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为扭转实务部门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行为的被动格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刑法修正案(七)》将该行为犯罪化。在本罪构成特征中,其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次要客体为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在其客观特征中,被组织者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且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以及与本罪相类似的某些聚众类犯罪和其他组织型犯罪。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立法重构

与组织残疾人、未成年人乞讨罪相同,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也是侵害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犯罪。这两种犯罪的客观方面均可以表述为＂掠取、诱拐＂的行为,而且有必要将上述两种犯罪目的犯化。总之,上述两种犯罪均属于短缩的二行为犯。只有把这两种犯罪作为短缩的二行为犯规定,才有利于实现保护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目的,有利于犯罪的类型化,有利于确定既遂与未遂,区分罪数关系。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文章在罪名、客观行为方面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问题上作了分析,以期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条款。     

对组织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罪保护范围的思考——以《刑法》中保护未成年人犯罪圈的体系性为视角

立法者根据不同年龄阶段、不同性别的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设置了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保护未成年人的犯罪圈。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将所有的未成年人纳入保护范围和组织手段的无限制,没有考虑到不同阶段未成年人的不同特点,和《刑法》对整个未成年人的保护体系不相协调,最终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有待进一步检验。     

居民身份证犯罪的法律适用分析

居民身份证犯罪包括两个方面：其一为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犯罪行为即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罪，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与非罪界限、本罪与类似犯罪的区分、既遂、罪数问题；其二为利用居民身份证从事犯罪活动的犯罪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罪名认定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区别。     

非法占用农用地罪客观要件若干问题探析

问题的存在与发展的前景往往是同时存在的。针对非法占用农用地罪的客观要件,我们应修改现有之刑法规范,努力使其体现本罪行为方式的本质特征,实现定罪标准的确定、统一。具体而言,应维持农用地作为本罪唯一的犯罪对象,将本罪的行为方式设计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改变耕地、林地等农用地用途,或对其进行破坏或破坏性使用”,而且仅保留“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这唯一的定罪标准。     

论治安管理处罚的裁决

裁决,是治安管理处罚的重要程序,也是办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的结果。行为人是否违反了治安管理,如果违反了治安管理,其性质、情节、结果以及依法给予何种处罚,都要通过裁决加以解决。由此可见,裁决是正确贯彻《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一个关键。《条例》规定的裁决治安管理处罚的程序,是公安机关与违反治安管理的人,为解决违反治安管理问题而进行活动的法定次序、方式和手续。它是处理违反治安管理案件的客观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是同     

社会信用缺失与刑事法律调控——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的刑法分析

背信行为的本质在于违反诚实信用义务,滥用委托权限。认定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应当坚持“背信的滥用权限说”所主张的观点。本罪中的“受托义务”不仅包括约定义务,而且还包括法定义务。本罪不属于目的犯,构成本罪并不需要有谋利或加害等特定的目的。本罪与挪用类犯罪既存在共同点,又有所区别。背信罪本质的多种学说之争在于背信犯罪刑事可罚性的非普遍认同性及其与他罪的易混淆性。我国刑法通过“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两个特殊背信犯罪将“背信”的含义定义在“违反对公司的忠实义务”和“违背受托义务”上。这对认识背信犯罪的本质提供了立法依据和新的思路。从务丈上分析,我国的背信犯罪发生在市场的经济活动中,其核心在于作为本人事务处理延伸体的行为人没有以本人的最大利益为目标处理事务,在自己或第三人的利益与本人利益发生冲突时,没有服从本人的利益。欠薪不仅是一种侵犯劳动者财产权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具有违背社会信用的性质,对于危害严重的欠薪行为应当予以入罪,以发挥刑事保障社会信用底线的功能。建议改变刑法修正案（八）的“补充性”立法方式,单独设立“欠薪罪”的罪名和法务。为遏制和制裁金融市场出现的“老鼠仓”问题,《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在司法适用过程中,应注意对未公开信息与内幕信息的区分,同时还应当注意本罪打击的范围,防止犯罪圈无限制扩大。德国是规定背信罪最早、研究背信罪最多的国家,具有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研究德国背信罪的立法现状以及相关学说,有助于对背信罪和背信行为的正确理解,为我国今后增设背信罪打下理论基础。     

