做出区别分析 ,才能对东亚的安全合作有全面的认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运用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从权力、制度和身份等不同视角对其进行分析 ,可以塑造出对东亚安全合作的整体和理性的认识。东亚的多样化特征决定了它未来的安全合作模式应该是一种考虑共同安全 ,构筑多边安全机制 ,囊括综合安全的多元互补的安全合作复合体     

东亚金融区域主义的兴起及其地缘安全影响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持续动荡,以地区金融安全合作为导向的金融区域主义逐步兴起,且成为一种显著的地缘政治经济现象。金融区域主义对地缘安全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地区金融安全,地区金融主义有助于构筑地区金融安全网络,推动地缘经济整合;二是地缘政治安全,地区金融主义会扩大地区大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增加地区排斥外围国家干涉本地事务的能力。金融区域主义产生的这些地缘安全影响对不同的行为主体而言,具有不同的意义。首先,东盟作为地区性的经济共同体,会极力反对东亚大国利用金融区域主义将东盟纳入其势力范围之下,威胁东盟的地缘政治安全环境。其次,作为最大出资方,中日对地区货币金融领导权的争夺变得日趋激烈,且形成了持续的冲突性关系,从而削弱了东亚金融安全合作的政治前景。最后,东亚作为美元回流机制中的关键一环,如果将美国排斥在外,无疑会增加东亚地区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矛盾。因而,东亚金融区域主义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要看到其稳定地区货币金融秩序的一面,同时也要看到其有可能制造地缘政治安全问题的一面。     

南亚安全复合体的变化与前景

二战之后，三次大规模的印巴冲突使南亚区域呈现出激烈的冲突形态，冷战后，南亚区域也时常爆发地区性危机，但逐渐呈现出一定的缓和态势。本文尝试运用巴里·布赞的“安全复合体”理论来分析南亚区域的安全现状，以及地区安全机制的构建及前景。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

随着大量复杂多变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以"非军事性"为特征的"资源性"安全困境日益凸显,冲击着各国政府及跨国组织的现有安全政策和安全合作机制,传统安全共同体难以应对新的挑战。文章通过对安全共同体理论的反思,提出了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设想,对其特征、类型、动力、建构路径等进行探讨,并对多边主义进行了新的理论扩展。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强调国家间面对共有威胁时的共同命运,提倡"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是消解"资源性"安全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合主义"以"优态共存""共享安全""安全共治"为核心范畴,是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价值前提,"多元多边合作"是建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最佳方案。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区域、次区域等各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建构,也是中国践行"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路径。     

东亚安全共同体路径探讨

近年来,东亚各国开始从全球视野关注地区命运,积极推动本地区合作的开展,建立东亚安全共同体更是成为地区主义思潮推动下的一种解决东亚安全问题的思考。东亚区域共同安全局面的生成是一个艰难的利益认同、复杂的社会学习和制度化过程,可以以条件相对成熟的东盟次区域联合为核心建立制度性约束,其他行为体之间通过对话-协商-建立信任-形成条约等步骤,多层次、分三个阶段加入到共同体之中,以期使东亚地区的现实和潜在危机得以转化。在全球化背景下,东亚区域整体安全才是中国和区域内其他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切实保障,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应有化解东亚整体安全困境的大视野、大战略和推进地区安全合作制度建设的意志力。     

民族主义与区域主义--论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的双重困境

在后冷战时代,东北亚“混合型区域主义”的矛盾性、复杂性和流变性要求人们不要以西方的经验来评估和判定东北亚的区域主义,而在逻辑上和事实上呈现出多重张力的东北亚民族主义又使东北亚的安全现实日益严峻。对后冷战时代的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而言,二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现实和理论上的双重困境。这种困境也昭示了后冷战时代东北亚安全观念建构所面临的复杂性、紧迫性和脆弱性。突破和超越这种双重困境的关键在于:东北亚各国如何消融国内日益增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东北亚的知识界如何应对西方主导的全球主义意识形态和学术话语霸权的挑战以及东北亚社会如何汲取传统的东亚体系的合理因子,以避免新的帝国观念和帝国体系的出现。     

亚太区域架构变动的现状与前景

冷战后,亚太区域架构深刻变动,显现出具有方向性的特征:区域行为规范从“西方中心”朝“亚太多中心”扩散;新多边主义正取代旧式多边主义;安全架构由双边联盟朝着以双边联盟和合作安全为导向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相互共处方向发展;以中国为中心的大国协调成为构建亚太区域新型大国关系的先导;区域经济架构从双轨制向并轨方向发展.亚太区域架构转型迄今仍未尘埃落定.它对美国主导的旧式区域架构和东盟共同体建设都带来挑战;对中国而言则是兼具风险和机遇,中国应该在区域架构建设中有所作为,成为机制重构的积极建设者.     

论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文化区域主义的视角

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建构是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依托,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在区域层面的重要内容与主要环节之一.人文共同体作为文化共同体的一种形式,在不同历史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内容.古代东亚文化共同体初见于汉代,鼎盛于隋唐,17世纪中叶明清嬗代后逐渐走向衰落,西方殖民东侵与近代 日本扩张等因素使其趋于崩溃.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东亚群体性崛起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东亚人文共同体的当下建构有了现实可能.文化区域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视角,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体现.以该视角分析东亚人文共同体建构的前提条件,可以发现东亚地区存在由历史塑造的相似价值观,东亚文化在域外文化压力下具有一定的"抗逆性",但区域内核心行为体对构建人文共同体尚未形成一致的强烈意愿.在推动路径方面,当前东亚不存在一个公认的文化领导者,官方与民间的多层次推动会因历史与政治问题受阻,东亚文化主体性建设须克服"例外论"陷阱.因此,推动建构人文共同体需将文化作为 目的而非手段,由此尝试强化行为体的构建意愿;在推动主体上避免单中心主义,重视多边协调;方式上在坚持依托政府主导的跨区域对话机制的同时,应深化区域内文化产业合作、推进民间 自发性人文交流;在内容上需注重兼收并蓄,融合传统价值观与新兴文化,逐渐实现东亚各国文化的多元一体.人文共同体将以更具实践性、灵活性和包容性的方式在东亚展开,为多元一体的东亚国际体系提供精神支撑.     

