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我国城市政府行政模式转型的路径选择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而作为我国政府行政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城市政府,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性环节是实现行政模式的转型.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城市政府一直沿用管理型的行政模式,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传统的管理型行政模式显得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为适应城市行政生态的变迁,我国城市政府必须实现从管理型行政模式向治理型行政模式的转型.这种转型需要从行政理念、行政目标、行政架构、行政行为方式、行政参与等多个角度着手.     

浦东在线

新区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改革。一是形成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方案，主要包括理顺政府与企业，市场，社会的关系，进一步完善各行政层级之间上下错位，职能互补的管理模式，确定政府组织架构的改革方向。     

行政与自治衔接——对我国城市基层治理模式的探讨

我国城市基层治理始终存在着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国家行政管理与社区居民自治如何衔接与互动?已有的研究往往将注意力过多地集中在建制社区上,因而对于实行行政管理还是社区自治,在态度上显得模棱两可或水火不容。如果我们把观察问题的视域从单个社区扩展到整个街区乃至市区层面上,并以此透视"行政"与"自治"两种逻辑的交互关系,那么就可以将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划分为三类理想模型:行政一体化模式、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和行政与自治衔接模式。行政一体化模式使政府效能改善和市民社会发育陷入双重困境;行政与自治分离模式又因强调国家与社会二分而导致脆弱的社会自主性;一种合理化的建议是突破社区限制,改革街道体制,通过新的衔接体的设立,从而一方面保证国家权力在基层社会的实现,另一方面拓展基层社会的自治空间。     

我国行政成本问题研究

现阶段我国过高的行政成本问题，已经日益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依据《中国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对中国行政管理费用进行横、纵向比较，发现中国的行政成本居世界第一。庞大、臃肿的机构，众多的公职人员；政府行为本身的垄断性；不科学的财政预算制度；行政系统中职务消费现象的长期存在，这些都是导致我国高额行政支出的原因。为了降低我国居高不下的行政成本，我们可以借鉴西方旨在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部门效率的“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取得经验：深化机构改革，切实有效的精简人员；将企业化的管理引入政府的工作中；重视绩效评估；引入零基预算，建立科学的财政预算制度；将法规和制度的运用落到实处，从而实现我围降低行政成本的目标。     

论法学视阈中类行政组织的行政主体资格生成

由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类行政组织逐渐承担起公共管理的职能。在现行的行政法律体制下，类行政组织并不必然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由此导致相对人行政诉讼权利的缺失。在界定类行政组织的基础上．从类行政组织权利来源、性质。类行政组织成为行政主体的可行性和必要条件两个方面可以推导出类行政组织在公共管理中具备行政组织主体资格，从而使类行政组织的公共管理行为具有合法性依据。     

行政许可法: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成果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推进政府职能转换.我国行政许可法的颁行,改变政府过去无所不包的管理方式,可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对完善政府监督体制,降低行政成本起着重要作用,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阶段性成果.     

现代城市治理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五大关系

正城市治理体系包含城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以及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城市治理理念应当符合现代化潮流,如公共治理和善治理念;治理组织架构应当科学有效,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治理成本应当相对较低,但效能比较高。城市治理能力是城市政府统筹各个领域的治理主体,使之相互协调、共同作用的水平与质     

城市环境治理的若干模式及其实践措施初探

城市环境治理模式主要包括政府直控型环境治理模式、市场化治理模式与自愿性环境治理模式等几大类。发达国家在治理过程中，先后采取了环境行政、环境经济、环境立法、环境技术与环境教育等措施（或手段），有效地控制了主要污染的肆意蔓延，从根本上改善了城市环境质量。     

基层政府高行政成本的原因分析及控制对策

降低政府行政成本，提高政府效能，是世界各国政府管理所注重的一个问题和追求的目标，同样也是我国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从我国基层政府行政成本的现状来看，高行政成本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行政理念落后。阻碍行政成本降低；（二）行政结构欠优，影响行政成本控制；（三）政府行为特殊，助推行政成本增长；（四）行政机制不健全，加剧行政成本膨胀；（五）行政制度不完善，弱化行政成本控制。因此，控制基层政府高行政成本的主要对策包括：（一）创新观念：推进政府行政成本使用责任化；（二）机制改革：推进政府行政成本运用科学化；（三）制度完善：推进政府行政成本支出规范化；（四）技术创新：推进政府行政成本控制标准化；（五）外部保障：推进政府行政成本监管高效化。     

技术权力、政企依赖与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模式选择——基于城市大脑的比较分析

政企合作是当前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的普遍形式,然而在政企互动的内在结构上却存在较大差异。理解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的政企互动关系,是诠释地方政府在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中差异化决策思路的关键所在。从技术权力与政企依赖维度出发,对目前较为成熟的杭州与海淀城市大脑平台建构模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技术权力主要表现为核心技术占有者所具备的对其他组织的控制力或约束力,主要在对技术依赖性较高的领域发挥权力效力。技术权力具备资源控制性、制度干预性、网络渗透性及弱变化性四重特征。技术权力与行政权力两者的耦合,构成了政府智能平台中政企依赖关系建构的底层逻辑,而政企互动中不同主体资源占有类型差异与依赖关系的非均衡性,共同促成了政企合作机制异质性,并由此塑造了差异化的平台建构模式。研究结论对于深入认识技术权力要素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中的运作逻辑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对于地方政府在城市智能治理平台建构过程中规避技术权力风险、提升政企协同效力、构建相对均衡的政企合作机制具备有益的启示。     

