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1923年《中华民国宪法》

《中华民国宪法》颁布于1923年10月10日，又称1923年宪法，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宪法。由于它是直系军阀曹锟为掩盖其“贿选总统”的丑闻所炮制的，因此又被人们斥之为“贿选宪法”。但从《中华民国宪法》文本本身来看，该宪法内容比较完整、结构清晰、立宪技术比较成熟，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宪法。本文欲从宪法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对1923年宪法进行分析。     

宪政理念与宪法命运:中美第一部宪法比较分析

1787年制定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既是美国的第一部宪法,也是近代世界的第部成文宪法。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中国第一部宪法,则是指1923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法》。虽然,中国宪法起始于清末1903年的《钦定宪法大纲》及1911年颁布的《十九条》,辛亥革命发生后南京临时政府又颁布了《临时约法》,随后还有多种宪法性文件。〔但从立法意义上看,真正完成了宪法制定程序的只有1923年的《中华民国宪法》。因这部宪法可以算作是近代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之所以不被重视,是因为它伴着曹锟的总统贿选而产生,故有人将其称为“贿选宪法”,还有人称其…     

“宪法一中”与国民党当政时的大陆政策

"宪法一中"是指依据1947年"中华民国宪法",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民国"。国民党在退踞台湾后一直坚持"宪法一中"的立场。在四次修改《临时条款》和七次增修中华民国宪法后,"宪法一中"的核心立场仍然未变,但增加了"一国两区"等其他因素。     

试论中国宪法关于思想信仰的规定

本文简要回顾了思想信仰被写进我国宪法的经过,并进一步进行思考.指出:《中国宪法作出有关思想信仰的规定是历史的必然;宪法规定的思想首先为一个党所信仰,在其夺取政权后上升为统治思想;我们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才会有利于社会的进步.     

变革政治社会中的宪法变迁和宪法保障——中国宪法在改革时代如何应变、成长和发展

<正> 一"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讲,法,才是"政治之子",而作为根本法或总章程的宪法却是"政治性特别强的法律"。浓厚的政治性对政治变革时代的宪法提出了双重要求:1.由于宪法规范高度原则性和简括性的特点,以及宪法预测能力的局限,更因为国家     

试揭宪法概念的面纱——从宪法是否自古就有谈起

对宪法概念的争论一直持续着，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之所以有这么多的不同观点，其根源就在于对宪法是否自古就有这个问题的回答各异。肯定者普遍认为，由于地理环境、文化等各种因素的不同，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宪法；而否定者则认为宪法产生于申世纪的英国，其标志是1215年《自由大宪章》和1295年“模范议会”或者出现于近代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认为宪法主要是限制王权或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只有具备这种特征的宪法才是真正的宪法。但是尽管这些学者的观点不一，他们对宪法的定义大多都没有跳出“宪法是根本法”这个范畴。只不过定义切入的角度不同，主张宪法自古就有的学者们主要是从宪法的内容属性方面对之进行定义，而其他学者则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宪法进行定义。笔者认为，宪法内容方面的属性才是宪法的本质属性，而形式方面的属性则是由其派生的。本文通过比较分析，试图从内容方面探究宪法的真正定义。     

略论《天坛宪法草案》

略论《天坛宪法草案》谢伟辛亥革命的惊雷，震憾了近代中国。１９１２年３月，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１９１３年４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成立。随后，要求制定一部正式宪法的呼声日渐高涨...     

《墨子》中的宪法思想萌芽

《墨子》证明我国早在先秦已经产生了价值极高的宪法思想萌芽,即关于政权产生、监督、更替的思想,治国方略,基本人权保障,权力制约。这些宪法思想萌芽是中华思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探索有中国特色宪政制度的重要思想资源。     

协商与代表：政协的宪法角色及其变迁

政协制度是中国现代立宪史的重要创造，是政治宪法的制度性表现，具有深厚的宪制功能、价值意蕴与演化潜力。在辛亥革命缔造中华民国的过程中，立宪派即开始以协商建国的政治自觉和担当介入制宪过程，形成了政协的早期传统与渊源。两党并立时代的民主政团仍然构成推动训政向宪政转变的重要动力。1945年的旧政协具有制宪预备会议的宪法功能，促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颁布，但未能运用宪法化解主要政党之间的政治冲突。1949年的新政协直接作为制宪会议制定颁布了《共同纲领》，开启了大陆版的共和立宪序幕。伴随着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新政协逐步转型为非国家的政党协商制度和统一战线组织，但其制度角色并未定型，其在八二宪法体系内作为代表制要素的理论与制度空间依然巨大，从而成为未来宪政转型与成熟的重要议题之一。     

《共同纲领》的纲领性和宪法性

《共同纲领》在“序言”中规定了“一般纲领”（新中国的性质和政治基础），“总纲”和其它五章规定了“具体纲领”（军事、经济、国防、外交等制度），其中有大量政策性内容，对后来的几部宪法有重要影响。《共同纲领》的宪法性体现在宣告新政权的合法性、规定权利义务、构建国家政权体制三方面。纲领与宪法有着一定的相同性，但二者也有明显的不同，分析这些不同点，对我们进一步认识宪法的作用具有一定益处。     

怎样发现宪法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明确提出“宪法精神”概念。宪法精神对当代中国宪法的实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理论和实践中不宜泛化使用“宪法精神”概念,要在揭示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宪法原则背后蕴涵的宪法原理的基础上,运用宪法解释的方法,通过明确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之间、宪法规定与宪法原则之间以及宪法原则与宪法原则之间的价值关系,来“发现”宪法精神。科学和有效地“发现”宪法精神,有助于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宪法文本中宪法规定和宪法原则的内涵,提升宪法作为立法依据和合宪性审查依据的确定性,推动宪法实施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宪法学概念体系的不断完善。     

