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自由裁量权及其正当性

警察自由裁量权是警察权主体依法享有的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灵活抉择的权力。警察自由裁量权是警察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警察权运行和目的实现的必要载体。警察自由裁量权包含丰富的内容,表现出多种样态。警察自由裁量权具有正当性。其正当性的获得除了与一般行政自由裁量权有诸多共性的逻辑和客观基础外,更是源自国家固有权力的警察权与形式法治之间博弈的结果,是警察权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法治意义上目的的内在要求,在根本上则来源于社会现实的需要。     

论我国警察权力配置的原则与优化路径——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三

为优化我国警察权力配置,首先,要明确警察权在秩序与自由、公权与私权、效率与制约以及集权与分权四个基本方面的价值取向;其次,要遵循国家立法授权、保障人权、权力制衡、结构与功能比例以及与社会经济水平和文明程度均衡等原则;最后,透过准确把握警察权的实质,廓清职能,合理收缩警察权主体范围,科学整合警察权的内容,完善警察权力手段及其保障,从而选择我国警察权力优化配置的路径。     

教育价值选择的主体性与创新教育

教育作为一种主体性的活动, 其价值取向的确立不仅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有关, 而且同教育主体对教育价值的理解和选择有关。创新教育的价值要内化为教育主体的价值取向, 有必要回到教育主体的价值选择中, 在教育主体的价值选择中确立创新教育的价值取向和培育创新教育价值观。     

我国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研究

我国警察的职务负担日益加重,警察权存在许多亟待改善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权与公民权存在混淆。这种混淆主要有公民权利公化和警察权力私化两种表现,导致了诸如治安法规空置、警察服务职权过分扩张等危害。警察权与公民权混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警察权的配置存在问题,主要由于警察权配置的价值取向偏重社会秩序管理,以及国家配置警察权时过分强调警察的服务职能。为了明确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要以警察权配置的视角从多个渠道解决问题。用法律手段区分,加强立法科学性;从思想观念上区分,明确警察角色定位;通过主体区分,使警察权真正由警察履行,公民权切实为群众拥有。     

论警察权的本质

警察权主要有两大职权,即警察行政职权和警察刑事职权。警察权的本质是行政权。对警察权本质的分歧,主要在于侦查权的性质。无论是从侦查主体、侦查程序的运作、侦查的价值和功能方面看,侦查权都应归属行政权。     

应急警察权的提出、缺陷与规制问题研究

应急警察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形式。应急警察权的提出，不仅回应了应急处置对“法外权力”的客观需求，还意味着通过应急警察权法制确立警察应急的经验法则和实现权力、权利在应急状态下的重新分配，从而既体现应急的特殊性，又尽量避免以应急之名破坏法治。目前我国应急警察权在立法上存在内容欠缺、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随意创设应急警察措施、应急警察权由非警察主体行使、不符合比例原则、应急治理过分依赖警察强制权等缺陷，建议重构应急警察权的配置体系、清晰划定应急警察职权范围，建立应急警察权监督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机制，构建应急警察权规制体系。     

警察权滥用的原因及其控制

为了维护国家和社会治安秩序,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我们需要警察权的存在。但是,警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本质上具有强制性与扩张性,再加上立法的粗陋,相关机制的不健全以及体制上的原因,使得警察权容易被滥用。本文针对造成警察权被滥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警察权滥用的相关建议。     

和谐社会警察权配置的利益考量——尊重和协助保护私权的视角

警察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其配置是由这个国家进行社会控制时的价值取向所决定的。国家进行社会控制最直接涉及的就是自由与秩序的问题,而自由与秩序的价值选择又与人们对公权与私权基本理念的认识密切相关,是国家如何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体现。认为警察权作为特殊的公共权力,其配置和运行中限制公民权利是必要的,但对私权的尊重和保护与公权力出于维护公共利益而对私权的限制并不矛盾,特别是当今中国,各种矛盾冲突较为突出的情况下,和谐社会的建立需要警察对私权给予一定的尊重的同时,恰当地履行保护私权则十分必要。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警察权运行的规范选择

警察权建设是政府法治体系工程中的前沿领域，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和法治国家的重心所在。而目前警察权运行的现状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和谐社会与政府法治的必然要求对警察权进行重构，措施主要包括：改革现行警察体制；重构警察权运行程序；优化警察权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完善行政救济制度等。     

试析“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确定——兼谈价值取向确定的条件

中国共产党确定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从对客体属性、功能的判断来看,人是历史的主体、基础、目的和动力;从对主体需要的解读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就是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及其实现;从客体属性转化为主体需要的现实可能性来看,当代社会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共产党严格遵循客观规律,其利益取向完全符合社会普遍利益,所以"以人为本"价值取向的确定是合理的,科学的.     