以廉价政府为理念规范我国行政管理支出

行政管理支出是保障各级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必需的社会成本,行政管理支出规模的科学合理安排对于建立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具有重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支出持续上升,已经构成了政府改革的最大阻碍。如何在新的形势下深化政府改革,削减行政管理支出,对于我国廉价政府的建立有着重要意义。     

治理视阈中行政管理改革制约因素的破解

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行政管理改革构成整个改革的核心环节。就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改革的实践来看,行政管理改革的滞后已经对其他方面的改革深化构成了牵制,这种滞后主要源于行政管理体系内逐渐积累的五对矛盾的制约。从治理视阈来看,破解这五对矛盾的制约进而将行政管理改革向前推进,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相互协同":一是作为现代治理主体的公民、社会与政府之间相互协同,二是作为现代治理体系的技术、制度与价值理念之间相互协同。     

从深圳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看政府规模适度化的路径

城市政府作为城市治理的核心主体,其发挥作用需保持适度的政府规模。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府规模适度化是一个动态过程,沿着“相对适应——不适应——新的适应”的轨迹不断进行调整。政府规模适度化程度取决于政府与市场耦合的程度、政府与社会互补的程度、政府支出受约束的程度以及政府结构的合理程度等诸多因素。适度政府规模的构建有赖于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与适时转变,而后者只能通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实现。本文以深圳市为例,在分析深圳市历次行政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新一轮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对政府规模适度化的根本路径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     

模态、张力与调适：数字化转型中的场景治理

应用场景是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新要素，建立在场景要素基础上的场景治理是城市治理的新场域。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分别构成了场景治理的价值内核与实践内核。与既有的城市治理模式相比，场景治理具有敏捷治理和价值共创的比较优势。行政主导是当前城市治理应用场景建设的主要模式，场景要素化、要素数据化和数据规则化构成了行政部门推动场景治理的核心机制。行政主导在解决应用场景资源整合问题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用户思维和交互式运行的作用空间，未来需要通过市场主体和社会公众的参与来调适行政主导场景治理的内在张力。     

预防型治理:精准扶贫背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创新

在精准扶贫战略背景下,国家对贫困地区进行大量的资源输入,在带动贫困地区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新的社会治理问题。预防型治理的社会治理模式,即在治理的初始阶段有意识地构建预防措施,以稳定的可持续发展为价值目标、以资源密集输入为过程载体、以多主体互动为推动力量、以沟通协商为机制手段的治理模式,以此来保障后续治理过程的有效性和稳定性,避免政府事后治理造成的高成本或临时性行政施压导致的治理无序,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达成基层社会的善治目标。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特点、困境与治理

当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最大的特点为减量型改革．这种改革模式并没有触及传统行政审批制度的根本痼疾，导致问题重重，尤其是作为改革载体的行政服务中心的“沦落”。基于此，本文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治理图景在于通过行政审批权的职能归并改革．使行政服务中心进化为实质性的行政审批执行局。     

参与城市治理:中国城市管理变革的新路径

中国城市正经历着城市化和全球化交织在一起的变革过程,预计这个变革过程在未来20年里还将加速。当前我国城市管理变革的关注点是改变原有城市管理以单一科层制为基础的行政性行为,拓宽城市管理的主体和手段,以城市治理的目标创新城市管理的内容。本文在对当前城市治理理论研究的评估分析基础上,提出基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互动的参与城市治理模式,并指明这一模式正是当前应对复杂适应系统管理挑战的新路径。     

嵊州市改革创新乡镇治理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嵊州市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精神,牢牢抓住改革这个关键,立足实际,及早谋划,积极创新乡镇治理模式。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2013年12月正式在黄泽镇、仙岩镇开展了创新试点工作,通过完善乡镇职能、整合干部资源、改革行政架构和运作模式,切实提高乡镇治理水平。改革的动因 上级精神明确方向。推进乡镇治理模式创新是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要求。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又强调指出“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乡镇是最基层一级政权组织,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从乡镇抓起是关键之举。同时,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明确：“县（市、区）有关部门派驻乡镇站所干部的日常管理原则上以乡镇为主。整合充实基层一线执法力量,整合行政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和执法力量下沉”。推进乡镇治理模式创新,也是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需要,是践行群众路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有效载体,创造性地将群众路线的精髓融入到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中,从而不断优化乡镇党委领导方式,强化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增强乡镇党委政府对社会发展的管理和服务能力。     

长三角城市政府合作体制反思

本文在对都市联盟构建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期待用行政手段在长三角组建超省级的都市联盟等跨行政区域政府合作组织,来推动长三角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不同层级城市政府之间有效合作的设想方案,在实践中不具备现实可行性,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政府合作体制设计本身存在着重大的制度缺陷。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行政手段要下要,而在于用得妙不妙,以及在思路上、在长三角城市政府合作体制的内容、方式、模式方面、在发挥非政府组织等多元主体的作用等方面是否有新的突破和创新。     

我国城市跨界社会问题的整体性治理模式探析——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

随着信息和人口等要素的流动性日益增强,各种跨界社会问题不断涌现,并开始突破原有行政管理体系中的组织边界,科层体制中分割、僵化、碎片化的管理愈发显得僵化和难以适应。整体性治理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跨界性与政府管理"碎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进行了有力地回应,并提供了新的治理模式和思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本文将以上海市长宁区社会管理联动中心为例,运用整体性治理理论,分析长宁区的跨界社会问题治理模式和实现路径,并对这一模式进行评价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