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辖选择权：行政案件管辖制度改革之一剂良方——基于行政诉讼中“官官相护”滋生“告状难”现象的分析

从行政诉讼原被告及法官三方力量博弈的角度看,受制于现行行政案件管辖制度,"当地法院管辖"、"法院裁定管辖"使得强势的行政权与次强势的司法权强强联合成为现实,进而导致弱势的原告"告状难"。司法权行使去当地化,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当干扰;司法权行使去裁定化,杜绝司法权不当行使;赋予原告充分的案件管辖选择权,提升其对抗行政权、司法权的能力,促成三方力量平衡,是解决民告官"告状难"的一剂良方。     

浅议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制度

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性质，决定了司法权对行政权保持中立的特殊意义。行政诉讼一般地域管辖的“原告就被告”原则，决定了多数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法院审理，实质上使之成为行政权与行政审判权之间联系的纽带，削弱了法院的抗干扰能力。克服司法地方化，阻断行政权等权力对行政审判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审判公正的首要前提，也是最终实现行政诉讼目的“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根本保障。结合我国当前实际，摒弃“原告就被告”原则，赋予行政相对人以“选择法院权”、“异地管辖”“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制度”和“设立行政法院”的对策来阻断行政权对司法权的不利影响是实现行政诉讼公正和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必要。     

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冲突处理规则

司法权与行政权力针对同一对象都有权管辖的时候产生管辖的冲突。三权分立体制中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冲突体现为各个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力量博弈之后的平衡,无需冲突处理规则;而中国的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冲突却存在内在的一致性与协调机关,因此需要冲突处理规则。中国司法权与行政权两种权力之间呈现共同源于最高权力机关,相互分开,相互替代的关系,权力的行使必然发生冲突。两种权力冲突的基础在于管辖权重叠,因此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两者冲突规则应当是“先管优先”原则,即哪一个权力先管辖了需要处理的法律关系并发生效力,则哪一个权力优先。     

行政相对方权利制约行政权的若干思考

“权力制约权力”模式 ,即立法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具有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行政相对方权利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克服这一模式的局限性。中外学者已间接或直接提出了权利制约行政权的观点 ,并在各国法治实践中得到体现。行政相对方权利制约行政权的具体运作主要表现为 :预防行政权的滥用 ;抵抗行政权违法行使 ;促使行政权合法、适当运行 ;促使违法、不当行使的行政权得以纠正。     

我国应诉管辖的法理重述——从“默示/推定协议解释论”批判开始

默示协议管辖无法有效地解释我国的应诉管辖制度。“推定合意解释论”存在概念错误与逻辑漏洞。应诉管辖的目的在于解决无管辖权的受诉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合法性问题,管辖法定原则和程序安定分别构成其制度基础和法理基础。应诉管辖的制度性质是法律拟制,核心是对被告默示意思表示的解释及其法律效果的明确。与德国法将被告不提出管辖异议而应诉答辩的行为拟制为与原告达成管辖合意不同,我国法将这种情形拟制为被告同意受诉法院管辖本案,继而产生受诉法院获得管辖权的法律效果。为保障应诉管辖程序正当,在被告未受合法通知或者原告隐瞒管辖原因事实、虚构管辖连接点骗取管辖利益的情形下,被告不提管辖异议并应诉答辩的行为不构成“同意”的意思表示,不能成立应诉管辖。应诉管辖的程序效力仅及于本案程序。     

行政案件管辖问题研究——以浙江省行政案件异地管辖为典型展开

行政诉讼胜诉率低、撤诉率高和上诉率高的现实促使我们考虑,是什么因素阻碍了行政诉讼的发展?现行“原就被”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是否为行政对司法的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本文在司法实践和探索的基础上,对当前行政案件管辖制度进行全方位的利弊分析和实证调查,在不改变现行法律框架的前提下提出了对部分行政案件实行异地交叉管辖的改革思路,其目标是通过程序公正来保障实体公正,从制度层面切断或阻隔行政等外部力量对司法的不当干预,实现行政权和司法权的良性互动,有效发挥行政诉讼的司法审查功能,提高行政审判的公信力。     

司法“去地方化”改革反思

基于“司法权是中央事权”这一论断，2013年以来的司法改革力图通过司法权的中央化来祛除司法的地方保护主义。在中央确定的两项主要改革举措中，推进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省级统管，因受地方各级人大产生同级法院、检察院的宪制约束，以及各地方财政资源不平衡现实的影响，只能实行“有限统管”;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检察院，因存在宪制空间上的争议无法形成统一的认识，一直停留在试点阶段而踟蹰不前，改革路径也在司法机构创制和管辖制度调整之间来回切换。实际上，地方法院、检察院不仅具有“国家性”,而且“地方性”也是其内在基因，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并非根源于法院、检察院的地方性，而在于法院、检察院行使司法权时被属地体制性地行政化。只有按照法治的要求和司法的规律，合理确定司法权在地方权力结构中的地位，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才具有可依赖的前提和基础。     

