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原因及对策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仍然呈高发趋势,犯罪类型增多,并呈现出低龄化、暴力化,团伙性,成人化等特点.未成年人身心发育不健全,对外部世界缺乏成熟的判断力,但家庭管教不良、学校教育不到位、政府管控失当、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不完等未成年人犯罪的客观原因更需要我们重视.我国应加强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对犯罪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尽量不适用刑罚手段.     

未成年人犯罪社区矫正制度初探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我国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加大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保护力度。尽量采取非监禁刑罚措施,本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社区矫正制度,可达到教育、感化、挽救的良好效果。     

论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与毒品泛滥、环境污染并称人类的三大公害,也是各国都十分重视的社会问题。因犯罪主体心智发育的不健全性、认识问题的片面性、意志力的薄弱性等方面原因,未成年人犯罪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各国立法都对未成年犯加以特殊对待,我国的刑事法律也以"区别对待、特殊保护,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双向保护"为原则,对未成年犯加以特殊规定。本文在明晰未成年人犯罪概念的基础上,以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诉讼过程为视角,梳理并对比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环节中,国际规则、国外法律及我国法律对未成年犯司法保护的相关规定,以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的司法保护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司法解释：保护权益还是纵容犯罪？

2006年1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正式实施。与1995年的司法解释相比较，本次司法懈释把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明确区别开来，充分体现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加大保护力度，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理念，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认定和量刑，也尽量在法定范围内从轻和减轻，彰显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怀和宽容。本次司法解释还对很多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争议的问题作出了明确的界定，有利于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中正确适用法律，最大程度地教育、感化和挽救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新探

未成年人犯罪已成为现代社会犯罪中一个越来越突出的问题。未成年人对是非等问题缺乏识别和掌控能力,故自觉或不自觉地就坠入犯罪的泥坑。为了减少和尽量杜绝犯罪,分析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特征,并结合实际提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对策,力求帮助和保护未成年人健康的成长,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目的。     

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姊妹篇”完成修订

2020年,未成年人保护立法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相继修订通过,将于2021年6月1日起一同施行。两部法律属姊妹篇:未成年人保护法注重创造优良环境,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注重预防,采取教育、干预、矫治等多种措施,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因此,在修改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考虑两部法律的呼应与衔接,努力织密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法治保护网。     

论家庭教育与家庭保护的整合

当今未成年人犯罪已在世界范围内被认为是世界三大公害之一,排在环境污染、吸毒贩毒之后。1991年9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在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等方面,对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作了具体的规定,尽量使未成年人远离犯罪和不法行为的影响。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背景下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研究——以K市126名未成年罪犯为样本

《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能更好地满足未成年人保护的需要,有利于增强这部法律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为解决新形势下未成年人保护存在的问题提供法治保障。调查显示,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特征表现为故意犯罪较多、犯罪呈现出团伙化特征、犯罪低龄化趋势明显、再犯率较高、罪犯的文化程度偏低等。未成年人犯罪既有个人和家庭原因,也有学校和社会原因。为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预防,促进他们健康全面地成长,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的主要内容,有必要开展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教育,增强自觉预防犯罪的意识和能力;优化家庭教育,营造积极、健康、愉快的家庭氛围;注重学校教育,实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有效预防;整合社会各方力量,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特点及防治研究

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包括接触型和非接触型犯罪,以接触型强奸犯罪为主。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犯罪使用的网络媒介呈多样化特点,被害人主要为14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主体受教育水平普遍偏低,犯罪手段以非强制手段为主,犯罪地多为旅馆、行为人住所等场所。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刑法惩治不力,网络服务提供者未采取有效措施保护未成年人,旅馆经营者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身份查验和强制报告义务,行为人法律意识淡薄和道德水平不高,监护人监护不力,学校和家庭普遍缺乏性教育,学校安全保护措施不到位等。刑法应将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进行专门规制,相关法律应强化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定责任,旅馆经营者应有效落实查验入住未成年人身份和强制报告义务,家长应对未成年人进行有效监护,学校和家庭应有效开展未成年人性教育,学校应加强在校学生的安全保护等,以预防和惩治网络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     

关于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问题的思考

正自未成年人保护法颁布以来,我国在法律上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保障。但是,近年来校园欺凌事件频发,凸显了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方面,法律仍需进一步完善。此类事件的发生有很多原因。我认为,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行为惩戒不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即:针对未成年人的犯罪予以从重处罚;未成年人犯罪则从轻处罚。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还要考虑另外一种情况:当未成年人犯罪时,     

谈在少年犯罪刑事审判中如何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少年犯罪刑事审判是我国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在司法实践中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是做好少年刑事审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中,作者从掌握少年的犯罪心理,并对犯罪少年的心理进行分析,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审判工作三个方面,站在司法实践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以期收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析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环节若干问题

