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动员无组织: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对一起农村群体事件的分析

人情网络、地方性伦理和村社舆论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内涵,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良性互动共同型塑人们的观念与行为.人情网络使人们的情感爆发和聚众具有循环反应的特点,地方性伦理促使人们形成集体认同,而村社舆论则能够有效克服人们的“搭便车”心理.正是这样的机制使得熟人社会中的集体行动呈现有动员无组织的特点.     

人情、贿赂与权势——唐代请托罪法深论

请托是通过一定途径请求主司曲法处断公事的行为,唐代律格敕将请托规定为犯罪,备以相应之刑。依实施请托的主要凭恃的不同,唐代立法中的请托罪可分为基于人情的请托罪、基于贿赂的请托罪和基于权势的请托罪,三者相较,立法对基于人情的请托罪最为宽容,处置较为宽松,对基于权势的请托罪最为严厉,处罚最重。立法的这一倾向反映出人情、贿赂、权势在实施、达成请托过程中角色及作用的不同,即贿赂一般大于人情,而权势又远远胜过贿赂与人情。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社会与其说是人情主导的熟人社会,不如说是权势支配的"权治社会"。     

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探析——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语境下的考查

在我国,由于农村人情浓厚,厌讼心理根深蒂固,农村纠纷解决的司法机制尚未建立完善,"私了"现象频现。有针对性地在农村犯罪的处理中开展刑事和解,对农村犯罪"私了"给予相应的法律规制和引导,有利于将农村犯罪中广泛存在的"私了"阳光化,既可以更好地修复被犯罪破坏的社会关系,符合农村人情社会的特点,又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有约束力的协议。农村犯罪刑事和解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要求,也是实现农村法治的重要保障,无论对于加害人、被害人,还是社会,都是有利的。     

论农村的人情规则模式——以浙东税务场村为经验基础的框架理解

本文的立意在于发现一种不同于人情功能模式的人情规则模式。人情的社会功能与村庄公共性相连，而人情规则与个体性密不可分。笔者认为，人情规则是理解当今农村社会人情现象和村庄社会结构的基础。以浙东农村的社会经验为基础，笔者详细论述了人情中个人主体性的呈现、“请”的机制、人情与社会分化的互动。人情中的个人主体性是理解人情规则和其他人情现象的基础，人情规则是核心，社会分化是与现今人情规则相适应的社会结构特征。     

对中国儒家传统社会中“礼”背后意义的理解——莫斯《礼物》一书读后感

中国儒家传统社会是一个人情关系社会,也是一个"礼"的社会。对"礼尚往来"的重视是中国儒家社会的一个传统。我们对"礼尚往来"往往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但是对于"礼尚往来"这种习俗背后的意义和问题,恐怕很少有人去深究。本文以莫斯的《礼物》一书为背景,阐述了中国儒家传统社会中"礼"背后的意义。     

人情悖论:人情社会对经济转型的推动与钳制——基于温州模式的历史考察

重视人情尤其是代际之间的血缘亲情关系是我国社会的典型特征,深刻影响着政治生活与经济运行.经济转型是一个社会、政治与经济持续互动的过程,人情社会对我国经济转型产生重大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人情悖论”.温州模式作为我国经济转型的一个典型,人情社会曾对其形成发挥过重要作用,推动了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但在市场经济成为我国基本经济制度之后,人情社会又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市场从传统向现代形态的转型升级.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因此,人情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型是中国经济成功转型的必要前提.     

海洋族群中妇女的家庭地位分析——以漳州市沿海村落为例

在海洋族群日常生活中,女性会在制度允许的范畴内,主动行动,加强自己地位身份的重要性和稳固性。海洋族群中女性是日常生活的主导者,是人情的缔结者和维护者,是贤能原则的诠释者,是生命色彩的描绘者。但是这种地位仍没脱离依附于男性的特点,女性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掌控和家庭人情的代理以及自身素质的展现,提高其在家庭中的地位,形成一种"依附性支配"的生存模式。     

商业贿赂犯罪的刑事政策

商业贿赂作为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种普遍性违规现象,是由于支持市场经济良性运作的经济政治制度的缺乏和我国传统人情社会中商业贿赂的"集体意识"所导致的.治理商业贿赂的刑事政策必须在市场稳定和社会正义之间求得平衡.因此,刑法应基于"相对合理主义"的司法理念,重点打击严重的商业贿赂犯罪,而对轻微的商业贿赂犯罪实行"赦免"政策.     

