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观的挑战与批判

社群主义是在批判以罗尔斯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的。社群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逻辑起点、价值取向和终极目的等方面进行了全面的批判。在逻辑起点上，罗尔斯建立起了个人——社群观，而社群主义建构的是社群一个人观；在价值取向上，罗尔斯认为“权利优先于善”，个人权利是正义的价值取向；而社群主义建构的“善优先于权利”的观念，强调个人权利必须在社群中去实现。在终极目的上，罗尔斯追求正义作为社会制度的首要美德；而社群主义者认为正义只是美德之一，并强调公益及将其作为社群的终极关怀。社群主义的批判立场是一种不具有建设性的理论挑战。但社群主义理论对我国法治建设存在可能的启示。     

公共利益对个人权利的双维度限制——从公共利益的平等主义构想切入

公共利益概念在法律中极其重要但却难以界定。在政治哲学上，大致上有功利主义、社群主义和平等主义三种公共利益观。三者之中，诉诸平等的公共利益观念提供了最具理论说服力同时也最契合法律实践的构想。根据平等主义的设想，公共利益应当被理解为社群全体成员平等共享的满足其自身主观欲求的机会。这种以平等为价值追求的公共利益观为公共利益和个人权利的冲突给出了全新的说明，迫使我们放弃天平式横向比较的权衡观，转而接受横向“利益权衡原则”和纵向“平等分配原则”双维度限制的方案。在这一方案下，个人权利不可以被理解为王牌，而应当被视作盾牌。     

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初探

近代的法律思想以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和法治主义三大思想为基本特色,这三大思想都以权利本位为理论基石;现代的法律思想以团体主义、干涉主义和积极法治三大思想为基本特色,发生了由个人主义权利本位观向团体主义权利本位观的转变;当代的可持续发展法律思想以生态主义思想为基本特色,拓展了法学的研究视野、权利主体的范围、法律的社会功能。     

对个人与社群关系之重新审视

对个人与社群关系的阐释一直是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的焦点。本文主要在分别阐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在这方面的看法基础上,对其进行客观评价,并且提出几点关于社群与个人关系的认识。     

复调的法治：规则之治与法律家之治

我们应从简单的规则主义法治观转变为复调的法治观。复调的法治观,以规则主义法治观为主旋律,以 法律家之治作为必要的伴奏乐。恰当的法律家之治可以弥补规则主义法治观的局限与不足。     

善优先于权利——社群主义权利观评析

社群主义权利观是在批判自由主义个人权利至上观点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反对自然权利,主张法律权利;主张积极权利优位于消极权利;主张社群权利优位于个人权利;并提倡"善优先于权利"。但它不反对个人自由,也不主张取消个人权利,而是为个人权利划定适当的界,并为个性的形成与存在寻找历史和社会的基础。这种以社群为本的权利观念奠立在反对自然权利基础之上,充分回应了西方社会的现实需要,是现代权利理论的新发展,并对近代西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数字时代的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

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是以数字检察战略为指引，以检察权的国家法律监督权性质为基础，以数字检务实践为依托的一种新型法律监督理论。传统法律监督受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的限制，已经难以满足数字时代的新需求。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具有宪法依据，契合能动司法检察理念，有助于法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且与传统法律监督方式并不抵牾。基于Z省S市的实证调研显示，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在实践中区别于传统法律监督，呈现出并行监督、类案监督、主动监督、有效监督等特点。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具有局限性，在数据平台建设、权利保障和权力冲突等方面存在风险，可考虑从法定主义和比例原则等角度对其进行规制，以推动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向纵深发展。     

法治时代的解释主义之争——以陈金钊与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为分析对象

发生在陈金钊和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扩及到对诸多相关法律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双方秉持各自"反对解释"抑或"如何解释"的立场,从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真/假"之争不断地上升到对相关法律解释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司法观之争、法律观之争以及法治观之争等。无论是主张守法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还是主张能动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实际上,法治时代同时需要这两种不同的声音。     

刑法行为人主义的辨析及其价值

刑法主观主义通常对应刑法行为人主义,刑法客观主义对应刑法行为主义,二者的争论在西方刑法学说史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我国大多数学者会选择行为主义的立场,对行为人主义存在明显忽视,刑法行为人主义也曾成为众矢之的。但是,行为人主义其实不乏具有诸多可以借鉴之处,它在我国日益繁荣的刑法学研究中不应该被淡忘,对此有必要重提行为人主义,以充分发挥行为人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价值。行为人主义贯穿刑法始终,其至少应分别从刑法观、犯罪论与刑罚论三个层次逐一进行分析。近些年来的刑法修正案也涉及到诸多的行为人主义思想内容,像预防刑法、犯罪人处遇方式的发展、犯罪圈的扩张范围等。在理论上,应当主动运用行为人主义的视角与内容,去合理解释这些现实问题,对于不合理的地方也应当结合行为主义及时进行合理的刑罚限缩。在行为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地位的情形下,重提行为人主义,既是对未来刑法学发展的合理预见,也是对当下刑法的范围保持清醒认知。     

论沈家本“人格主义”的人权法思想

沈家本作为一个清末法律改革家,他的人格主义法律观既渊源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的仁爱传统而超越了它,又受西方人权法思想影响,并在某些方面接近近代人权主义的水平.作者从沈家本在人身自由、社会生活自由以及同礼教派的抗争等方面论述了沈家本人格主义的人权法思想。     