非法持有犯罪认定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非法特有犯罪是指行为人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以持有、携带、私藏等方式非法支配控制国家管制物品的行为；是法律明文规定根据行为人实际上非法支配控制国家法律禁止非法持有的管制物品的行为作为追究刑事责任客观基础的一类犯罪；其外延包括“持有罪”、“携带罪”、“私藏罪”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非法持有犯罪有六个具体罪名，它们是：三刑法第163条规定的私藏枪支弹药罪；2．《关于禁毒的决定》第4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毒品罪；3．《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第4条规定的非法持有伪造的货币罪；4．嫩路法》第60条规定的非…     

治安管理工作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优势

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各种责任主体包括:政府、家庭、学校、社会等方面。公安工作中的治安管理工作,由于其独特的管理工作内容和方法,体现在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上具有其他任何机关、部门所不可比拟的优势。本文根据治安管理的任务、群众基础、综合性业务、服务职能和基层工作、法律措施和处罚规定等方面的特点,阐述了它对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的独特优势。     

简论职务犯罪的演变趋势

职务犯罪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而必须从战略的高度设计预防策略,对其进行综合治理。为此,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是了解职务犯罪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职务犯罪在一段时期内将呈波浪式上升趋势。但随着公共权力的限制和转移,其上升势头将会逐渐得到遏制。同时,职务犯罪将呈现涉案领域继续泛化,方式更加复杂、多样化等特点。     

非法集资犯罪适用法律疑难问题探析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结构关键是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三个关键词的内涵.对于吸收公众存款用于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一般要从宽处理.行为人非法集资后,没有将资金用于可以回报投资者的经营活动,而是肆意挥霍、携款潜逃、逃避返还的,可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集资诈骗罪在行为方式上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重合的,故可参照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行为方式的阐释来认定集资诈骗罪的行为方式.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把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这一大类型的犯罪之下．从而引起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的纷争。并且在规定知识产权犯罪时,没有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从而进一步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为了澄清混乱,我国刑法应该把知识产权犯罪类型化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     

犯罪本质反思——兼论规范违反说之提倡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社会危害性一直被视为犯罪的本质特征。进入21世纪以后，人们对该提法展开了全面的反思和批判，社会危害性也在争议声中走过了十多年。应当说，对社会危害性的反思，是犯罪论体系进一步完善的需要。但从整体上看，社会危害性并非无懈可击，在说明犯罪的实质方面，它必须借助于规范违反说才能得以说明。因此，直接将规范违反说作为犯罪的本质特征，是解决这一争议的最终出路。     

白领犯罪及防治策略研究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白领犯罪日益增多,极大地损害了我国的经济运行秩序,恶化了经济环境,造成了社会信用危机。针对白领犯罪,我国要根据犯罪形势发展,进一步完善立法,建立严密的防范体系,采取多种类、全方位的措施,从根本上减少和避免白领犯罪的发生。     

遗弃罪刍议

我国 1979年刑法将遗弃罪规定为侵犯婚姻、家庭的犯罪 ,据此规定 ,我国刑法学界均认为遗弃罪侵犯的客体是公民在家庭中的受抚养的权利。 1997年刑法修订以后 ,遗弃罪已经归类为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的犯罪 ,而众多学者仍然认为该罪是侵犯婚姻、家庭的犯罪。应从本质上进行理解遗弃罪的本质是对生命、健康的侵犯 ,这样才有利于我们解决司法实践中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 ,减少由于法律理解不当即带来的司法上的困惑。     

论合同诈骗罪的若干问题

合同诈骗是从普通罪中分裂出来的新型经济犯罪 ,它在具备了普通诈骗罪的一些共性特征外 ,在侵犯的客体、利用的工具、行为方式等方面具有自身的个性。合同诈骗的客体是公私财产权利和市场交易秩序及法治秩序 ;犯罪对象除财物外 ,还应包括财产性利益 ;作为诈骗工具的“合同”应当是具有规范市场行为性质的合同 ,包括口头合同 ;非法占有的故意是直接故意 ,可结合客观行为进行推定。     

公害犯罪若干问题研究

随着“入世”及西部大开发进程的加快 ,公害问题将日趋严重 ,公害犯罪极待重新认识。本文认为 :应将公害犯罪界定为环境犯罪和危及公众人身财产安全的有害制品的犯罪 ;我国相关现行立法尚存在较大缺陷 ,应从设计思路、体系、内容方面加以完善 ;在目前情形下 ,司法实践中首先要坚持罪刑法定原则 ,并在此基础上 ,对公害犯罪从重适用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