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南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思考

中国西南地区除成都平原外,基本以山区为主,具有突出的山地矛盾。按照传统城市化路径,平坦土地的短缺会对城市化产生“尾效”,出现农民“失业”与“失地”并存的问题,从而降低城市生活质量,使多山地区陷入城市化困境。国内外学者长期以来所探索的山水城市理念和多山地区山地城市发展路径,为中国西南地区解决这一矛盾提供了出路。通过发展山水城市模式、城镇上山模式、山间小盆地多中心模式、以及垂向立体模式等,能够解决中国西南地区的城市化问题。     

文化经济时代审美人类学的新问题与新挑战

对生态环境的描述是民族志中必不可少的元素,但其不应仅仅为文化事项的呈现提供一个“背景”,也不应局限于社会结构分析的工具。景观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思考社会关系与物质空间的共生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因这种关系的差异性所体现出来的空间秩序,则形塑了“景观格局”,为我们重新想象乡村社会文化空间提供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芒景布朗族村不同层级的景观,为我们的“想象”提供了实在的证明。     

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双螺旋耦合机制研究

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系统中存在民族文化系统和城镇化系统两大系统链条,二者存在着互动自反的双螺旋耦合关系,共同构成了“民族文化-城镇化”双螺旋耦合模型。其中,人、知识、产业、生态这四大“碱基对”形成的双链结构,既是关联民族文化链条与城镇化链条的联结要素,同时也是二者相互作用、耦合发展的基本内核。民族文化在与城镇化耦合发展的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复制和传递,进而推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的螺旋上升与协同发展。推进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需要构建城镇人文化、城镇知识化、城镇产业化和城镇生态化在内的“四位一体”的耦合模式,而政府推动力、市场拉动力和文化驱动力则共同形成了驱动民族文化与城镇化耦合发展三元驱动力。     

同一文化，多个世界？

在当下关于人类学“本体论转向”（ontological turn）的热议中,以威维洛思-德-卡斯特罗（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代表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最为引人注目,也最具争议。与本体论人类学家试图超越的基于“表征主义”的“同一自然,多元文化”观相对,卡斯特罗的“美洲印第安视角主义”体现为一种“多元自然论”（multinaturalism）,即“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具体而言,前者表达的是,不同文化是对同一自然的不同表征,后者则是说,不同的主体（包括人和非人）具有相同的“文化”,但他们感知到的却是不同的自然。然而,“同一文化,多个自然（世界）”的观点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与同一世界相悖。此外,“同一语言”的表述也稍显草率,难以证实。     

宗族组织与乡村权力结构--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个案的研究

中国农村的宗族组织是基于自然的世系关系和地缘关系而形成的一种有漫长历史的乡村组织。新中国成立后,宗族在形式上已经消失,而实际上却仍然存在于乡村生活的许多层面。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农村改革的发展,宗族出现了复兴和重建的现象。赣南和粤东两个村镇具有典型性个案的研究,说明了宗族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的适应,及其在乡村权力结构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     

旅游仪式论质疑

人类学的仪式理论是人类学最经典的理论之一,是视研究人类文化为己任的人类学研究最有成就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领域。如今,仪式理论已成为旅游人类学最重要的研究范畴之一,在一些旅游人类学家看来,旅游本来就可理解为一种仪式的过程,而仪式则可用“神圣的旅程”来表达。不仅如此,旅游仪式还被认为是类似人生礼仪中的“通过礼仪”,并以之来分析旅游的性质和动机。从“通过仪式”的“分离”、“阈限”、“融合”三个程序上对旅游的非仪式性进行分析后,可以看出,旅游与通过仪式在结果上有着本质的区别,旅游不能是通过仪式,更谈不上神圣。     

中国民族国家构建与边疆形态的转型

中国王朝国家疆域中的不同部分具有不同特点,充满了异质性。与此相适应,边疆不仅是文化性的,也是碎片化的。清季形成的“内中国”与“外中国”观念,正是此种疆域与边疆格局的现实写照。然而,在中国民族国家的构建过程中,国族构建推动了边疆整合,主权体制发展导致边疆领土化,制度重构促使边疆政治一体化。这些机制使得边疆形态发生了“民族国家化”的转变,体现民族国家性质和特点的因素日渐增多,进而逐步实现了从碎片化边疆到整体性边疆的转型。     

