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下的政府危机管理创新

当前,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化,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风险和全球风险混合叠加的高风险时期,重塑风险意识,形成风险预控机制,构建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网格化、全覆盖的危机治理体系,是政府化解社会风险、保障公共安全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的国家治理:问题与启示——以2013年H7N9禽流感疫情防控为例

尽管H7N9禽流感事件对比十年前的SARS事件,不管是政府、社会、民众的应对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对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言,现有的回应性治理大多仍是治标不治本。"双重风险社会"语境下,现代化的社会转型与后现代的风险管控同时对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两步并一步"走的社会现实要求进一步深化国家治理体系改革,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浅谈如何提高政府处理危机决策能力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强,突发性危机事件发生频率加大,严重威胁着人类安全和社会稳定。及时有效地应对处理这些危机事件已成为各级政府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在公共     

试析“无组织的有组织化”现象及其社会风险

"无组织的有组织化"是在群体性事件中凸显的一种现象,其已表现出个体化、理性化和模仿性等特征。该现象的出现与中国社会转型、个体化发展及隐性群体意识等因素有关。其可能起到不良的社会示范作用,影响民主化进程,导致社会风险的随意性和多样性,并可能引发政治风险。应从建立健全民意传达渠道、信息公开、提高政府效率效能、重视社会关键问题的解决等方面研究应对策略。     

“双重风险社会”中公共治理的困境与重塑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面临着源自于现代性本身和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社会＂的挑战,传统公共治理机制陷入治理失灵的困境。为了回应这一重大态势,必须建立起一种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乃至公民个人等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的网络状治理机制,才能更好地规避风险、增进公共福祉,从真正意义上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     

后现代视域下的社会风险防范——兼与肖瑛和张乐、童星教授商榷

在全球化日益深化,推动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型的今天,人类面临各种社会风险的严峻挑战。贝克和吉登斯的社会风险理论解释不了当今中国面临的社会风险问题,以"资本"为灵魂的资本主义更无法解决世界社会风险问题。以"后现代"为研究视域,以结构性风险、阶层性风险和价值观多元化风险为三维视角,有助于深入探索后现代中国社会风险的特征、成因及其防范,加强后现代中国的社会管理,并推进中国特色社会风险理论的构建。     

通过发展型社会管理应对体制性风险

社会管理在政府目标职能中的浮现反映了中国社会转型进入矛盾多发期的基本现实,而当下对社会和公共安全风险的强烈关注,则意味着转型社会内蕴的更多不确定性正在被人们明确感知。     

当前中国治理模式创新关键点

政府的角色应实现由"划桨政府"向"掌舵政府"转变、由"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由"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最终实现由"控制型政府"向"激励型政府"转变对于处于制度转轨、社会转型和重要战略机遇期的中国来说,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创新以助推经济社会的发展。政府部门应转变职能,铺设普遍服务网;社会治理模式应重塑劳动者本位,走向公民社会;文化领域应破除落后的宗法制度和乡土文明,实现文化     

论转型时期政府的法理资源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转型时期是社会破旧立新、分化整合的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的多发时期,再加上这一阶段存在公众对旧的体制的放弃和对新的体制认可与接受的过渡,因而,在社会转型时期易于出现对当权政府合法性的信任危机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正进入这样一个急剧转型的时期,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潜在性,进而找出相应的对策,对于维持中国长时期安定、繁荣的政治局面是极其重要的。     

“能力—风险”视阈下民族群体性事件治理

作为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政府既是国家实现善治的有力推手,也是包括民族群体性事件在内的各类群体事件的重要根源。从政府根源来看,民族群体性事件可分为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和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两大类。相应地,其预防和治理路径也有两种选择:一是官员能力治理,即通过提升政府官员的"认知—优先处置—动员"能力,以减少诱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二是社会风险治理,即通过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政策—结构—制度—价值"风险追问,推动相应环节的调整、优化、变革与重塑,来降低原发型民族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未来,只有从以往相对偏重于政府官员能力治理向两种治理并重的转变,才有望从根本上实现民族群体性事件的有效防范和治理。     

