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感性与知性:康德、梅洛-庞蒂以及理性批判

康德的批判哲学或隐或显地对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认为,我们可以将梅洛—庞蒂的文本理解为:基于生活经验的矛盾结构,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重述,而这一矛盾结构则清晰地存在于康德的先验美学和先验分析当中。尽管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第一版先验演绎的解读影响了梅洛—庞蒂,但是他还是发展出一个在康德、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之间的独特视角。因为梅洛—庞蒂的涉身的(embodied)、生活的综合实际上瓦解了康德对感性和知性的区分,并且最终使得时间感和主体感成为矛盾的轨迹。     

牟宗三论“存在与时间”——兼评牟宗三对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误置”的“误置”

牟宗三沿着康德哲学的"超绝的形而上学"来重构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以此来建立他心中的道德的形而上学。基于这个理论动机,他对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作出了五个判定,指出海德格尔的思想存在着不通透和误置形而上学的倾向。本文试图指出,牟宗三的这种解读恰恰是"误置"了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他在吸收康德批判工作的同时又落入到了康德所反对的"非批判的、独断论的陷阱"。     

海德格尔的本体论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

对康德哲学的研究和解释是海德格尔前期哲学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海德格尔思想和康德哲学究竟有何渊源关系?查尔斯·薛奥弗认为,海德格尔毕生追求对存在意义的领悟,把本体论作为其哲学思考的中心关切,这与康德在形而上学领域所发动的哥白尼革命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康德通过批判地考察人类认识能力,     

论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

海德格尔秉承现象学还原方法来追问存在的意义.在前期《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从显现一端来追问存在的意义,主张存在只能通过此在显现出来,构建此在形而上学.在后期,海德格尔发现此在的显现方式对存在本身的限制,转而构建"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让存在从自身出发显现自身,此在与存在处于自由的游戏之中.     

海德格尔论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由《存在与时间》导论第一节出发

海德格尔将《存在与时间》导论及全书的第一节命名为"突出地重提存在问题的必要性"。在该节中,他从有关的阐释姿态、历史线索、问题论证三个方面出发,表明存在问题已被人们长久地遗忘了,因此我们要重新提出这一问题,并以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追问存在之意义。     

康德时间观简论

康德将时间界定为感性直观的两种纯形式之一，将之引入认识论，成为其基础。但从康德时间观中又可以开掘出本体论（存在论）的维度，康德进行了尝试，但陷入了困境，却直接启发了后来者。康德的时间观在时间问题的理解上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关节点，它既梳理了之前的时间观，成为集大成者，其内蕴的新的理解路径又直接影响了马克思、伯格森和海德格尔等大家。     

哈贝马斯论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所选择的不是批判而是神话”,哈贝马斯在《马丁·海德格尔:巨大的影响》一文中作出这样的断言。虽然海德格尔影响非凡,但是他偏离了自十八世纪以来哲学家们通过批判来克服危机的道路。神话式的海德格尔哲学同社会实践几乎没有什么联系,对作为经验源泉的生活现实也就不具有批判性。哈贝马斯认为,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从此在的历史性和整体性出发从其自身寻求人类此在的根据,追寻所有存在的第一起点。此在在所有存在之中具有存     

康德与卢梭的历史哲学比较——读《人类历史起源臆测》

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收录的康德1785年所作的《人类历史起源臆测》中,康德阐释了自己对于历史、人性及人类社会的看法,这可看做是康德历史哲学的重要部分,这些看法与卢梭的观点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相似及相异。二人对历史的臆测起点不同,终点也不同。在对人性考察的基础上,卢梭悲观地看到了人性的"往而不返",并提出了设立契约来实现自由复归的方案,不论这种方案的可行性,卢梭的历史观是激进的;康德看到了恶的手段背后隐蔽的善的目的,在这一点上,康德显然是乐观的,但这种带有明显宗教色彩的历史观却导致了康德对于未来的看法是宿命的。     

汉娜·阿伦特论思维的道德意义

探究汉娜.阿伦特"思维"理论的思想渊源,应包涵苏格拉底对自返性思考能力的关注、康德"人是目的"实践理性思想、海德格尔的存在之思以及卡尔.雅斯贝斯无限沟通能力的公共理性理论等。汉娜.阿伦特的"思维"理论具有重要的伦理学意义,在理论上,它揭示了人类道德行为产生的精神机制;在实践上,它提供了分析当下社会道德冷漠现象的一个视角。这种思维能力通过自返性的对话及与他者共在的沟通,实现了对他者存在的理解与同情,必然也就能够实现康德所希望实现的"不把他人仅仅当作手段的"的这种人类共生状态,那么所有非人道的底线行为就无从产生,生命相互尊重的共生状态就能够得以建构,道德冷漠也便无处遁形。     

