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主体体系分析

侦查主体属于侦查学的基本理论范畴，而当前对侦查主体的概念和内涵界定存在分歧，为此，可在分析不同侦查主体界定的基础上，从侦查权的视角探究侦查主体的涵义，进而构架一个由三个层次构成的侦查主体体系：侦查权的所有者——国家；侦查权力和侦查义务的承担者——侦查机关；侦查权的行使者——侦查组织。这三个层次构成了侦查主体的完整体系。     

论检察官侦查技能之培训

论检察官侦查技能之培训张学军通过教育培训，提高检察官对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的技能，尤其是对国家公务人员贪污受贿、侵权渎职等案件进行侦查的技能，是提高检察官的素质，增强反腐败力度的需要，是检察官教育培训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文主要从中国检察官的培训实际出发...     

侦查主体论

赵永琛教授为该书撰写的《序言》中介绍说：“这本书是一部专题性著作，主要围绕侦查主体范畴、侦查主体的历史形态、侦查主体的环境展开论述的，兼及相关的学理问题和实际问题。该书作者从侦查主体的基本概念入手，对侦查的本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进而从抽象的哲学范畴出发对侦查主体的历史形态及其演变过程作出了初步的分析，     

海峡两岸侦查制度比较研究

在台湾的刑事诉讼中,检察官是法定的侦查主体,而司法警察官是实践中的侦查行为者。在大陆法学研究者呼吁实行检察引导侦查的同时,台湾的研究者却在冷静地批判检察官作为法定侦查主体的严重弊端。台湾的侦查启动主要基于被害人的告诉、其他人的告发或犯罪嫌疑人的自首,而不履行特定的决定程序,大陆的侦查启动则以立案决定为前提。台湾的侦查终结由检察官决定,大陆的侦查终结则通常由公安机关决定。     

我国侦查主体设置的变迁与重构——以改革开放为研究起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侦查主体的设置总体上是符合发展规律的。但从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规范来看，仍存在着法律规定不统一、不详细且有相互矛盾之处等问题，而实践中侦查主体的侦查权和其他权力相互交错、权力滥用现象亦不少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由法律统一并详细规定侦查主体，即各侦查机构及其人员组成，并努力向“大侦查机构”方向迈进。只有这样，才能使侦查主体的设置更加合法和合理。才能走向法治化和现代化。     

再论侦查主体——与《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商榷

《侦查主体体系分析》一文从侦查法主体的视角,提出了不同法律制度下侦查主体的差异问题。侦查法主体的性质,关涉到其法律关系是否适合案侦生产力的问题。法主体的权责利,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针对侦查组织中的侦查员群体而言的,他们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力要素;二是将侦查组织看成人的结构系统方式,则其表现的是侦查活动中的生产关系。侦查法主体的局限性就在其脱离了事实的视角。法学的立足点是实证,而不是法权,但实证也是有局限性的。侦查主体应该"以人为本",以侦查员为本。     

论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审批的完善

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是防范技术侦查权不当干涉公民基本权利的关键环节。修改后《刑事诉讼法》虽赋予检察机关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权．却在技术侦查措施审批上延续着一贯的神秘性。类型化视角．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有法官决定型、检察官决定型和警察决定型三种各具利弊的类型。鉴于技术侦查干预公民权利的严重性．现代主要法治国家无不对其审批有明确的规范，且朝权力限制更为严格的方向发展。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导向，未来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应从神秘走向规范，具体应通过立法或解释对审批主体、程序、紧急情况下审批予以规范．     

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我国侦查权力配置格局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

在侦查权力的配置中,检察官指挥警察进行侦查活动,成为大陆法系国家侦查权力配置的规律性模式.近代中国刑事诉讼制度基本上是移植西方刑事司法体制的结果,在侦查权力配置方面也不例外,清末民初中国的侦查权力配置实行"检警合一".民国各个时期都沿袭了清末形成的"检警合一"侦查权力配置格局.新中国成立后,侦查权配置的理论基础发生变化,侦查权力主体呈现扩充样态.其中,检察机关行使的侦查权具有法律监督属性,决定了它与公安、国安等其他侦查主体有着本质不同.在法治视野下审视侦查权的主体,目前我国不宜实行检警一体的侦查模式.     

