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原情:传统及当代价值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是司法公信力的建构基础,而形式法治主义理念往往强调“法律效果至上”而忽视了其社会效果.作为传统中国重要司法裁判方法的“司法原情”,其对依法裁判当中“情理”因素和法律因素的综合考量,至今仍然具有重要的司法实践价值,以积极回应社会对实质法治主义的相关诉求,建构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试论我国的司法救助制度

现代司法救助制度作为彰显司法人文关怀,体现现代法治文明进步的里程碑,是检察机关发挥社会管理创新职能的重要手段,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实践.因此加强对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研究,将司法救助的司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司法救助的司法惠民本质.     

构建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威

所谓司法权威,就是法律在的内在说服力和外在强制力得到公民普遍的支持和服从。作为一种制度理性和实践理性,司法权威的确立表明法律在逐步完善,生活中受到人们的尊重、信仰和服从。构建当代中国的司法权威必须强化法治信仰,树立司法神圣的理念;在制度安排上实现司法权的相对独立性;以公正和效率为核心,在实现社会公正过程实现司法公正。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正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这一概念表征一个社会呈现涉法纠纷急剧增长、诉讼案件层出不穷的态势。根据法律社会学的理论模型和统计方法,可以认定中国已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表征着法律与社会的现代性,也使中国司法呈现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特征。第一,诉讼社会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利益主张和诉求,越来越寄希望于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矛盾纠纷。第二,诉讼社会彰显现代司法的价值和公信。诉讼社会的到来,使人民法院成为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主渠道。第三,诉讼社会彰显法     

韦伯“卡迪司法”论断辨正

马克思·韦伯视中国传统法律为“卡迪司法”的论述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持久争论。学界对韦伯观点的回应大致分为支持与反对两种,但都是用史学的方法检验韦伯的结论,因此存在偏差。“卡迪司法”论断并非韦伯著作的核心,且韦伯本’人对此结论也持保守态度。而这一边缘性论断之所以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强烈回应,一方面源于当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现代法治文明与传统礼法文明之间巨大差异而产生的知识困境和矛盾心态;另一方面源于对于韦伯的误解。“卡迪司法”论断只是一种理想类型的构建,其目的是为了彰显西方法律独特的形式理性特征,它不完全符合真实的历史,也很难进行历史检验。既有的讨论陷入对于历史细节的纠结之中,混淆了法律史的方法与社会学的方法,没有真正理解韦伯。因此我们无须拘泥于韦伯“卡迪司法”的结论,而应该更关注方法背后的旨趣。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中国司法——诉讼社会的中国法院

诉讼社会是社会转型和法治现代化的必经阶段,随着经济市场化和快速融入全球化,中国已经进入诉讼社会。诉讼社会具有彰显公民理性和社会文明,彰显现代司法价值和公信,彰显法律与司法的公正性与确定性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表征。在当下中国,诉讼社会在表征法律与社会现代性的同时,也存在司法机制扭曲、司法尊严和权威严重削弱、司法地方化倾向加剧、司法行政化日益严重、司法公信力缺失等现代性问题。随着中国司法现代化和法治中国建设的推进,这些问题必将在司法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得到消解。     

论中国的法社会学研究

法社会学在中国是一门新兴学科,也是一种法学方法论,引领我们通过法律来研究社会,通过社会来研究法律。法社会学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对当前我国法治秩序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反思中国法社会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构建此门学科的初步设想。     

能动司法的模式与方法

能动司法命题的提出及其争议所反映出的不仅是当下法律人尝试着建构一种属于中国自己的司法方法与司法模式的努力,而且也反映出当下中国司法/法治只有在与西方法律话语展开对话的基础上才能够得以建构自己的法律命题与法治理论。无论能动司法的命题最终能否成为撬动中国法律发展逻辑变革的阿基米德支点,它都为我们提供了重新观察中国司法改革以及型塑中国新司法的一次机会。面对一个多元且又断裂的转型中国社会,如果能动司法能成为中国司法的一种新机制的话,那么它不仅要建立在一种整体性的司法知识观的基础上,而且在司法方法上也应更倾向于以结果为导向的实用主义。     

善待能动司法——从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角度

能动司法与司法能动具有本质的差别,能动司法更加侧重司法的艺术性和对当下社会司法需求的回应。几千年的人治文化及中国现代都市与较落后的农村社会构成的二元社会,造成的公民整体法律意识提高的速度异常缓慢的现状以及不够完善的法律体系,迫切需要法院在解决纠纷方面付出极大的作为,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坐堂审案。这为能动司法提供了存在的基础和发展的空间,并使能动司法具有一定的法社会学和法经济学意义。能动司法应以司法公正为核心,以法律规制为原则,以适度有序为方法论,以利益衡量为正当选择,以审判方法和审判作风为重点。同时法院当前的能动司法适宜以中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为主要区域,并围绕司法审判这一中心工作展开。能动司法的实践涵盖刑事、民商、行政三大审判和执行工作,并随国家和当地政策大局的变化而丰富其内涵。     