善治视野下的中国城镇公共治理体系构建

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是对传统城镇化的超越,是“人的城镇化”对“物的城镇化”的超越,而“人的城镇化”的实现归根结底依赖于城镇治理水平的高低。目前,我国的城镇公共治理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按照善治及其原则的要求,因地制宜地构建中国特色的城镇公共治理体系,也就成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内在需要。     

平等话语流变考

纵观现代中国百年历程,平等犹如一颗酵母,酝酿了伦理、政治及社会领域的历次观念革命。从晚清平等话语初渐、民初共和平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阶级平等,经主体平等、选择平等、社会平等,平等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主流话语,成为衡量政治是否合法、经济是否康健、文化是否进步的正当性基准。“敌我区分”、“左右之争”之下,两类不同性质的平等话语体系造成了一种新的司法认同和政法知识传统。当前,以主体独立人格为起点的三大平等,则主要以法律话语、权利话语及其语言逻辑表达自身,并内在地具有一种重构社会和推动中国政治走向技术化的“去政治化”特征。平等话语在社会化、权利化和技术化发展进程中,开始从国家建构领域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一种细致的社会“治理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中华民族建设

中华民族的构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近代历史留下的重要遗产。中华民族形成以后,便成为中华现代国家的基石和当代中国最为重要的社会政治资源,在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中华民族内部却不是均质化的,而是结构化的。中华民族具有突出的结构性特征。因此,随着组成中华民族的各个群体被定义为“民族”并朝着民族的方向不断发展,中华民族本身却逐渐地虚拟化了,并面临着被解构的风险。这与中华民族在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以及实现中国梦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基础性作用是相互矛盾的。解决这个“应有”与“现有”的根本性矛盾的惟一途径,便是加强中华民族建设,促进中华民族的巩固、发展和一体化。中华民族建设是一项伟大的社会政治工程,既要从长计议,又必须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而迅速采取行动,尽快在总体谋划的基础上着力推进。     

从权争到辅治:宗族与国家权力关系史之千年嬗变

中国早期国家形态为以统治部族为中央、臣服部族为地方的"酋邦式"部落国家,地方部族实行完全的自治,宗族尚未正式形成。西周的全面分封制实现了统治部族对被征服部族的武装殖民,统治部族的贵族宗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基本形成,被征服部族原则上不再被允许保有其宗族组织。战国及秦朝,贵族组织及其自治制度暂时被废除。汉代在短暂地恢复了皇族、王族与军功贵族的自治之后,又很快将其废除,开始扶持官僚宗族与文化宗族。魏晋南北朝,士族作为文化贵族的最高形态,其自治权达到鼎盛后开始转衰;官僚宗族的自治权亦通过家庙制度开始崛起。唐代士族的法定自治权被取消,官僚宗族通过家庙制与荫族制进一步发展。晚唐、五代时期的战乱毁灭了士族的族谱乃至肉体,官僚宗族的世系也被完全破坏,宗族自治势力对国家上层政治的威胁被最后解除。宋代开始将原仅适用于贵族、官僚的宗族自治制度下移至普通平民,终于在明代形成了在县政府控制之下,由宗族自治辅助国家官治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     

红河哈尼梯田生态及景观的现代修复

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 由高山森林、 中山村寨、 下半山梯田所构成, 是一个三位一体的独特的农业生态系统和整体的大地艺术景观。 因此, 对她的任何部分的破坏,都将失去整体, 所谓 “牵一发而动全身”; 也因此, 对她的恢复和保护也应该全方位进行。 在大量运用现代理念、 现代理论、 现代手段对红河哈尼梯田进行保护和发展的时候, 我们应该“发现传统”, 利用传统知识和传统保护方式服务于今天。 实际上, 红河哈尼梯田农业生态及景观的现代恢复, 就是全面恢复和发展哈尼族的传统文化, 就是保护和发展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     