行政诉讼提级管辖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以广东法院提级管辖改革为样本

因受体制和机制制约,我国行政审判制度的整体性变革存在较大难度。广东法院选择管辖制度作为改革的切入点,以提级管辖为突破口,辅以中级法院层面的指定管辖和交叉管辖改革,对现行管辖制度进行了技术性的变革。提级管辖改革通过以高位的司法权制衡低位行政权,能够有效减少行政权力对行政审判的干预,保证官民的平等对决。同时,提级管辖改革强化了高级法院对全省行政审判的主导权,促进了司法与行政的良性互动,统一了裁判尺度,提高了行政审判的司法权威。本文对提级管辖改革的背景进行分析,以广东法院的提级管辖改革的实践为研究基础,对相关成果加以探讨,对改革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删而未除的“管辖错误”再审——基于2013年以来最高人民法院裁定书的分析

2012年民事诉讼法删除了“违反法律规定,管辖错误的”这一再审事由.人们普遍认为,新法实施后,当事人已不能针对管辖权异议的终审裁定申请再审.但在新法实施后最高人民法院处理再审案件的诉讼实务中,当事人以“管辖错误”为由申请再审和法院对“管辖错误”进行再审并未真正消除.最高人民法院依然保留针对“管辖错误”的再审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保留这类再审的积极意义在于:有助于消除当事人对地方保护主义的担忧和防范可能发生的地方保护,有助于保障司法公正,有助于解决管辖规则适用中的疑难问题和统一各法院关于管辖规则的理解与适用;但保留再审也会同诉讼效率的要求相抵牾.为平衡司法公正与诉讼效率的关系,需要从三个方面优化处理“管辖错误”的再审程序.     

行政诉讼异地交叉管辖

众所周知＂民告官＂案件,即行政诉讼案件难打。原因在于现行行政法中规定行政案件大多由被告所在地的基层法院管辖,这种模式往往导致法院对地方政府的司法审查受到行政权的不当干预。所以法院在审判行政诉讼案件时,蹑手蹑脚,唯恐得罪了当地政府,使得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与其最初设立的目标分道扬镳。正是鉴于这种司法实际,各地法院都在采取积极措施,希望可以改变这种现状。台州的异地管辖就是众多尝试中比较成功的一个,通过异地管辖行政案件,切断了当地政府对行政案件审判的干扰。但是异地交叉管辖毕竟只是权宜之计,要实现行政诉讼的真正的归位,最根本的还是要实现司法的独立。     

浅谈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的地域管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7条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何理解此处的“犯罪行为发生地”以确定管辖法院．认识上有分歧，从而导致实践中作法不一。眉山市东坡区人民法院蹇峰同志认为：     

"原告就被告"原则的反思与重构——以当事人中心主义为视角

管辖制度决定着正义的分配,承载着诉权保障、司法公正与效率价值,管辖利益的争夺消极地反映为"管辖大战"。以当事人中心主义为视角,结合诉权保障理论重构一般地域管辖制度,对防止法院权限过大和地方保护主义意义重大。"原告就被告"原则有其一定的立法价值基础,但同样也面临着困惑和窘境。重构一般地域管辖制度既要赋予当事人选择法院管辖自由的最大化,也要重新定位效益价值,更要兼顾原告的管辖利益,以实现双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平等保障。     

浅谈当事人“告状难”的几个问题

近几年来,在人民法院的信访工作中,了解到当事人“告状难”的一些情况。主要表现在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案件管辖上互相推诿,造成案件旅行,当事人来回奔波。笔者就“告状难”几个问题,谈点粗浅之见。     

管辖规范中的实体要素

包含有实体要素的管辖规范给实务和学界造成了困扰.既有的形式审查说、依原告主张说、初步证据说都各有缺陷或问题.基于处分原则,诉讼标的或诉因应由原告择定,所以对管辖规范中的这类要素不做审查.但对于其它实体要素,在被告提出管辖异议时,应进行实质审查.否则将会使此类管辖规范形同空文,完全听凭原告确定管辖法院,无视被告合理的管辖利益.为减少解释上的分歧,应对此类混合规范重新表述.司法解释中的有些混合规范并无存在必要,甚至还是违法的,应予废除.     