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为什么不能是宪法——兼论我国宪法适用的特点和前景

为推进民主法制建设,加强宪法适用是必要的,我国宪法适用的途径也是多样的,但1954年《宪法》和现行《宪法》第126条的规定,已经明确地排除了人民法院适用宪法的可能,而人民法院的审判依据仅仅界定在法律的层面。让人民法院适用宪法处理案件,没有制度的空间。认真总结我国宪法适用的特点和规律,以务实方法推进我国宪法适用是十分必要的,并且有多种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     

宪法监督二元体制论

我国现行的宪法监督体制是一种由《宪法》和《立法法》共同构成的宪法监督双重体制,这种宪法监督体制存在着极大的弊端。为了尽快的启动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我们应该将现行的宪法监督双重体制转变为宪法监督二元体制,由议会监督机关行使违宪审查权和合宪审查权,负责审查规范性文件和国家权力行为的违宪性问题,而由司法监督行使宪法诉讼权,负责公民宪法权利的救济。     

宪法解释的可能性

中国宪法逐渐由文本融入社会现实,成为民众生活模式的一部分。因此需探讨宪法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需要以德国宪法解释模式为基础整合美国模式,形成中国的宪法解释模式。宪法解释由学说、操作、规范、程序构成,而生命体、约法、母法、根本法等宪法隐喻形成宪法解释的意义网络,宪法解释学有助于理解中国立宪政治的民情、生成对于宪法的信心乃至信仰、推动中国宪政的程序理性建设。     

宪法与人名研究

宪法中出现人名有两种情况:一是宣示立宪者,二是宣示意识形态。"人名宪法"主要出现在东方,现行的"人名宪法"属于社会主义宪法和伊斯兰宪法。但是社会主义宪法的始祖及蓝芩中并没有人名,社会主义全盛时期的宪法中有人名的也是少数。中国宪法中出现人名的冲动在1970年,完成在1975年《宪法》,高峰在1978年《宪法》,1982年《宪法》中人名的意义有所减弱。"人名宪法"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但东方文化中的个人崇拜及单一意识形态传统当是主因。在实践中,凡是在"人名入宪"的地方迄今还没有成功的宪政先例,这一现象或许表明人名入宪与宪法逻辑失洽。     

宪法解释权归属的文本分析

宪法解释权只能通过《宪法》授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始终是宪法解释权的主导机关。据于现行《宪法》,我国宪法解释权行使方式可分为准立法式与裁决式。全国人大常委会排他性的享有准立法式宪法解释权,全国人大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享裁决式宪法解释权。合理推断隐含的裁决式宪法解释权必须以是否拥有监督宪法实施的职权为前提,国务院、中央军委等一定程度上具有适用宪法的资格,但并不享有解释宪法的权力。     

立法“根据宪法”无可非议——评“全国人大立法不宜根据宪法说”

梁慧星先生的《不宜》一文认定全国人大根据宪法立法抵触和违背人大制度的论点没有根据。《不宜》立论的逻辑前提不能成立,对西方国家依据宪法立法的原因的理解有误,对中国制宪过程的阐释有违史实、不合宪理。人大制度不是依任何法律产生的论断违背历史真实。全国人大行使的立法权源于宪法,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有权修宪但不可违宪。《不宜》理论上陷入了严重自相矛盾的状态。主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不受宪法限制”反映的是国家主义、绝对权力的落伍观念。如果此说付诸实践,不仅将毁灭宪法、毁坏法制的基础,也将剥夺市民社会存在的空间,造成否定私法自治和严重侵犯公民私权利的法律后果。目前情况下在基本的法律中规定“根据宪法”的内容是必要而正确的举措。     

宪法解释:一种拯救中国宪法权威性的方法--读范进学教授著《宪法解释的理论建构》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宪治国。在当下中国,依法治国方略虽然被写进了宪法,但宪法却没有得到很好的适用,宪法仍然缺乏必要的权威性。《宪法解释的理论建构》一书充分论证了“释宪演进模式”较之“立宪演进模式”在提高宪法权威方面的优越性,并从界定宪法解释的概念入手,对宪法解释的场合、主体、目标和原则做了令人信服的论证。尽管《宪法解释的理论建构》没有解决宪法解释的方法等技术层面上的问题,但该书对宪法解释主体的界定和对解释原则的论证已经为宪法解释的技术性研究扫清了理论障碍。     

从《宪法》在我国立法中的适用看我国现行《宪法》实施的状况

评价宪法实施状况必须要建立在科学合理的评估机制基础之上,而对宪法实施性质的正确把握以及对宪法实施作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的考察都是正确认识宪法实施状况的有效手段。宪法实施状况主要在于考察宪法实施的监督、宪法适用以及违宪审查的状况,但是,在我国目前的法治状况下,只有宪法适用状况较为容易评估,特别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因为有具体的法律文本可以进行实证性的评估。目前现行《宪法》文本中存在着结构性的实施状况不平衡问题。《宪法》序言、总纲和公民的基本权利部分相对于国家机构和国家象征部分实施状况要差一些。要全面改进我国《宪法》实施的总体状况关键是要树立"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法律意识,让政府和社会公众都来主动关注《宪法》作为根本法的应有权威和对人们行为的约束作用。     

党对宪法工作全面领导的方式和机制研究——习近平《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重要思想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在《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新篇章——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40周年》一文中首次提到“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宪法工作”虽然目前尚属于政策性术语，但该概念具有真实和丰富的实践内涵，具有很强的解释中国宪法实践中各种宪法现象和问题的能力。“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这一理论命题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加强党对宪法工作的全面领导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