论亚人情关系与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价值冲突和实践突破

亚人情关系是在正常人情关系的铺垫和影响之下,通过权力将人情介入军事、政治、后勤、装备等管理领域,使人情网络中的相关人获取更多的非正当资源,既违背现代法理的权威精神也与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价值理念产生冲突。要摆脱这种扭曲的人情关系对于军队反腐倡廉建设的不良影响,就要以廉政文化的构建突破人情文化的束缚,以刚性的制度规定抵御人情关系的困扰,以现代的科技手段防止人情因素的渗透。     

社会资本视野下欠发达农村人情往来问题研究——以湖北省C村为例

人情往来离不开互动双方、人情往来功能（类型）、社会关系网络以及道德舆论，这四个要素在社会学家帕森斯的AGIL模型中分别扮演着环境适应、目标达到、系统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目前欠发达农村的人情往来按照功能可以分为维系型、表达型、投资型、补偿型四种，关系网络在人情往来中进行维护、拓展和建构、收缩，从而有效地实现了人情往来的系统整合。然而，伴随着社会转型，人情异化倾向逐渐凸显，需要引起注意。     

房地分开、租税分流———农村房屋流转的途径与办法初探

农村房屋不是商品,但可以转化为商品并上市交易。农民拥有自己的房屋所有权,但并不拥有土地的所椒;农民买卖自己的房屋,并不能买卖属于集体的土地。因此,农村房屋买卖应该实行“房地分开”;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购买农村旁屋,但除了支付房屋价格以外,还应向集体经济组织支付地租,地和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实现形式。城乡资产融合,城乡房屋同地同房同质同价,政窬在整个城乡房屋的开发环节、持有环节、交易环节都能收取税放,这种税放收入量大、稳定,应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对当前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思考——昆明市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拐卖儿童犯罪专项整治分析

近年来,昆明市公安局不间断地组织专项打击整治行动,有效遏制了拐卖儿童犯罪案件的多发势头。但此类案件还是边打边发,难以有效根治。原因:1、买方市场巨大的需求,刺激着拐卖儿童犯罪的滋生与蔓延;2、城市外来务工人员违反计划生育,子女“放养”现象普遍。建议:1、从立法上加大对拐入地买方市场和买主的打击、惩处力度;2、对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家长制定具体的处罚条款;3、出台打击拐卖儿童犯罪协作工作机制;4、建立全国性的失踪被拐儿童父母DNA数据库。     

改革开放与民族认同

中华民族凝聚力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改革开放不仅大大地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也大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从深层看,就是增进了中华民族的认同。民族认同是民族产生和民族凝聚力发展的基本条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民族成员所认同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也不断发展,从而推进民族认同的变化,并制约着民族凝聚力的强弱。民族认同的程度、民族凝聚力的状况。从根本上说,决定于对民族领导核心的认同程度。改革开放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发展提供了较坚实的物质基础：拉开了建设民主、自由、富强的现代中国的序幕;促进中华民族凝聚力不断增强;改变了中华民族政治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当前,我国社会有两个“认同点”（或“凝聚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民生问题,二是腐败问题。只有坚持全面的改革开放,才能推进中华民族的认同,才能不断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     

网络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人们的生活、工作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人们的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 ,研究网络对青年的影响 ,积极制定对策 ,做好青年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消亡

全球化使国家的界限变得模糊 ,对国家的职能和作用产生冲击 ,对国家的主权地位提出严峻挑战。但这并不能得出民族国家过时甚至消亡的结论。因为 ,无论从一国之内还是就世界范围来看 ,政治的冲突、经济利益的差异和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全球化并没有创造出使国家最终消亡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 ,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民族和国家意识。     

思想政治教育与维护国家思想文化安全

思想政治教育应围绕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一主题,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历史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评述,并且敏锐地捕捉和紧跟思想文化界的前进脉络,与时俱进,大力推动思想文化界的理论创新。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构建和谐与创新型单位

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构建和谐、创新型社会的一项非常必要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思想政治工作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对人们的思想进行政治导向的过程。这一工作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又是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有力保证,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学技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内在的理论品质,同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共命运,与科学技术革命的出现、发展相一致。现代科技革命的日新月异、迅猛发展不会改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会发展和丰富其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不会过时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指导科学技术发展的强大思想武器。     

权利与权力 价值与目的——关于刑事强制措施之法理阐释

本文通过对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历史发展沿革之阐述、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本质上的权力与权利之分析、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法律控制的法理内涵棗法律与权力关系之阐发、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诉讼价值和目的的评价,从系统性和整体性的层面上,批判与分析我国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基本理论现状,提出相关认识,以促进刑事强制措施理论的完善,推进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刑事强制措施实施民主化、人权化、进步化之发展趋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认定和适用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司法机关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又破坏了我国的刑事辩护制度;本罪客观方面是实施了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作伪证的行为,＂威胁＂和＂引诱＂的认定一定要慎之又慎;本罪犯罪主体是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实践中多数是律师构成;犯罪主观方面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是行为犯,因而必然存在未遂形态。要关注本罪的刑罚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亦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