澳大利亚的检察制度

澳大利亚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根据《澳大利亚联邦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的规定,其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部分。立法权由联邦议会行使;行政权由联邦政府行使;司法权传统上由法院行使。但立法权与行政权之间并没有截然的界限,虽然只有议会才能通过法律,但这些法律又常常授权联邦行政机关制定条例、规则以及有关特别法的实施细则。由于受普通法系法律传统的影响,在澳大利亚对刑事案件的起诉权一直由警察行使,直至上世纪80年代后期才建立独立的起诉机构(或称检察机构),起诉权才最终与侦查权分离,但时至今日,某些州的警察仍享…     

论民事案件受理权与管辖权的统一与分开

最近在全国范围内试点推行的“跨域立案”改革，其实质是管辖法院的管辖权部分由非管辖法院行使。这在诉讼理论上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即管辖权中的案件受理权能否独立于管辖权，案件受理能否与管辖分开。作为民事诉讼架构的一部分，管辖是反映和承载民事诉讼制度价值的一个坐标系，管辖统一能够避免法院作出相互矛盾的裁判，从整体上保障诉讼理想的实现。在中国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和人口流动不断增加的大背景下，随着跨行政区划设置法院和立案登记制的实施，管辖分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管辖的理论逻辑也不排斥管辖分开。但就管辖规则体系而言，基于管辖的法定性和强制性，考虑诉讼当事人的角色分配和“双重推定”法则，管辖统一仍居于基本规则的地位，管辖分开只具有补充性。并且，作为补充规则，管辖分开仅可限定为两种情形:一是具有较大可能调解结案的案件；二是涉弱势群体且请不起律师代理的案件。     

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悖论及其克服

为摆脱地方干扰,增强法院依法独立公正审理行政案件的能力,而作为行政审判体制改革试点来推进与行政管理区域有限分离的行政诉讼集中管辖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宪法、法律赋予法院的行政审判权有效运行。这种做法实为改革过程中的无奈之举,故而需要宽容、理解和支持。但是,改革试点也面临着如何符合实定法相关规定的挑战。对于确实具有合理性和实效性的改革举措,应当通过修法予以合法性支撑。不应将集中管辖确立为我国行政诉讼的一般制度,因为它不能有效根除行政诉讼的体制障碍,无法充分利用各级法院既有资源,与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相悖;要根除行政诉讼的体制障碍,需要在行政体制改革上下功夫,真正确立尊重法院裁判的行政责任体系。在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需要对行政诉讼集中管辖的试错探索予以科学评价,对实践和理论误区予以逐步矫正,确立正确的方法论和科学的行政诉讼管辖制度,以基层管辖、本地管辖等法定管辖为一般管辖,以提级管辖、异地管辖等裁定管辖为补充管辖。     

检察公益诉讼中检法对应关系之改造

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时与管辖法院实行级别、地域的严格对应，不符合宪法法律的规定，实践中已产生诸多弊端。刑事诉讼中的地域管辖原则未适用于检察公益诉讼，检察机关所代表的社会公共利益具有强烈的私益性，加上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法律监督职能的不确定性，以及公益诉讼起诉主体的多元性等因素，使得刑事诉讼中的检、法对应关系不能适用于检察公益诉讼。从立法原意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身份就是原告，因而无须与审理法院实行级别、地域的严格对应。考察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中的身份性质，应当避免将其与法院平等对应的宪法地位作不适当的牵连，避免将其原告身份与法律监督机关的性质地位以及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对立起来，避免将其跨区域代表公共利益与行使管辖职能混同起来。这样，才可以从体制方面澄清检、法衔接关系中的认识误区。     

独立而公正:行政案件跨区域审理改革的价值追求与制度设计

在设立跨行政区划法院和法院人财物由省统管的改革方向下,行政案件跨区域审理改革不应再以消除司法地方化为重心,而应回归确保行政审判权依法独立公正行使的价值取向。跨区域审理有两种基本方案:微调司法管辖制度和设立行政法院。两者的制度转换成本相差不大,但后者更有利于公正审理行政案件,因此应成为改革的最佳目标,同时应增强改革的合法性。具体制度设计上,改革应遵循从集中管辖到行政法院的路径,行政法院应实行最高人民法院下的三级两审制,并通过设立派出法庭等方式保障原告诉权,以强化法院调查取证职权和实行集中审理模式提升改革之后行政审判的公正和效率。     

诉权、行政权、司法权——对一宗特殊反诉案的实证分析

诉权是国家法律赋予涉讼当事人的法定权利,其范畴属于私权利。行政权和司法权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权利。在一般情况下,诉权只同司法权发生联系,产生冲突,同行政权一般不会产生直接的冲突。但在特殊情况下,诉权和行政权也会产生直接的联系,如行政争议中的行政终局管辖的案件和民事争议中被司法解释排除法院管辖的特殊案件。有时候,诉权、行政权、司法权三者还互相纠缠在一起,直接影响到法院程序审查和实体权利判决,因此不但有理论探讨上的必要,同时具有实践指导上的意义。本文介绍的是一件十分罕见的涉及这三种权利的特殊的房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