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形上学的价值

韩非子在改造、吸收春秋战国道家、黄老学派“道”论的基础上建构了自己的形上学理论——道理论,为其“法治”思想获得了终极性说明和支撑。在道理论中,“道”具有既“不可感知”又“可感知”的二重性,“理”是可以感知的,“理”是“道”在万物上的具体化。“道”与“理”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大一与小一的关系。遵循“道理”,取得做事最大成功的关键是治身,其途径是处“虚静”,以求积聚“精气”保存聪明智能,实现“无不克”的目标。而要在保持“虚静”、“无为”的状态下,运用好“法术势”治国,必须注重“朴实”、“参验”、“端直”、“适度”、“体道”、“慎刑”、“无暴政”、“无侵略”等原则,才可以达到治道、治身与治国的统一。     

孔子“无讼”论

孔子“无讼”论,即孔子关于消灭犯罪不能单靠法律,杀人不能止“讼”,依靠“礼教”实现“无讼”,依靠“人治”实现“无讼”,依靠“人情”实现“无讼”,依靠“旌善”实现“无讼”的思想。     

公民的安全叫“公安”

“安”非天然因“暴”在所谓“公安”．即“公共安全”．也即社会秩序、公共财产、公民权利等方面的保护。任何国家均有公安机构及人员,咱们叫“公安局”和“民警”,更多国家包括旧中国,称“警察局”和“警察”。,“警局”、“警察”、“警探”,不怎么悦耳——常听老太太吓唬顽皮孙子时说,“再闹,叫警察来抓你!”这当然是对旧警员的坏印象．也是对新警察的误读。咱们在“警察”前缀以“人民”,叫“人民警察”,简称“民警”,“人民警察为人民”．感觉亲多啦。     

守护地名文化的基石——专用汉字

河北的“陉”、“藁”,山西的“岢”、“隰”,浙江的“鄞”、“衢”,安徽的“歙”、“黟”,河南的“渑”、“陟”,湖南的“澧”、“醴”,……这些县级政区名称中颇为生僻的汉字,能有多少外地人识得、读得、讲得呢？殊不知,中华民族那深邃、博大的地名文化,正是植根于这些除地名难得一见的“专用汉字”。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及其诗学意义

对于海德格尔来说 ,“存在”不是任何形式的“存在者” ,而是“意义之放光辉” ,因而是“缘起”的、需要“被揭示”的。“语言”的本质在于“道说”。“道说”乃是“让显现和让闪亮意义上的显示”。正是借助“词语”的“道说” ,“物”才“被赋予”了“存在”。所以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本文从八个不同角度阐发了这一命题的基本含义 ,以及它所蕴涵的诗学意义。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浅谈设计与文化

“设计”的含义十分丰富。中国汉代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诠释道：“设”乃“陈设”,“计”乃“会”。在现代汉语中,“设计”一词的主要含义是“设想”、“构思”、“计划”等。在英语中,“design”也是“意图”、“计划”、“目的”之意。     

“四要一没有”与陈水扁的狂人心态

3月4日,陈水扁在参加“台独”组织“FAPA”的活动时,提出了“四要一没有”。岛内外舆论认为,“四要一没有”只是再次证实了他的“台独”本性,他又在“台独”路上迈出极其危险的一步。“四不一没有”下的“台独”在“台独”问题上,陈水扁有过“两极化”表演,以“四不一没有”为主题的“不搞台独版”是他的主要伪装,“四要一没有”是“台独”的真实表现。     

澄清“合法性”概念上的几个认识误区

在我国的现阶段,“合法性”概念的使用有被“误置”的潜在可能性。本文针对人们对“合法性”认识上的片面性,全面澄清了有关“合法性”概念认识上的误区,指出“合法性”完全有别于“合法”,“合法性”有特定的运用领域,文章也对“合法性”与“合法化”及“有效性”与“合法性”进行了区分。     

中西哲学中的“一”及“同一”

如果说全部哲学从形而上学到后形而上学,从古典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原则性区别的话,只不过是前者过于强调了绝对性、基础性、一元性、“一致性”,后者则过于强调了多样性、多元性和“差异性”。如果说“同一”哲学所强调的“同”是因为“不同”,“不同”是因为“同”,“同一律”和“相异律”是可以“同时共在”的,没有一物不“同一”,与没有一物不“相异”,是等价的,具有同等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后现代主义所强化的“差异性”与“同一”哲学所强调的“一致性”不仅具有同等价值,也具有“同一”意义。     

台湾社会的两个新危机

自从民进党上台以来,台湾媒体上关于“繁荣”、“稳定”的字眼已经罕见,经常出现的却是“混乱”、“危机”的报导,诸如:“财政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诚信危机”等等。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岛内又出现了两个新的危机——“人口危机”和“人才危机”。     