社会治理:社会转型的途径和目标

社会治理作为一种独立于政府、市场的治理方式,通过促进公共服务创新,协调、沟通政府与市场,沟通政府与公众,提供了一种社会转型的途径。同时,社会治理又是社会转型的目标之一。     

略论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责任

危机状态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但是人们对它的关注并不是十分紧密.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大,西方有学者认为,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频发时期,对中国来讲,目前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各种危机增多,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加强危机管理是各级政府必须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信任变迁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转型使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迁,进而推动了政府信任的结构变化,成为我国政府信任变迁的内在动力。30多年的改革实践带来了惊人的经济发展成果,但也使政府"失信于民"的风险越来越大。政府公信力的下降,从本质上来说,是在深刻变革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国家治理与公民日益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之间的失衡造成的。因此,政府信任的修复与提升,需要政府以高超的治国智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来达成公民满意的国家治理,从而赢得公民的普遍信任。     

试论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

社会转型和全球化使中国呈现出高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的应急管理成为现代政府重要的公共管理职责。合作互助是风险社会的政府应急管理基本理念之一。特别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与完善,政府职能的转变,“单位制”的解体和“一体化”应急机制的失灵,政府的应急管理必须走与社会合作互助之路。在“服务行政”、“有限政府”的理念下,积极培育社会组织,壮大社会力量,提高社会自治能力,在打造一个“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政府应急管理的社会合作机制。当公共危机突至时,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网络,提高应急管理与服务的效率,避免群体非理性行为的发生。     

风险社会、虚拟社会管理与政府公信力建设

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是风险社会与虚拟社会相交织背景下巩固政府合法性的必然要求。利益冲突是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风险的根本因素,虚拟社会为利益冲突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动力和运作空间;制度化风险与风险的制度化、"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和信任危机导致的风险经过虚拟社会的传播而扩散;虚拟社会中风险弥漫致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流失;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要着力破解现实社会中的各种深层问题,为此应构建面向风险社会治理的政府公信力实现机制,提高虚拟社会管理的科学化水平和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     

转型期社会风险与当代中国社会政策选择

防范和治理社会风险,确保社会安全运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利益关系的多元化,社会风险问题日益凸显出来,严重影响着和谐社会的建设。对转型期社会风险特征及主要风险因素的分析,探讨当代中国应对和化解社会风险的社会政策,对于实践科学发展现、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领导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原则与能力

近年来,暴恐事件、流行病毒、台风地震、核电事故等突发事件不停地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扮演着"破坏性"的角色。不可否认,随着时代的发展,"风险社会"已经全面到来。各种突发危机、紧急事件频频发生,其危害严重、影响深远。应对各种危机,已经成为各国政府一项重要的工作内容。在当今世界,危机处置、应急管理的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府执政能力强弱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我国,应急管理也是政府的一项重点工作,时刻考验着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事实上,对这一问题重要     

社会转型经济风险与网络舆论相关性研究

研究社会转型经济、文化、政治风险对网络舆论形成的影响是当代社会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原有社会风险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相关分析方法,通过辨析失业率、CPI、贫困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数等社会风险指标与网络舆论之间的相关关系,探究了社会转型环境对网络舆论的影响,为中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网络舆论重大事件高发现象提供佐证和解释。     

风险社会政府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优化与完善

风险社会已经来临,公共危机难以通过社会体系自行化解。对我国而言,各级政府是公共危机管理的首要主体,但目前管理理念、体制及模式下政府危机管理的效果并非良好,公共危机管理失灵现象频现。文章认为应该从管理理念更新、官僚体制重塑及加强协作治理体系等方面化解管理失灵,优化体制机制。     

社会转型视阈下的政治情绪:内涵、表现与发生机理

政治情绪意指社会成员在社会政治实践中对社会政治关系及其表现出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发展等政治生活各方面现象的一种消极的政治体验和感受。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情绪主要表现为政治冷漠、个体极端行为和群体性事件,政治情绪的表现所导致的消极影响是政府在维护社会稳定面前不得不思考的现实难题。社会转型是政治情绪产生的根源,也是导致社会动荡的主要因素,而社会转型所引发的人类心理、经济利益、政府过程以及社会文化方面的"异化"则是政治情绪产生的直接原因,这些方面又相互联结、交错融合共同构成了转型期中国社会政治情绪的发生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