论海德格尔的“视”概念

海德格尔把西方传统的理性认识问题转换成“在之中”的存在问题,给真善美、知情意等认识活动一个存在论基础。其思想体系建基于存在论现象学的观察方法,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直观”、康德的“概念+直观”、胡塞尔的“范畴直观”等不同,海德格尔现象学的“视”是“主体间性”在世界之中的“寻视”,寻视虽以感官切入,实质上却是思想生发的过程。海德格尔的“视”贯透在其揭示在世存在的所有本质环节之中,在寻视基础上衍生出共同此在打交道的“顾视”,全面而透彻地把握自身存在样式和可能性的“透视”,及洞见真理的“观入”等。通过揭示海德格尔存在论“视”的轨迹路径及寻视、顾视、透视和观入的内在涵义,比较其与西方传统哲学中“视”的差异,可以辨析海德格尔多重视域下揭示出的人与物、他人、自身、世界整体之间的存在关系,凸显其重要的哲学转向,即把视角从存在者层面转向存在者的存在。     

审美在区分与无区分之间:来自康德美学思想的启示

康德的主体化美学,强调了审美判断的主观性和非功利性,这是西方近现代审美自律思想的重要来源,也是西方"审美区分"思想的基础。但康德另一方面也认为,审美判断本身不等同于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但兼备认识和意志、知性与理性的性质,这就意味着审美判断本身就具备那些认识与意志、理性与知性等非审美因素,康德在这里强调了审美判断的非纯粹性与功利性,这是康德审美判断的矛盾处。应该重视康德审美判断的纯粹性与非纯粹性之间、非功利性与功利之间以及审美区分与审美无区分之间的悖论状态中所形成的艺术理解张力,艺术真理的生成和被揭示就产生在这种张力中。     

论康德反思判断力的现代解释学内涵

康德是现代解释学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在现代解释学发展中承担着“历史性的导论”的功能。康德哲学自身中包含丰富的解释学内涵，但学术界对此尚缺乏充分的认识。从《判断力批判》的反思判断力概念人手，廓清这个概念与现代解释学的历史关联，将能阐发其具有的解释学的意义空间。反思判断力可看作伽达默尔的解释概念的前导概念，而目的论判断可直接视为康德的解释学。反思判断力的思想仍将继续启发和推动当前解释学的思考。     

"事实-价值"二元论研究——元伦理学角度对"事实一价值"二元论的深化

＂是-应该＂问题逐渐演变为事实命题与规范命题之间关系的问题,对道德知识的考察从过去的经验论证或先验论证,转向了对伦理语言的结构及其含义进行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是＂与＂应该＂之间的不同又被进一步发展成为事实与价值二元分立,尤其在元伦理学的创始人摩尔及情感主义那里得到更加深入的论证和重大的发展。摩尔的＂自然主义谬误＂、＂善不可定义＂、＂摩尔的开放问题论证＂以及情感主义的无意义的价值判断等思想,是对休谟关于事实与价值关系的问题的补充与发展,深化了休谟问题。     

后果主义与绝对主义道德推理的法哲学思考

道德的缺失,伦理的滑坡成为当今时代哲学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每个民族自古以来都有对道德研究的不同理论,这些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不断发展,构成所谓的"哲学"内核。从法哲学的角度通过对后果主义、绝对主义道德推理的内容以及方法论后果论方面阐述了边沁的功利主义思想和康德的绝对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试图借鉴外国法哲学先哲的研究理论来解决当下中国存在的现实问题。     

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协商民主”之实践状况以“选票民主”的反思为背景

台湾政治转型以来,其民主政治的步伐基本上还处在以“选票”为中心的阶段,“选民文化”强过公民文化,而“省籍-族群-本土化”的政治进程更加剧了这些倾向,造成了“省籍-族群”间矛盾的激化,政治文化偏重于对抗,政治悲情被滥用,不仅在重大的价值与政治问题上而且在很多社会议题上也无法达成共识,政治陷入空转。为改变这种情况,台湾建构公民社会的力量进行了相当的努力,推动“协商民主”的实践,如提出公共新闻学、公民论坛、公民会议、社区协商等,尤其是进行“省籍-族群”间的沟通与和解活动,希望以此厚植台湾的公民文化,匡正“选票民主”的疏失。     

“五种‘社会形态’”说对马克思原著的误读

所谓＂五种‘社会形态’＂说,是对马克思原著文本＂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论述原著的误读。＂读懂＂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史观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起源＂累进的＂＂经济的社会形态＂范畴,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实际的科学研究中,才能发展中国历史学。     

马英九“软实力”思想评析

在马英九以大陆为主要对象的“国家安全政策”中，“软实力”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他企图以政治价值观的漫洇，推动大陆民主化；以文化、教育理念的扩散，输出价值观；以“活路外交”塑造“民主台湾”、“文化台湾”的形象，最终达到对大陆实施“软制约”、“软制衡”的目标。虽然，由于岛内外种种原因的限制，马英九的“软实力”思想尚未对大陆产生明显的影响力，但这一切是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实施的，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论我国当前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转型、经济转轨和对外开放，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也遭遇到很多挑战。总体而言，这些挑战主要包括全球化的挑战、信息网络化的挑战、西方错误思潮和理论的挑战，以及西方敌对势力“分化”、“西化”中国的挑战。廓清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