凝心聚力 构建和谐校园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面对新形势、新问题提出的新的治国理念、治国方略和治国目标,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和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在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人类就特别崇尚“和谐”,追求“和谐”,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荀子的“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当今人们心目中的“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都是“和谐”理念的体现。“和谐社会”是由“和谐企业”、“和谐家庭”、“和谐社区”、“和谐校园”等众多的“和谐细胞”组成。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构建“和谐细胞”入…     

“修宪”、“制宪”、“行宪”之争与台湾“宪政秩序”塑造中的“国家认同”

“宪改”长期以来是台湾岛内政治斗争的中心内容,目前各种势力围绕“修宪”、“制宪”、“行宪”之争关系到台湾“宪政秩序”的塑造。从李登辉时期“宪政改革”到陈水扁当局的“宪政改造”,台湾的“宪政秩序”同时具有法理意涵和政治功能。目前台湾“宪政秩序”塑造的焦点在于:“行宪”和“宪改”哪个更迫切,“宪改”本质上到底是“修宪”还是“制宪”?不同的“宪政秩序”的塑造途径将会产生对民众的不同“国家认同”导向,导致台湾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混乱。     

知足不辱 知止不耻

当下,有些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更有甚者,每每与“醒掌一方权,醉卧温柔乡”的大贪巨蠹攀比,常抱“小巫大巫”之怨,常发“虚度此生”之慨,由“痛恨腐败”、“妒嫉腐败”渐变为“馋羡腐败”、“向往腐败”,慢慢形成一种“趋腐心理”。认为：本本分分是“无能”,清廉自守是“没用”,敢贪多捞是“魄力”,     

“去中国化”是陈水扁的迷梦

前一阵为了“去中国化”,台湾当局先行修改历史教科书,把“台独”教育变成了“台独”思想教育。除了将高中第二册历史原来的“本国史”改称为“中国史”,过去惯用的“我国”、“本国”、“大陆”等用词全部改为“中国”,     

土家族——湘西的古老民族

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或“毕际卡”,其本意一说是“本地人”的意思,一说“毕兹卡”是古代“伏羲”、“鼻息”(古羌戎的一支)的转音。土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别称,殷周时称为“巴人”、“彭人”,春秋战国时称为“板盾蛮”,秦汉时期称为“武陵蛮”,     

宁化“燕”

“燕”,是客家祖地宁化民间传统酒宴“八大碗”菜肴中的第三碗菜,特别受人亲睐,其味鲜甜脆嫩,开胃可口。“燕”其名高雅,在宁化民间亦称“太平燕”。追根溯源,“燕”与“宴”同音,古书里有时通用。“宴”在《辞海》中有“逸”、“乐”、“宴会”三种意思。第三种“宴会”(即以酒肉款待宾客)的意思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事。“燕”既有“宴会”     

教育部长周济的“段子”

“公“”私”分明——这种信息披露上的“双重标准”,使周济给外界留下的印象只限定于“校长周济”、“市长周济”、“部长周济”,或者是“院士周济”。而“生活中的周济”,却少为人知。     

“道”在何方——语言存在论

作为一种时间性的存在,人总是在寻追永恒、本原、真理、家园。这种寻追情态我们称为求“道”。中国哲学显示出：“道”在自然显现（道家）,“道”在“我”“心”的敞开（儒家）,“道”在自如其是（禅宗）。西方哲学显示出：“道”在上帝（本体论阶段）,“道”在科学（认识论阶段）,“道”在“言说”（语言存在论阶段）。“言说”指引“道”,“言说”通达“道”,“言说”构建“道”。“言说”其实就是“道”。     

重构与解构：孔、老之“礼”的解读

春秋战国之际,“礼”发生了异化,它由西周建立的一个统一性的文化结构变为了流于形式的“礼仪”。相应地,原本依“礼”而立的政治秩序、社会道德等也发生了崩溃。在此之际,以恢复“周礼”为方向,孔子提出了“仁”“礼”一体的思想,即“礼”必须以“仁”为精神实质,“仁”必须以“礼”为道德准绳;以批判“礼”为方向,老子提出了“大礼无礼”的思想,即“礼”本身代表着大道的废弛,真正的“礼”是“无礼”而自有“礼”。     

“柏林墙”的省思

想当年,我以“中华民国立法委员”的身份,因公率团登上“西柏林”的“了望台”,亲眼看到“东柏林”的景观种种;再过几年,又以“中华民国考试委员”的身份,因公率团,旧地重游,观赏“倒塌”的“柏林墙”,东西进出,自由自在,并前往“触摸”那一小段留下供世人凭吊的“围墙”遗迹,感怀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