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宪法观念的更新

宪法观念在宪政建设中有重要作用,也直接影响人们对宪法的性质、地位、作用的认识.因此,在中国实现宪政的过程中,首先应更新传统宪法观念.本文认为应从如下四个方面实现宪法观念的转变1、从政治化的宪法复归法律性的宪法;2、从宣言性的宪法到保障性的宪法;3、从权力本位的宪法到权利本位的宪法;4、从修宪型的宪法到解释型的宪法.     

1954年宪法的观念体系

在中国宪政建设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认识 1 95 4年宪法 ,吸取 1 95 4年宪法的经验和教训显得极为必要。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 1 95 4年宪法 ,或者说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1 95 4年宪法才更有价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有必要将研究视角转向对 1 95 4年宪法的价值和观念层面的分析 ,使我们对 1 95 4年宪法的认识更加客观和理性 ,通过对观念体系的分析揭示 1 95 4年宪法对我国现代宪政制度产生的影响。     

论宪政体制建设与宪法权利保障——以财政宪法为视角

中国立宪运动已有百年历史,在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围绕立宪、行宪和护宪的宪政斗争始终不断。本文试图从公共财政的角度来分析我国宪政体制,从而对我国宪政体制的完善和宪法权利的保障提出相关见解。     

宪法在中国实施何以艰难

一部完整的宪法典至少必须解决两项攸关宪政实现的根本问题：一是谁来判断政府机关的行为是否违宪以及违宪之后的责任承担;二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遭受政府行为的侵害后如何得到宪法救济。如果以此作为衡量现行宪法是否得以充分实施的标尺的话,现行宪法在当下中国的实施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一部良宪之实施何以如此艰难？概括起来,其原因主要在于“宪法不是法”的认知观念尚未被打破;法官发现法律之方法机械与教条化;最高法院司法批复客观上阻碍了宪法的可诉性;社会成员普遍缺乏宪法思维以及缺乏宪法实施的制度机制。     

“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纪念“五四宪法”诞辰五十四周年

在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历史上,五四宪法无疑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从法制现代化的分析视角出发,反思五四宪法与当代中国宪政制度现代化之间的内在联结关系,分析五四宪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可以概括出五四宪法的伟大制度创新及其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制度建设的伟大里程碑意义;客观分析出五四宪法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及其对当代中国宪政现代化的影响;进而探讨五四宪法对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国家建设和宪政制度现代化所具有的时代价值。     

"两个人权公约"与我国人权宪政体制的整合

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使我国面临着人权宪政体制与"两个人权公约"的整合问题.在人权宪政理念上,需要对关于人权的传统主流观念重新审视;在人权宪政规范上,以加入"两个人权公约"为契机,修正我国宪法公民基本权利的某些条款,重构我国的人权宪政体制;在人权宪政的运作上,对两个人权公约采取保留、克减措施,发挥我国宪法解释机制的功能,同时,以宪法的司法化为前提,以"两个人权公约"作为我国司法审判的直接依据并建立宪法判例制度.可以预见,21世纪经济全球化趋势必将促进我国宪政人权制度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     

宪政词辨

宪政是依照宪法实行的民主政治,有资产阶级宪政和无产阶级宪政的根本区别,应作严肃的阶级分析,不宜笼统地看待而摈弃宪政一词。社会主义宪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等三语可以并存,在不同场合各尽其用。无需因为"宪政"一词曾被主张自由化者利用而刻意避讳,何况同自由化势力斗争亦不是用抛弃某个名词提法即可制胜的。希望"宪政"一词能像民主、人权、自由、平等诸词一样获得解放。     

中国宪政模式?巴克尔对中国“单一政党宪政国”体制的研究

目前世界上的宪政体制,大体分为三种模式:其一是超国家宪政,其二是神权宪政模式,其三是"国家-政党"宪政模式。本文集中介绍了巴克尔对中国"国家-政党"宪政体制的研究。"国家-政党"宪政体制来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联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后所确立的宪政模式也在这种传统之下。但是,这种"国家-政党"宪政体制在1982年以来进行了一场根本性的改革,开始迈向"单一政党宪政体制",即在党和国家分权的基础上,增加了法治的要素,确立了宪法最高地位,从而在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一方面,党作为社会价值规范的提供者,为宪法和法治提供了规范价值基础;另一方面,宪法和法治约束了党的行为方式,使其服从于宪法和法律。在此基础上,巴克尔提出了完善"单一政党宪政体制"的有关构想。     

公民宪法意识的培养

完备的较高的宪法意识是走上民主宪政道路、实现社会主义国家法治化的必要前提。从宪法意识的经济后盾及宪法实用性、宪法研究与宣传教育诸方面入手，培养公民宪法意识、贯彻宪法至上的观念、推动宪政思想，不无积极意义。     