浅析东南亚的安全区域主义

本文拟从安全角度对东南亚的区域化进行分析 ,探讨东南亚区域化进程中安全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并在此基础上试析东南亚安全区域主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１.２０世纪以来 ,特别是冷战后 ,以政治军事安全为主的传统安全观已经逐渐被以经济安全为主的综合安全观取代 ,“安全”不再仅仅意味着主权和领土不受侵犯 ,还指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环境、资源等各个领域内“客观不存在威胁、主观不存在恐惧”的和平稳定状态。２.区域主义（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也称为地区主义 ,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区域合作理论及其实践的总称 ,是某个特定地…     

中日韩三国海域安全复合体与东海的“安全化”北大核心CSSCISSCI

中日韩三国海上安全问题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紧密相联。根据巴里·布赞、奥森·维夫等有关区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在相互联系的安全威胁中,行为体之间在处理安全问题时不可分割。因此,中日韩三国必须进行跨海域安全合作。在海域安全上,中日韩三国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构成海域安全复合体,在"安全化"与"去安全化"的过程中呈现出由冲突形态向安全机制过渡的趋向。     

RCEP启动后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

长期以来，亚太地区各国区域认同模糊、区域主义弱势发展、合作机制竞争性复杂，经贸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存在亚太路径与东亚路径的分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的加速推进及其协议落地，标志着亚太区域经贸合作的东亚转向开始制度化。东亚务实的区域主义迈进新阶段。区域国家明确的区域合作需求，危机驱动的务实合作经历与契合东亚社会文化传统的软约束合作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合力作用。从今往后，中日韩和东盟国家构成的“3+10”“东亚中心”将逐步替代领导力不足的“东盟中心”，实现东亚经济重心、经贸合作中心和功能平台的统一。东亚经贸合作将在区域认同增强、协商渐进的合作模式成为广泛共识的基础上加速发展，可望成为全球经贸规则和机制升级的新增长点，并在全球经贸秩序变革中引领平衡、协调、包容的价值转向。     

大国协调与跨区域安全治理

大国协调作为一种重要的多边安全机制，从成员的来源和所涉及的核心层次看，大国协调可分为区域、跨区域和全球三种形态。冷战后，由于体系层次和单元层次发生了重大改变，大国协调在区域安全治理中兴起。跨区域大国协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遵循了协调机制的一般规范与规则：一致性、合法性、责任性、包容性和自我克制。同时，它也具有突出的时代特点和独特功能：一是大国协调的会议成果被联合国安理会所认可、接受，与集体安全机制出现了紧密融合的新趋势；二是区域组织加入到大国协调的会议进程中来，发挥建设性作用，如柬埔寨问题解决中的东盟和伊朗核问题大国会谈中的欧盟。跨区域大国协调以大国为主导，具有鲜明的多边特性，对冷战后的国际安全治理体系、区域安全以及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尤应重视跨区域大国协调的作用，因为它既为区域层次上的东亚安全合作，也为突破历史困境，实现“崛起国”和“守成国”在国际体系内和平共存、共同为国际社会供给公共产品，提供了可以借鉴的路径选择。     

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新变化与国家安全战略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把世界带入一场深重的全面经济危机之中,2009年之后全球经济放缓,进入“后金融危机时代”。尽管国际安全格局与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没有发生转折性变化,但是从国际安全结构的视角来看,维持现有国际安全格局的因素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深刻影响着目前国际安全态势。国际安全结构是指不同地区层次的各个国际关系行为体在国际安全领域内形成的生存与发展状态,是一个融合了地区结构、内容结构与主体结构的三维复合体。后金融危机时代国际安全结构发生新的变化,表现在：国际安全地区结构多元,多种力量角逐世界格局;国际安全内容结构多样,传统安全势头加剧发展;非传统安全日益复杂,更加依赖国内政治保障;金融安全问题形成溢出效应,经济政治领域不稳定局面加剧;国际安全主体结构多层,行为体之间相互制约性增强。国际安全结构的这些变化表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地区性安全与全球性安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问题结合得日益紧密。严峻的国际安全格局发展态势需要中国准确定位国家安全战略,有效地处理与各行为主体之间的安全关系,为国家和人民创造安全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培育应对安全威胁的国家结构性安全能力,更好地处理国际安全事务;广泛参与国际安全战略合作,尊重国际公约与国际规则,坚持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论东亚多元区域主义困境与出路

本文立足于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区域主义发展实践的考察,结合国际体系、国家安全、同盟逻辑与相互依存等国际关系基本变量,分析国际体系的变化如何塑造东亚各国区域政策,如何影响东亚各国做出更符合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区域现实主义”选择.从区域主义的性质、特征入手,将排他性、竞争性和包容性作为考察视角,多视角总结当今东亚多元区域主义发展的潜在逻辑与规律,解释为何东亚各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区域主义战略.总体而言,东亚地区包容性区域主义与排他性区域主义、竞争性区域主义相互交织重叠.其中,排他性区域主义有着历史的连续性,但伴随东亚经济联系的加深,追随美国的盟友也表现出某种形式的区域现实主义特征.未来的东亚区域机制的构建,必须基于区域现实主义理念,坚持区域内安全合作与经济合作并行,反对排他性区域主义的干扰,推动包容性区域主义与竞争性区域主义的广泛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