城乡社会协调发展目标下的公共服务体制建设

吴春梅、陈一恒在《齐鲁学刊》2012年第1期撰文认为,城乡社会协调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为实现由城乡二元、工农分治向城乡一元、工农均等的体制转型创造条件。从其阶段性特征看,公共服务体制建设的中心任务是缓解农村公共服务供需矛盾,主基调是城乡均衡,价值取向是公平与效率的整合。公共服务体制建设需要将总体目标与分步战略有机结合起来,有计划分阶段分步骤地冲破建立在传统非均衡发展战略基础上的各种体制障碍,     

论高等教育评价的教育与社会价值

高等教育评价的价值是一种体现在高等教育评价活动中主体与客体之间需要与满足的关系．在它的评价活动中．评价双方的主观活动与客观活动通过一定的标准和途径来实现自身的价值诉求，同时要进一步考虑这种评价活动是否可以满足或者适合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实际价值要求。在社会价值方面，一元价值主导和多元价值导向评价模式促进了社会责任与义务价值的实现。在教育价值方面．人本价值取向和批判价值取向则体现了评价主体对评价客体目的与方式的价值一致性。只有这样，高等教育评价才能有坚实的根基．高等教育评价也才会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     

法治视野下的警察权构建

作为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是指国家宪法、法律赋予警察机关执行警察规范、实施警务活动的权力。警察权在本质上具有强制性和扩张性，由于相关机制不健全以及体制上的原因，致使警察权在实施过程中尚有不协调的现象。因此，有必要以法治的理念审视警察权并提出相关建议。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中的认同危机及其化解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治价值主体、政治价值标准和政治价值目标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价值分化,破坏原有政治价值体系的均衡,进而造成政治价值冲突。为避免政治价值体系崩溃所可能引发的政治价值认同危机,我们就需要不断强化主导政治价值的统摄力,充分发挥其整合功能,以消解多元政治价值之间的摩擦、碰撞和冲突,实现多元政治价值之间的共存、协调和统一。     

当代中国政治价值转型中的认同危机及其化解

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政治价值主体、政治价值标准和政治价值目标的转型是不可避免的,其集中体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必然导致政治价值分化,破坏原有政治价值体系的均衡,进而造成政治价值冲突。为避免政治价值体系崩溃所可能引发的政治价值认同危机,我们就需要不断强化主导政治价值的统摄力,充分发挥其整合功能,以消解多元政治价值之间的摩擦、碰撞和冲突,实现多元政治价值之间的共存、协调和统一。     

正义权能：警察权的理论探源与价值定位

权力体系的顶层设计构建与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动力密切关联。暴力性和扩张性造就了警察权的实践面相,而警察权与国家职能的互动关系、警察权的统合性功能反映了其本相。社会秩序维护是警察权存在的逻辑起点,法的规定性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冲突决定警察权发展变化的基本方向。因此,应该从发展锚点、权能结构、权力运行三个方面对警察权进行价值定位。     

公安队伍管理与警察职业化探讨

我国公安机关是行使我国警察权的主要机关。有学者认为,警察权(指公安机关)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警察权是指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一切权力,包括履行警察刑事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中所运用的一切权力;狭义的警察权,仅指国家赋予公安机关在进行公安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运用的权力,即警察行政权。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警察权是警察行政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的统一。我国公安机关行使警察权的目的,是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障百姓安居乐业。而警察权的行使,又依靠着公安机关这支强大的队伍,是以警察为主体。所以,公…     

重塑公众主体地位: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之主体构建问题

公众作为评估主体在政府绩效评估中越来越得到重视,这与绩效评估的"民众本位"的价值取向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政府的"自上而下"绩效评估模式下,"民众为本"的价值并没有完全落实,价值选择的偏差也导致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理性选择存在偏差。因此,我们有必要重塑绩效系统中的公众评估主体地位。公众作为评估主体有着明显的优势,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为了重塑绩效评估中的公众的评估主体地位,需要从制度和技术的层面再造公众评估政府的流程,以使得公众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更加客观有效。     

对警察权规制路径的思考

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制文明的发展水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转型时期,警察权的运行状态引起了学术界和公共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警察权的配置是根据国家政治制度和权力组织形式而界定的,研究警察权的治理问题必须基于国家政治制度的框架,坚持从现实社会的需要与可能出发,才能解决问题。     

警察权的私法转向

作为典型的公法权力,捍卫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价值的警察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通过对现实主义法学的考察和自由主义法学的反思,警察权必须在公共行政的私人化实践中进行调整.经济学关于公共选择和公共产品的理论对于警察权的调适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在明确并坚守警察权的核心任务的基础上,对私人警务按照警察生产和警察提供予以区分.首先通过立法确认私人主体在秩序和安全上和警察具有趋同的理想,赋予其既不逾越公权力也不侵犯其他私权的主体性地位,其次适用协商式方法,以合同制运行私人警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