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服务”理念下现代行政之变革——服务行政的解读和提升

现代行政应是在“双服务”理念支配下的有效行政。所谓“双服务”理念是一种对秩序行政、服务行政和依法行政加以整合的理念。它在目标层面上表现为两种利益观的整合———既服务于公益又服务于私益 ,在工具层面上表现为在依法行政框架下多元化行政手段的综合运用。“双服务”理念为解决复杂的行政问题提供了一种整合、兼顾的思路 ,其解决复杂行政问题的强大功能在实践中已初见端倪。     

专利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和谐服务理念”下的专利行政执法

“和谐服务理念”要求专利行政执法既要服务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又要服务于专利相关权益人的利益.要在专利行政执法的过程中贯彻和实施“和谐”服务理念,一方面要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前提,彰显合法行政的基本原则；一方面还要通过若干途径对专利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科学控制,以体现合理行政原则,最终实现利益各方客观上的“利益平衡”与主观上的“幸福感受”之间的“和谐”.     

“双服务”理念:行政观念与制度

在兼顾公私益的“双服务”理念下 ,既有行政观念及其制度暴露出诸多欠缺。为适应既要服务于公益又要服务于私益的现实需要 ,现代行政观念应当是服务观念、公私益兼顾观念和行政能动性观念的整合 ;在制度建构上 ,行政目标立体化、行政手段科技化、权力行使分散化、行政活动民主化和行政方式多样化应当成为制度的转型趋向     

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行政服务目标探究

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的行政服务应当是多元的、为全人类的生存发展、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服务.政府不仅要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也要服务于"个人";不仅要服务于"当代人"也要服务于"未来人";不仅要服务于"富人"也要服务于"穷人";不仅要服务于"当事人"也要为"第三人"及"普通的公众"而服务.最重要的是要以"双服务理念"为指引,将"为人民服务"的政治口号落实到实际行动中.     

论行政执法信用与生态行政建设

以保障公民权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执法,决定了执法主体确立诚信理念的必要。生态行政的中心理念是行政主体及其行为与行政客体对象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然而,目前普遍存在的行政执法信用失范严重破坏了行政生态。政府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只有加强行政文化创新,确立"合作型行政",实行有限管制,政务公开,以及建立失信惩治制度等这些有效的重塑行政执法信用的机制才能促进生态行政建设和发展。     

试析行政执法理念的民生导向

从行政执法视角探寻民生之路,是行政执法者研究民生和提供解决民生问题方案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民生得以捍卫、保障的重要途径。民生导向下的行政执法理念,就是要把服务民生贯穿于行政执法行为的全过程和各个环节,有效维护广大老百姓的权利,妥善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树立行政执法理念的关键在于以民生为导向,树立民本理念,坚持以民为本;树立法治理念,实行依法治国;树立和谐理念,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行政执法机关间协调配合机制研究

行政执法机关间以及与业务主管部门间的协调配合关系是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整体政府和行政主体理论,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改革应当树立政府主体责任理念,实现行政协调的法治化,建立纵向无缝隙衔接、横向跨区域跨部门协作机制,通过行政程序立法确立行政协助、权限争议裁决程序制度。     

论诚实信用原则在行政执法中的运用

以保障公民权为价值取向的行政执法,决定了执法主体确立诚信理念之必要,而诚信理念的确立反过来又将促进行政民主的进程和发展。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只有确立诚信理念,增加公民参与程序,合理地设置“官民”互信机制,才能实现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浅议新公共管理框架下纳税服务的完善

自2008年我国成立纳税服务司以来,我国各级税务机关都相应开展了纳税服务工作。但是由于纳税服务的理念上的缺乏以及原有的行政管理制度上的不协调导致大部分纳税服务未能起到有效的服务于纳税人的作用。本文从新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纳税服务中理念的缺失,成本过高,信息不充分等问题,提出在新公共管理框架下完善纳税服务的思路。     

论行政执法的精神追寻——兼论我国行政执法理念的创新

行政执法作为任何法治国家中所广泛存在的一种政府行为,其对于推进整个国家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与和谐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行政文明作为政府行政执法行为的精神追寻所在,对其具有重要的指引和评价作用,遵循行政文明的精神有助于行政执法行为在不断的检点和矫正中沿着"善"的轨道运行。我国政府应当以行政文明这一精神为引领,积极推进行政执法理念创新,实现政府的自我再造。     