未成年人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一直以来,我国未成年人刑事法律制度精神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人文与关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一方针作为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精神一直贯穿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个时期。本文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从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等检察环节的角度出发,探讨依法保护、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着力体现检察环节人性、文明的司法关怀,充分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建议实证分析

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罪犯的非刑化、轻刑化、非监禁化处置已成为主流趋势。近年来,我国社会各界对未成年人犯罪加强司法保护的呼声逐渐高涨,日益影响着司法实践。量刑问题是刑法理论的缩图,量刑建议是检察机关行使公诉职能和监督职能的新的举措和重要方式,对实现刑罚个别化,保护未成年当事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实践中,检察机关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作出量刑建议仍在积极探索和经验准备阶段。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疑难问题研究

窃取、收买、非法提供信用卡信息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五）》（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五）》）的新增罪名。它的出台结束了我国刑法领域长期以来对于以信用卡信息为犯罪对象的行为无法适从的局面,这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遏制日益猖獗的信用卡诈骗犯罪活动。但是由于本罪名出台时间较短,司法实践经验积累不足再加之无相关配套的司法解释,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如何认定本罪出现了很多分歧和争议,导致司法实践行为的不统一。本文从犯罪主观方面的认定、信用卡信息的内涵与范围以及接受他人无偿提供信用卡信息行为的归罪问题三个方面对当前司法实践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微博转发500次入刑”的宪法争议

＂两高＂出台的《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将微博转发超过500次的行为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处以侮辱罪或者诽谤罪。此项解释存在较大的合法性争议。从宪法的维度进行分析,法律保留原则要求对＂犯罪与刑罚＂的规定由法律保留,司法解释对入罪与否的问题进行规定已经逾越了其权限。同时对＂微博转发＂的行为入罪处理构成了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不当限制与侵害。     

对戴手套作案现场的勘查

刑事犯罪案件现场存储了大量有价值的信息,但是对戴手套作案的现场,会因为犯罪嫌疑人戴手套而使指纹等大量的痕迹物证隐匿起来,从而影响刑事技术人员对现场的勘验。捕捉、提取、分析和利用这些隐匿的信息,对侦查破案和起诉犯罪嫌疑人至关重要。在现场勘查时,应把常规痕迹与微量物证、有形的痕迹物证与无形的现象并举勘验;另外,还要注意尽力寻找指印。     

金融传销犯罪独立成罪初探

金融传销犯罪的迅猛蔓延已严重危害我国金融环境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损害了政府公信力。在司法实践中,打击金融传销犯罪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造成各地公、检、法等部门对金融传销犯罪的案件定性、法律适用、证据规格等意见难以统一,常归于普通传销、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等罪名下,造成定性不准确、责刑不一致、打击不力等司法困难。金融传销犯罪独立成罪应成为立法的重点之一,从罪名、情节、刑期等全方位进行法律规制,以使这类严重刑事犯罪不再游离于刑法体系之外。     

论海峡两岸刑事司法互助之“罪赃移交”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原则性规定两岸司法互助的“罪赃移交”事项。“罪赃移交”涉及打击跨海峡经济类犯罪之社会效果与法律效果,两岸司法当局正在尝试与寻求突破。借鉴国际刑事司法协助有关“追缴犯罪所得”之理念与制度,两岸可构建罪赃分享、通过民事诉讼直接追回财产、不经定罪的没收、承认与执行对岸刑事裁判中的没收、在特定犯罪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等基本制度,为两岸“罪赃移交”实践清除法律与现实障碍。     

农村基层组织人员贪污与职务侵占行为之认定——以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为例

当前,对农村基层组织人员涉嫌贪污与职务侵占犯罪的处罚往往较轻,有的只按违纪处理,仅收缴非法所得,惩治“村官”犯罪出现空白地带。同时,司法机关对相关罪名的认定存在分歧,刑法威慑受到约束,刑罚效果不甚理想。对此,统一和深化认识,严密法网、填补法律漏洞势在必行。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把握相关司法解释和农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相关事务管理的内涵;对于以虚报数量等方式侵吞土地征用补偿费的,或在村集体未提留前侵吞以及在提留后侵吞应发放给村民的款项的,都应以贪污论处;只有侵吞村集体提留资金的情形,才可认定为职务侵占。     

完善我国单位犯罪刑事诉讼程序之构想——以中、法法律比较为视角

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刑事诉讼法缺乏相应的诉讼程序规定.借鉴法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单位犯罪诉讼程序的规定,我国应在《刑事诉讼法》中设专章对单位犯罪诉讼程序加以规定,明确对单位犯罪的职能管辖与审判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