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参与视野下的政府信任差序化危机及应对

在西方的语境下,"距离悖论"问题广泛存在,即公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高于中央政府;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随着行政层级的降低而降低,即存在所谓的"塔西佗陷阱"。公众对基层政府的低信任度,不仅使得基层政府难以达到善治的目的,而且会增加改革的成本,增加改革被拖延或终止的风险。面对这种情况,吸收公民参与治理活动,监督治理进程,了解治理信息,分享治理成果,是修复信任障碍的有效路径。为此地方政府亟需通过公民参与,提高公民政府治理的制度信任、情感信任、过程信任和理性信任。     

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及其结构模型初探——基于上海市五所高校的问卷调查

文章基于对上海市五所高校的问卷调查,对大学生的政府信任度进行了测评,并探索了大学生政府信任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结构模型。研究发现,大部分大学生“基本信任”上海市政府;与大学生的政府信任程度显著相关的因素有：年级、媒介信息量、媒介评价、绩效满意度、勤政廉政满意度、政府言论可信度评价、政府管理民主化满意度。这些因素或强或弱,或直接或间接,或作为自变量或作为因变量,与政府信任度之间发生着关联,形成独特的结构方程模型。     

分税制下县级政府财政能力与民众政治信任——基于全国代表性样本的实证分析

县级政府的财政能力对当地民众的信任度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关联机制在于,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决定其是否能够提供较好教育、医疗、卫生等非经济公共物品,而民众对政府所提供的非经济公共物品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到相应的政府评价和信任。分税制改革后,其"层层上收"和"驱赶效应"造成了基层政府的财权事权的不平衡状态,这对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和地方治理提出了挑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削弱民众对当地政府的信任程度。     

基层政治信任流失的原因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级差政治信任"格局中表现出来的"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与以往一以贯之的高度政治信任相比,最大的差异是基层政府的政治信任流失严重。其原因,宏观层面来是利益分化导致社会不公和制度缺失导致政府对社会问题回应滞后引发公众不满;微观层面是基层政府政策执行偏差、政府官员贪腐和政府行政行为异化严重侵蚀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从制度层面重建社会公正、推进制度反腐,从社会治理层面加强矛盾化解,从规范行政行为层面重塑政府形象是重建政府管理权威,提升公众政治信任度的有效途径。     

地方政府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研究——以CSS2013调查数据为例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力度不断加大,从中央到地方自上而下推进反腐败工作。在此背景下,地方政府的反腐败社会效应引人关注。通过将地方政府的反腐败主观社会效应操作化为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党政干部信任、官民关系四个指标,以CSS2013的调查数据为基础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一是社会公众对于地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不断上升,二是地方政府反腐败具有显著的社会效应,并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公平感越强;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民众的社会信任感会随之上升;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公众对党政干部的信任程度会越高;地方政府的反腐败表现越好,官民的冲突性会随之下降。     

央地政府信任对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基于多层线性模型(HLM)的分析

基于微观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及宏观的中国城市统计数据,运用多层线性回归模型,研究地区差异下中央政府信任和地方政府信任是否会影响城市居民对环境风险的感知。研究发现:在城乡之间,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差异;政府信任与城市居民环境风险感知存在显著关系,但中央政府信任与地方政府信任的显著性不同;地区差异因素对政府信任,与环境风险感知的关系存在显著影响,但主要来自经济差异而非环境状况差异;无论中央政府信任还是地方政府信任,都与环境风险感知间存在着随机斜率影响。     

政府信任关键问题的西方研究及启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政府信任的普遍性、持续性衰退,政府信任相关研究成为西方政治学、行政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国外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与后果这三个关键问题上。首先,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结构和有效测量,是讨论和研究政府信任的起点和基础;其次,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验证和解释,是分析政府信任来源,探讨政府信任衰退的核心内容;最后,政府信任的后果,则是关注信任衰退背景下,信任/不信任对公共治理的价值、风险与作用机制。比较、参考西方政府信任研究的丰硕成果,将为我国的政府信任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

本文从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信任赤字出发,对公共行政中的信任问题以及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界定,分析了信任在公共行政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过程中在重建政府与公民信任关系方面的努力.     

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研究——以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分析为例

本文利用厦门市农民工调查数据研究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文章基于因子分析将社会信任分为亲密信任、熟人信任和一般信任三个不同的维度,通过分别建立多元回归模型的方法考察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心理认同、公共事务关注程度以及城市适应等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的城市融入对其社会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程度越高,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越高。     

论政府信任视域下的非营利科技中介机构政策选择

非营利科技中介机构是非营利组织中一个重要部门,承担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履行部分政府职能的重要使命,发展非营利科技中介机构,有利于政府和社会目标的更好实现,进而会增进政府的社会信任度,促进诚信政府的构建。因此,政府的非营利科技中介机构的政策选择能力,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水平的折射,本文基于提升政府信任的视角,分析非营利科技中介机构的政策缺失,为政府治理和善治提供积极的理论借鉴。     