检警一体化与检察指导侦查机制比较研究

检警一体化是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比较成熟的刑事犯罪追诉模式 ,检察指导侦查则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所积极探索与实践的一种刑事犯罪追诉创新机制。检警一体化机制与检察指导侦查机制的相同之处在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查清案件事相、预防侦查违法和防止诉讼偏差 ;不同之处在于产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背景不同、检察官的主导作用和对犯罪案件的决定权限不同、侦查主体的能动性发挥不同     

从我国台湾"警检一体"存在的问题看我国警检关系的完善

针对我国警检关系出现的问题,有人提出了警检一体化模式.通过对我国台湾警检关系存在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警检一体并不能解决我国当前警检关系存在的问题.目前,首先应对我国警检关系存在的优势和缺陷进行明确,从正反两方面借鉴警检一体模式,以检察引导侦查似乎是一可行方案.     

检察指导侦查的诉讼价值及运作模式

检察指导侦查是在我国现行法律框架下建立起的一种以公诉为中心 ,侦查服务公诉的新型办案机制 ,并不改变我国现存的警检关系。其诉讼价值体现在实现司法的实体公正、程序公正和提高诉讼效率。创立检察机关在同级公安机关设立派驻机构———指导侦查室的运作模式 ,有利于解决捕诉之争     

起诉便宜主义相关问题评析

起诉便宜主义在当事人主义及职权主义诉讼结构的国家都已有广泛运用并出现了发展新趋势。我国应扩大起诉便宜主义运用的范围。起诉便宜主义是审判中心主义得以确立的前提。起诉便宜主义与“检警一体化”是不相容的 ,并集中反映了检察官的裁判职能。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台湾地区检察官制度面临的几个问题

检警关系、检法关系、内部体制等问题是当前我国台湾地区检察官制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检警关系中,检察官有权无能;检法关系中,检察官很难适应强制处分权的丧失,对法院并无实质的监督;内部体制上,一体化办案与检察独立的矛盾突出,泛政治化的影响造成了检察官独立办案的危机.因此,法律必须明确检察官的制度功能,实现检察官法律保护人的职能.     

福建省公安“三项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调研报告

当前公安队伍建设中存在种种问题，主要是由于对警察的定位不准确、公安队伍建设欠科学、评价机制有缺陷等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当前执法规范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对执法不规范的原因认识模糊；制定出的规定缺乏针对性，实用性差；未能从制度层面着力促进执法规范化等。公安信息化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对公安信息化建设认识模糊；“重硬轻软”、各自为政现象严重等。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有：对影响警民关系的原因认识不足；把构建和谐警民关系仅当成一句口号；无法用科学的考评机制引导和谐警民关系的构建等。     

德国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的作用

在德国,指挥侦查和提起公诉是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官的基本职能.但实际上,对犯罪案件的侦查基本上是由警察独立完成的.而随着起诉便宜主义的兴起,检察官在审前阶段对于案件的过滤作用显得极为重要.过去只有在审判阶段而且只能由法官做出的决定,检察官在审前程序中也逐渐能够独自做出.因而,检察官的司法官角色在不断得到强化.相应地,由检察官起诉到法院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的较小部分.从实际的作用看,检察官越来越成为德国刑事司法体系的中心角色.     

我国警察权的宪法控制

对警察权的控制,应以宪法为视角,从三个方面构建警察权的控制机制:从限权方面明确界定警察权的法定权限,确立检察官在侦查中的主导地位;从制衡方面构建司法审查制度,以司法权控制警察权;从监督方面设立人民监督员制度,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办案情况说明”证据能力探讨

“办案情况说明”不是规范的专业术语，只是一种概括的说法。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应法院、检察院的要求，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形形色色。并非所有的“办案情况说明”都具有证据性质。具有证据性质的“办案情况说明”可以分为三类：证据补充性“办案情况说明”、证明侦查行为合法的“办案情况说明”和直接对定罪量刑有影响的“办案情况说明”。各类“办案情况说明”的证据能力各不相同，应区别对待。当前，法庭采信部分“办案情况说明”存在现实弊端。     

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权的分配

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权是对付犯罪的第一线力量,但也是极易扩张和失控的权力。因此,世界民主国家无不对此保持高度警惕。一般而言,都是将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执行权置于法官或者检察官的控制之下。但是,对于警察刑事强制处分决定权而言,却又采取了不同方式,这也是警察有效地保护现代社会正常运作之必要。这些做法为我国警察刑事强制处分权分配、控制与利用提供了有利的思想进路与立法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