日本非对抗式诉讼成因分析

日本经历的三种刑事诉讼模式都属于非对抗式。它虽然受西方法律影响很大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曾经一度在一定范围内实行陪审团审判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吸收了诸多当事人主义的内容 ,但受传统的宗教思想 (神道教、儒教、佛教 )影响以及家族国家观的制约 ,在开放性和保守性民族心理的支配下 ,最终选择了非对抗式的诉讼模式     

朱熹法律思想简议

朱熹法律思想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天理说是朱熹法律思想的理论基础;德礼政刑、刑以弼教的德刑观;以严为本而以宽济之的司法观;任贤使能的人治观构成其法律思想的基本内容;朱熹法律思想是对孔子以降的儒家法律思想的传承和发展,其法律思想具有革新性和经世致用性,对后世的法律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我国政府人的法治观念

政府人在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中居于至关重要的地位,然而从理论上对他们的法治观念加以探讨却长期以来受到忽视。本文从分析政府人法治观念的重要性入手,对政府人中存在的工具主义法治观、目标主义法治观、法律万能观等几种常见的法治观进行了深入地剖析,最后指出政府人应具备的法治观念及其重建措施,并指出必须大量纳入法律人成为政府人。     

墨子的法律观评析

墨子是我国战国时期重要的思想家 ,他的学说中包含着一些重要的法律观。他以“天志”为“法仪” ,借助天的力量来塑造和设计社会的法则 ;他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是其朴素平等观的表达 ,隐含着对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对私有财产予以保护的意识 ;他的“尚贤”论反映了小生产者参与政治 ,分享国家权力的愿望 ,但不能与欧洲早期的“民约论”划等号 ;他的“尚同”说既是对法律起源的一种认识 ,更是其君主专制主义思想观的高度概括。总之 ,墨子的法律观兼具积极和消极两面 ,反映了当时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小生产者思想追求的必然     

后现代法学思潮的正义观对司法公正的启示

后现代法学思潮的兴起标志着当代法哲学思维的一次重大转向,它主张视角多元和反本质主义,不承认法律具有固定的含义和本质,认为法律的普遍性是虚拟的“宏观话语”,反对普适主义的超验法律观。从价值的观点看,后现代法学采取一种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方式来界定正义,强调微观的、具体的、实践的正义,从而对司法活动提出了新的审视。由此,在法治建设中出现了诸如程序本位与正义的冲突,如何向弱势群体运送正义等问题。后现代主义的新思潮有助于我们对以往的正义观进行反思,启发我们给正义标准以现实的人文关怀,以便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西欧封建制度的立宪主义内蕴

近现代西方国家宪制的形成与发展烙有深深的封建制度背景因素。西欧封建制度内蕴了契约精神、司法至上、地方自治、结社自治、自由与权利、多元权力共存、等级议会、不经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有限政府、工具论国家观等诸多立宪主义理念和制度,并为近现代西方国家所继承和发展。以立宪主义为视角透视和解读西欧封建制度,既有利于纠正长期以来我们对西欧封建制度认识的偏见,又有利于深化中西方传统法律制度比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有利于更新我们对西方宪政史的认知框架与线索。     

沈家本：中国近代法律思想的启蒙者

文章记述了沈家本先生在我国清末时期的重要修律思想与活动，如“轻刑主义”，“罪刑法定主义”，“法律平待适用原则”等。文章较全面地阐述了沈先生的法律思想，给我们后来的法律工作者树立了榜样。     

论儒家社群主义民主思想

西方民主制度本身存在缺陷,所以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道路并不必然要走西方式的自由主义民主道路,中国完全可以借鉴结合杜威式的社群主义民主,从自己的文化里发展出自己的民主化道路,开拓第三条民主化道路,儒家社群主义民主便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法律信仰”:中国语境下的误读与建构——再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在面对西方的没落与末世的现状,在应对西方法律传统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由此提出了整体主义法学的构想与广义的法观与之回应,在此基础上,伯尔曼形成了最广泛意义上的整体法律观.然而,在实证主义与工具主义法律观主导的中国语境下,伯尔曼的“法律信仰”常常被误解.本文正是以《法律与宗教》的“法律信仰”观为主题,正确梳理伯尔曼的广义法律观和“法律信仰”论,与当今中国法律观作比较研究,从而厘清“法律信仰”在中国语境的谬误并提出当下中国法律信仰的建构之路,即珍视中国传统文化,正识“法律信仰”.     

美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考察与镜鉴

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经历了由州法向联邦法、由判例法向成文法演进的历史进程,并且最终呈现出有限法典化特征和二元复合结构。美国知识产权基本制度的演进轨迹和制度现状,显示出形式主义和实用工具主义法律观念切换交融的基本脉络。在“后民法典”时代的中国知识产权法典化进程中,可向美国吸收两方面经验。第一,法典化运动是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公私法律保护机制的重要路径。第二,形式主义法律观念应当同实用工具主义法律观念彼此对观和相互借鉴。作为形式主义法律观念的产物,知识产权法典化的进程应当坚持价值统一和形式多元的综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