行政诉讼证明责任研究

对行政诉讼中的证明责任不能简单的做一归而统之的划分,而应该具体的分析诉讼中各角色的不同证明责任。在行政诉讼中被告的证明责任应分为客观的证明责任和提供证明责任,前者是在行政实体法中就已预先设定好划归行政机关承担,并在行政诉讼中当案件真伪不明时作为法官判案的实体法依据。后者则仅仅只在诉讼过程中才有其存在的意义。而原告在诉讼前的证明行为实质上是证明的义务,其在诉讼中则享有证明的权利,法官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则具有证明的权力。     

行政法上的客观法与主观法

针对如何理解行政法上客观法与主观法的关系,存在三种基本立场。主客观法分离立场认为维护公益的行政法与公民个人权利形成对峙。该立场存在无法关联违法性与侵权性、抱持无视宪法的行政法观等疑问。主客观法结合立场主张从客观法中分出一部分请求权对应行政主体法定义务。该立场存在宪法与行政法平台错位、公益与私益纵向割裂等局限。主客观法统一立场将客观法当作主观法的全部集合,权利由客观法分解得来。该立场是理解行政法主客观法关系的妥当见解。在分配行政与利害调整观念下,特定或不特定复数私人主体间基于行政法律规范的各种利益与不利益冲突、对立并交织而成的利害关系网才是行政实体法律关系的本质,行政法上的实体权利应当由此导出。遵循“利害关系→合法权益”而非“合法权益→利害关系”的逻辑顺序才是判断行政诉讼原告资格的正确方法。     

我国刑法中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之提倡

当前我国刑法理论往往将行政犯的法益界定为管理秩序(制度)法益,但是对于这一法益的界定,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将其界定为抽象的行政管理秩序(制度),如此模糊的界定,使管理秩序法益日益沦为"口袋法益"。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误认为所有行政法益均可以在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上升为刑事法益,加之没有区分刑法法益与规范保护目的,导致单纯的行政管理秩序混入刑法法益之中。应将前置法秩序和单纯行政管理秩序这两个行政法益从当前刑法法益中驱逐出去,根据法秩序统一原理借助前置法将适格的刑法管理秩序法益还原为实体性法益。     

对行政法发展的"范式转换论"之商榷

"范式转换论"研究方法的缺陷是:将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范式"方法用来分析中国行政法发展的理论问题,将行政法发展视为是一个"革命"的过程;它提出行政法的基本问题应以问题为定向,以公共利益为主导.行政法学研究应以公共利益为分析视角等观点是不符合行政法历史和现实发展趋势的.它仅仅对行政法本体论方面做些转变,就认为中国行政法体系实现了从国家行政范式向公共行政范式转换,显得过于草率和仓促.     

论中国“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演变及定位

本文基于中国正在制定“行政强制法”及这一立法背景所掀起的“行政强制法学”理论研究热潮 ,注意到行将制定的“行政强制法”将以“行政强制措施”与“行政强制执行”两大类强制行为为规制对象 ,通过对中国以往有关立法及法学研究的回顾 ,探索了“行政强制措施”概念的演变 ,进而对其立法和理论上的“定位”作了探讨     

WTO与中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

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是一个庞大的国际行政法体系,其中的许多内容将对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发 展产生重大影响。WTO司法最终理念所确立的"不利影响标准"对我国现行的"合法权益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WTO法制统一原则要求行政相对人有资格对更多的行使行政管理职权的行政行为提请司法审查;WTO争端 解决机制则进一步扩大了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范围。     

论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说起

亚里士多德法治观的精髓在于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并且应当被普遍遵守。秉承此意,行政立法裁量中利益沟通的法治价值有二：一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为良法;二是利益沟通有助于行政立法裁量所立之法获得普遍服从。     

法·治·与·行·政——德国行政法在法治国背景下的展开

德国现代行政法的建立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法治国背景之下完成的。法治国思想从最初提出之际,就是对国家行为的法律规范要求。在此背景下,奥托.迈耶提出“依法律行政”,并以此为基础建构起德国现代行政法。德国法治国思想其后经历了从自由法治国到社会法治国,以及从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作为对社会法治国的回应,给付行政理论开拓了德国行政法的新视野;而形式法治国到实质法治国的演变,则在实质法治观下对德国行政法进行了重新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