“舆情再审”:司法决策的困境与出路

李昌奎案件作为"舆情再审"的典型样本,引发我们对司法决策中舆情风险的思考。在形式合理性法治中,司法与以社会舆论为载体的民意冲突不可避免。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构建型法治推进中,死刑案件的司法决策便是舆情风险的高发地带。由于司法权威尚未牢固树立,中国司法机关的舆情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化解司法决策中的舆情风险的根本出路在于树立司法权威,而在当下,为实现对已有司法权威的存量保护,强化司法与社会诉讼过程中的沟通机制,尤为重要。     

现状与对策:浅论我国司法权威的构建

法治的时代也是以法为尊、法律至上的时代。司法权威在全社会的普遍建立,无疑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标志。然而,在法治传统十分薄弱、主体法律意识较差的中国,现实的困惑却是司法权威表现不足。司法权威表现不足背后的成因是什么?这一困惑又该如何解决?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正是以司法权威的基本内涵为认识起点,力图在透视司法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司法权威的具体构建问题做出初步的探索。     

对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法治中国的法律实践正在发生向＂司法中国＂法律实践的转向,＂司法中国＂这一时代主题预示了＂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的到来。尽管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还仅仅是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个案,但以集中关注＂司法中国＂主题的中国法律方法论在推动中国法律和法律学的研究上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到来的历史境况下,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需要对现有的研究作一种反思,也需要对未来可能的＂缺席＂因素作一种前瞻。当然,这种反思和前瞻也期待着各种可能的＂质疑＂。     

转型中国的司法价值观

对应于两次历史性社会转型以及第二次转型的三个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的司法价值观发生了四次历史性变迁,即从为阶级斗争冲锋陷阵的政治司法价值观转变到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的经济司法价值观,而后再演变为为社会稳定排忧解难的社会司法价值观,并走向为法治文明注译导航的衡平司法价值观。鉴于前三种司法价值观本质上都是法律工具主义的产物,是人治的变种,故有必要对其做历史性反思。唯此,型塑以"公正、廉洁、为民"为基本内核的多元衡平司法价值观方为可能。     

新的法律虚无主义之批判——基于民事司法的视角

古今中外均曾有过形形色色的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新中国成立以来,曾一度盛行完全否认法律作用的法律虚无主义,使得中国社会全面陷入了"无法无天"的混乱状况,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的观念亦已初步深入人心。然而,近些年来,在我国民事司法领域却悄然出现了新的法律虚无主义倾向与实践,集中表现为轻视、否认、虚置立法权威与法律规范的"违法司法"与"法外操作"等。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法律虚无主义,倡导在严格遵守现行立法与遵循司法规律的前提下适度地能动司法,这是社会主义司法原则不可动摇的基本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     

中国乡村法治秩序构建的路径思考——以甘肃岷县唐家川村为例

中国乡村法治秩序如何构建,本文认为,以法治为核心,传统乡村礼俗为基础,基层司法工作者,村干部为法治践行者,乡村德高之人为道德教育者,村民自身道德素质的提高和法律知识的逐渐增多相结合,去尝试构建乡村法治、文明秩序,尚可实践。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视野下的法律监督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党在新时期提出的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核心要求的现代法治理念,对于司法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作为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应当时刻以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监督工作实践,牢固树立法律至上观念,坚持执法为民,强化监督职权,重点打击和预防职务犯罪,加强队伍建设,使法律监督能力得到全面提高,满足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     

权利冲突:一个应该重视的法律现象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普遍的法律现象,并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行政执法和日常生活中。本文运用法律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维,对有关权利冲突的一些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这些案例涉及到范围广泛的权利之间的冲突。通过对这些典型案例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存在着的一些深刻的矛盾和冲突,以使我们得以进一步寻求如何解决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方法和途径。     

司法意识形态:能动与克制的反思

能动司法在中国有多种意义,但其基本的含义是超于法律和职权进行司法活动。能动司法因与法治的基本要求不吻合因而不宜作为司法理念,只能作为法律方法层面灵活处理案件的姿态。能动司法不可避免,但对其不能放任,而应该约束。最近提出的能动司法得到了很多赞赏,接受程度很高,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当然也是值得警惕的。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的进程中,能动司法会不会冲击这一方略是我们必须研究的。我国的法治建设刚刚起步,经不起能动司法的折腾。     

近年主流刑事司法研究倾向批判

当前学界“西化”现象盛行．主流刑事司法研究呈现出重个体利益轻社会利益、重程序正义轻实体正义、重轻刑轻严打、重英美模式轻大陆模式的“四重四轻”倾向．这不但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群众法律认同感的形成，也对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但造成了当前中国刑事司法理念的混乱。进而也对司法实务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必须切实扭转这种“纯西化”的刑事司法研究倾向。从根本上讲。中国的刑事司法研究应当把增强社会大众的法律认同感作为价值导向．把满足和适应广大民众的司法需求作为基础和目标．不断创新和完善刑事司法理念和制度。     

法社会学构想下的乌托邦——《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书评

美国当代著名法社会学家布莱克在其《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一书里论证了社会结构对司法过程的影响。在本书中,布莱克将社会学的维度引入到对司法过程的法律分析中,使得人们在社会学的视野下,以一个更宽广的视角观察法律。社会学作为一种"能源"被"自觉利用","使得人们去注意关系,也使得人们去注意其他社会事务"①,然而其对法律的乐观态度却引起了笔者的质疑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