“央强地弱”政治信任结构的解析——关于央地关系一个新的阐释框架

当下中国,民众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相当明显,这种政治信任结构虽然说明政权合法性依然牢固,但是地方政府缺乏民众信任却影响了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的提高、社会政治稳定和地方政府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这种偏信中央政府的政治信任结构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文章从历史文化主义、理性选择主义和制度主义三个角度对民众偏信中央政府进行了解释,从政治图像、政治接触与经济增长机制三个方面对形成这种“央强地弱”的政治信任结构的生成机制和生成结构进行了解析。     

遮掩效应与中介效应:户籍分割与地方城市政府信任的中间作用机制

长期以来,户籍分割的经济、社会后果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其政治影响却被普遍忽视了。本文试图在新型城镇化进程背景下,考察户籍分割对城市政府信任的影响及其内在中间作用机制。基于全国7省13市(区)问卷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在户籍分割与城市政府信任之间存在"遮掩效应"和"中介效应"两种不同的作用机制。具体而言,职业地位、家庭年收入和主观政府绩效评价等制度绩效变量的作用机制为遮掩效应,而不是中介效应,控制这三个变量会显著扩大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城市政府信任度差异;而正式组织活动参与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等社会资本变量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亦即提高农民工的正式组织和民间团体活动参与率,有助于缩小两者的城市政府信任度。针对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城市化中的司法信任——基于浙江省X镇的实证研究

与政治信任研究的渐具规模相比,司法信任的研究起步较迟,尤其是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涉城市化民众的司法信任问题会影响到一些重大的纠纷能否妥善解决,并影响到城市的和谐繁荣和健康发展。通过对浙江省某镇的调研发现,涉城市化民众的司法信任度不是很高,但仍处于较理想的水平;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司法信任有着显著的影响;司法结果与司法程序都影响到司法信任,但前者的影响力明显高于后者;涉城市化民众与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民众之间的互信具有很强的正影响力,如果民众认为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其他民众信任他们,则他们表现出较高的司法信任度。     

公民文化视野下的政府信任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年的数据,通过多层次模型考察市场转型过程中国城市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居民对政府信任存在区域差异。在区域差异前提下,除教育程度、收入和社会经济地位变化等因素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社会信任对政治信任具有很大影响。可见,由于民众的社会参与而产生的社会信任会产生溢出效果,可以促进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中国家族企业与社会信任的本土化联系

中国是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根深蒂固的国家,因此它始终无法摆脱血缘和宗族的樊篱,依旧持续着它的低信任度。这点就构成了同是家族企业,但东西方不同的状态。如何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如何把信任文化融入现代社会,本文将从社会学的信任视角对此做简单分析。     

中国城市居民国际信任的来源——一项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

基于2010年的一项问卷调查数据,文章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对美国、日本、俄罗斯和欧盟的信任程度及其学理和政策启示。个人和社会经济变量对中国居民对国际上主要国家和地区人民的信任度有不同程度的影响。进一步的分析表明,本国人民对他国印象的好坏和信任度的高低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信任对提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国际社会中的"软实力"也相当重要。     

时政亲和、媒介使用与网络青年的政治信任

基于2232份青年的网络调查的数据分析,对青年政治信任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发现:第一,青年政治信任水平处于一般水平.对中央的信任度要高于基层信任的,这一结论符合“央强地弱”的政府信任结构.第二,部分时政亲和因素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积极作用,部分时政亲和变量对青年的政治信任有消极作用.第三,青年越多地使用官方媒介来获得时政信息,政治信任就越高,越多使用不正式渠道来获取时政信任,政治信任就越低.第四,时政亲和对青年对中央机构的信任和基层机构的信任的影响存在差异.警惕网络媒体中过多的不良信息对青年政治社会化的影响,要充分发挥官方网络媒体的平台积极传播正能量,提高青年的政治信任,为青年的政治社会化提供更好的网络平台和社会环境.     

我国政府信任现状及重建

政府信任是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一种良性互动的政治关系，政府信任不仅影响政府自身的效率，对社会经济发展、法治建设和社会伦理都有重要影响。目前，我国政府在与民众的信任关系方面还存在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要重建我国政府的公信力，就要从营造诚信环境、转变治理观念、建立民主行政、建立公正的社会制度和完善监督机制五方面着手。     

关于政府信任的思考与分析

政府信任对于政治系统的秩序维持和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理性的政府应该选择与公众建立良好的政治互动关系。就政府信任的生成而言,政府信任高低与否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对政府的认知与公共期望之间的落差大小;就政府信任的价值而言,政府信任具有重要的政治功效。     

论警察的公众信任--以中国为例

本研究评估了中国公民对警察的信任程度,并探讨了影响公众对警察信任程度的因素。就目前来看,针对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进行的实证研究寥寥无几。本研究以冲突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收集中国8个城市的访谈数据,检验了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就业、感知政治影响力等冲突变量以及相关控制变量对中国警察公信力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些变量对于中国公民对待警察的态度的解释力有限。青年以及政治权力较低的中国公民往往对警察的信任度较低。此外,中国公民对警察的态度还受到公共安全满意度、政府处理犯罪的能力、生活质量和政府官员腐败度的影响。同时本文也对未来研究的意义进行了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