《积极引导宗族发展,推进乡村治理与振兴——基于广东省揭西县的考察报告》

正宗族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基础构成,在传统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着全方位的作用,至今根深蒂固影响着农村地区的发展。本文着眼于当前乡村治理中面临的宗族问题,作者从历史文化研究与现实走访中重新考察审视宗族在乡村发展中的地位与影响,提出在乡村振     

基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美国外语规划演进研究

美国的外语规划, 从 “二战” 前自以为是的外语孤立主义开始, 到 《国防教育法》 把外语能力的强弱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 之后经历双语教育与 “英语唯一” 的较量。 这个较量, 无不体现出语言的政治诉求。 《国家处于危机之中,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的教育改革报告, 则开启了美国联邦政府直接指导全国性教育改革的大幕, 强化外语在改善国家安全状况, 维系世界霸主的战略地位。 在后 “９·１１ 事件” 时代, 美国再次恢复把外语教育与国家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安全意识, 直接启动以国家安全为目标的外语规划-- “国家安全语言启动计划”, 外语语言能力被美国赋予了 “具有武器杀伤力” 的高度重要战略价值。     

论中国早期历史叙事中的叙事者

春秋至西汉是我国古代史学建立的重要时期,其中足以构成史学发展阶段性的著述有《春秋》、《左传》和《史记》。《春秋》处在中国史学的草创阶段,其叙事极其简略;《左传》处于历史叙事的成熟阶段;《史记》处于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辉煌顶峰,代表了中国早期历史叙事的最高成就。三部历史叙事文本的叙事者处于不同的位置,《春秋》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叙述层,《左传》的叙事者出现在本文的故事层,《史记》的叙事者以明确的身份“太史公”出现在交流层。     

论历史叙事学中的语言学与美学转向——以海登怀特的话语转义理论为例

和历史叙事学中一直以来的思辨主义流派和实证主义流派不同,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语言学转向意义上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理论表明,历史叙事所借助的认识论意义上和本体论意义上的语言模式,是历史学家赖以组织历史材料、赋予诸多历史事件以历史意义的基本工具,正是借助语言学的诸多模式,历史学家才能表达其对历史的思考。因此,在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叙事的语言学流派中,语言学侵入了历史学并获取其自身独立的地位,而这正是后现代历史叙事流派的基本特征,这使得以海登怀特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种关于历史叙事的语言学和美学理论。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是对马克思主义本土化中国模式的内在规律及机制的深刻揭示和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抽象;其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改革以及现代化建设实践的＂结合＂问题,而这种＂结合＂所形成的专布性取向与泛布性支持之间的关系问题则事实上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模式论的基本问题。     

历史紧要关头的中华民族

党的十九大在大会的主题、 新时代的内涵、 党的历史使命、 国家发展目标等的确定上, 都使用了 “中华民族” 概念, 从而使中华民族得到前所未有的凸显。 这样的凸显, 既是政治决策的产物, 也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据。 回溯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可以看到, 在民族国家构建、 国家陷入深重危机、 实行改革开放并促成社会深刻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等若干历史紧要关头, 中华民族问题就会被历史凸显出来, 并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这表明, 在中国由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过程中, 作为一种社群形式的中华民族, 既是重要的文化资源, 又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资源, 其形成和发展都是必然的, 并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挥着根本性的影响。 国家未来发展目标的实现, 也有赖于中华民族这种社群形式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基于义田制度的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考辩

以义田为代表的清代团地土地,是清代土地所有权的重要形式之一。清代法律对团体土地所有权的规制,主要从设立途径、运行模式、保护源泉三个方面着手。清代团地土地所有权在宗族等主体上的设立过程,体现了民间力举与国家力推的特征。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采用近乎苛刻之运行模式,是封闭主义与回避原则的作用结果。宗族法与国家法的二元合力,则形成了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的保护源泉。清代团体土地在发挥稳定基层社会、促进宗族和睦的作用同时,也阻碍了商品经济在封建社会中的发展。研究清代团体土地所有权,不仅具有构建中国传统物权制度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国当前正在进行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