梁启超宪法学思想研究

梁启超是一位法学家,更是一位宪法学家.他对宪法学的基本问题几乎都有涉猎.特别是对宪法的三大精神的把握、对国会制度、选举制度等的研究至为透彻精辟.他深悟宪法的精髓,倡导立宪政治,主张国体与政体无关,注重成文宪法、宪法观念与宪政现实之间的互动.他一生致力于追求宪政,对中国的宪政之路有着自己的理解和设计.当然,他也不免会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     

中国宪法三十年的审思与期待

现行宪法至今已实施三十年,在看到宪政中国取得成就的同时,本文从宪法意识、宪政理念和违宪审查等层面对阐述了当前宪法在实践中存在的不足以及对未来宪政制度构建的期许。     

论行政法的宪政基础——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再认识

在对行政法与宪法之间关系的认识上,我国行政法学界的主流观点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事实上,行政法与宪法具有作为公法的同一性;两者之间也存在作为部门法的差异性;最为重要的是,“宪政国家是行政法的前提”,行政法必须构建在宪政基础之上——行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其在宪政结构中的地位与职能、宪政控制行政法治的性质与方向、宪政决定并塑造行政法的风貌与品格。中国行政法同样需要具备宪政基础。     

追寻中国宪政的童年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社会历经半个多世纪的转型时期。在外部因素的刺激下,宪政观念开始萌芽,并催生了20世纪初蓬勃的宪政运动。虽然这个时期在中国宪政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从整体来看,却是处于宪政的童年。中国宪政童年的特征为君主宪政、官绅宪政、救亡宪政。但因对宪政工具性的理解以致中国宪政运动从一开始便偏离了宪政的实质。     

宪政视野里的人权观念重构

在我国现已加入多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背景下,我国的现行文本宪法仍未引入国际通行的人权概念。本文试图从宪政体制的视野,针对宪政体制和人权保障,宪法文本的阶级话语和人权观念的冲突的角度,分析并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运用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用无产阶级革命时期理论思维去指导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思维去建构我们的宪政体系是我们现行宪政体制中人权认识上步入误区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在宪政视野中对人权价值观念进行重构的起点。     

从宪法到宪政

今年 3月 ,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宪法修正案 ,包括人权、私有财产所有权、征收征用补偿权等重要权利已众望所归地进入了宪法 ,这意味着我国现行宪法向宪政迈出了更为坚实的一步 ,受到法学界的广泛关注与积极评价。为进一步宣传这次宪法修改的精神 ,加深对宪法基本价值的理解 ,近日 ,在华东政法学院举行了一场主题为“从宪法到宪政”的博士论坛 ,论坛由华东政法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何勤华教授主持。在论坛中 ,各位主题发言人围绕着“宪法”与“宪政”两大主题 ,从宪法文化、宪法观念、宪法价值、宪法制度与技术等角度出发 ,结合西方宪法传统和我国宪法制度与宪法实践 ,畅谈了各自对于宪法与宪政的认识与感悟 ,并展望了我国宪法发展的基本脉向。本次论坛充分实现了策划的基本目标 ,对于进一步宣传宪法、研究宪法、贯彻宪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意义     

当代主要违宪审查模式的分析及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自1982年我国现行宪法实施以来,已经历经四次修改,而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也愈加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在不断发展健全中。然而随着"依法治国"口号的提出,建立社会主义的宪政国家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关注。一国宪法的颁布并不能证明宪政的实现,更重要的是一国建立起保障该宪法有效运行的相关体制。故此,本文拟从我国违宪审查制度的建设这一角度对有关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论如何完善我国的宪政建设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规定着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宪政是以宪法为依据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宪政建设是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政治文明以及制度强国、兴国的必由之路。要加强中国的宪政建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高度重视宪法的监督实施;加强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高度重视宪政的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建设;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并且必须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宪政视野中的民主政治

宪政就是被宪法和法律规范的公共权力。宪政民主的价值是使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宪政民主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宪政民主的公共权力构建必须实行分权制衡,宪政民主的实现还必须有赖于社会力量的作用。     

论我国宪政背景下的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

本文试图从宪政角度对我国宪法与行政法的关系进行论述,同时深层次地揭示行政法在宪政现实中的功能与作用.     

论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

宪法思维不同于宪法精神、宪法价值、宪法文化、宪法信仰、宪法意识、宪法观念,它是指人们运用对宪法本身的认识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宪法思维以宪法为媒介,以宪政为取向,是最重要的法律思维.基础性、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与宪政性是宪法思维的基本特征,其中,基础性侧重从地位上讲,纲领性、根本性、系统性侧重从形式上讲,宪政性侧重从内容上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