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制史名词简释

立法史一、《吕刑》又称《甫刑》,是周代有关赎刑的一部刑书。西周初期,周穆王令司寇吕侯(吕国的诸侯)制作刑书,书成,遂称《吕刑》。《吕刑》扩大了赎刑的适用范围,五刑均在可赎之列,同时,又明确规定了罚金等级,使赎刑制度法律化。二、《法经》战国时魏国李悝所编纂的一部具有代表性的封建成文法典。《法经》以“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为指导思想,形成了盗法、贼法、囚法、     

夏商周法制研究评析

夏、商、周法律史料扑朔迷离,因而给先秦法制研究造成很大困难,以致出现了一些误说,且流传甚广。作者就其中五个问题进行了探索,认为:汉初提出的”夏刑三千条”乃误说,其来源是《尚书·吕刑》和《书序》;《洪范》既不是夏代的法典,也不是所谓的“宪法”,而是古代探讨统计方法的政论文献;常被法学界引用的甲骨史料中的“刑”字应释为“丹”,而“辟’字应释为“孽”字;西周穆王时制定过法典《吕刑》,但《尚书·吕刑》则是后来依据西周官方档案整理而成的文献;现存《尚书·吕刑》中的“五过”是西周法典《吕刑》一专有术语,是《吕刑》刑罚体系组成之一,即赦免,最轻的处罚。     

我国成文法制源远流长——对《尚书·吕刑》的反思

作者针对我国春秋以前即使有法也无典和法不成文、不公开是我国奴隶制社会刑法制度的一大特点的说法,通过对《尚书·吕刑》的反思。认为《吕刑》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刑典,不仅成文,而且是公布了的;同时肯定夏之《禹刑》,商之《汤刑》和周之《九刑》都是我国早期刑典,《吕刑》的存在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反证,由此可见我国成文法制源远流长。     

《吕刑》试议

作者认为,《尚书·吕刑》篇并非吕侯所作之《吕刑》,而是关于穆王向诸侯大臣宣布《吕刑》时发表讲话的记载;吕侯当时制订的也不仅仅是赎刑,而是在“九刑”基础上修订而成的一部新刑法;对《吕刑》不宜简单地说它是“重典”或“宽法”,而应该看到穆王晚年西周社会并非“乱邦”无需“重典”和《吕刑》又使法网更加严密这两个方面。     

西周刖刑

西周刖刑是奴隶主贵族进行阶级镇压的一种极其残酷、野蛮而又经常、广泛使用的刑罚手段,但史籍对其记载仅见于《周礼》、《吕刑》寥寥几则。因此,古往今来,关于刖刑概念、刖刑制度,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至今还是人们研究古代刑罚种类的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于一九七一年在安阳后冈一座殷代     

《吕刑》法律思想初探

作于西周穆王时期的《吕刑》是研究西周以至三代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的重要资料.周灭商后,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制礼作乐",至成、康之时,天下已经基本安定.     

古文献与古代法律二题

一、新见吕簋与“吕王作刑”《吕刑》为今文《尚书》中的重要篇章，在传世先秦古籍中曾被称引过16次，是探讨西周法制状况的基本资料。然而针对《吕刑》的版本流传和字词含义，历代经师分歧很大，争论颇多。近年来先秦金文、简牍新资料不断涌现，其中很多可参证《吕刑》中的有关内容，并发现以前未曾注意到的问题。本文以新公布的吕簋铭文为据，对聚讼已久的“吕王作刑”文句试加考释。《吕刑》首句日“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以此交待《吕刑》的制作背景。     

新资料和先秦及秦汉判例制度考论

一、先秦判例制度的形成 先秦时期为我国法律制度萌芽和发展的时期。据文献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为西周的吕刑。吕刑应是西周判例汇编。如《尚书·吕刑》日：“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荆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吕思勉先生质疑：“案集先秦法律之大成者为法经,不过六篇,安得有三千或二千五百十条？” 又如《汉书·刑法志》载：“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武帝时,“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数罪并罚的历史探讨

数罪并罚是我国刑法的重要原则,对于它的产生和发展作历史的考察,将有助于大家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和作进一步探讨。本文就此谈点管见,有正于大家。一、数罪并罚原则的历史沿革《尚书·吕刑》记载:“下刑适重,上服。”贾疏说:“下刑适重者,谓一人之身,轻重二罪俱发,则以重罪而从上服,令之服上罪。”诸所罪罚者有权宜,当临时斟酌,不得雷同加重。”《吕刑》又载:“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孙星衍疏:“其刑上备者,具列爰书上之勿增减罪状也。”它是指一个行为人同时被指控犯有轻重两罪(数罪),此时只按重罪之刑处罚(并罚),重罪吸收轻罪。据考证。《吕刑》制作年代大致为西周后期。可见,数罪并罚原则早在西周以前的奴隶制法中已略见端倪。     

沉默的自由

下篇：理想与现实 沉默权在中国的命运 凡能打倒的打倒之,不能打倒的动摇之。 ──托克维尔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 孔子 一、我国古代的刑讯逼供制度与现代的如实陈述义务规则 尽管沉默权具有道德上的合理性和诉讼上的合目的性,并且在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程序中得到了确认,但是,我国自古以来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司法上都不承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早在西周的时候,被告人的供述就已经是法官判决的主要依据。《尚书·吕刑》说道：“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学,正于五刑。”就是说司法官吏审判案件,应当在双…     

《吕刑》在中国法律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吕刑》所反映的德刑并举治国思维及刑法制度与原则,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世刑法的构建。在法律思想方面,后世社会的明刑弼教、乱世重典及贤人执法理念与《吕刑》有渊源关系,在法律制度,古老的五刑、五听与赎刑也是后世同类制度的嚆矢。《吕刑》中关于上下比罪、简孚有众、其刑上备等定罪量刑原则又分别成为后世的类推、据众证定罪及重罪吸收轻罪等制度的示范。     

略述我国奴隶社会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

(一) 法官出入人罪的刑事责任的规定,在中国刑诉史上发端于何时?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还存在着不同的认识.主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惟其著之于法典而可考者,则推唐律.”(林咏荣:《中国法制史》第209页)显然是说它最早产生于唐朝.第二种观点认为,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始于西周,引《尚书·吕刑》的规定作为例证.(陈顾远:《中国法制史》第240页)第三种观点则认为,法官出入人罪的责任制度,首创于夏朝.(《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3期,第58页)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认为早在公元前廿一世纪,当我国古代社会从氏族公社制度过渡到奴隶制,即国家、法律刚刚产生的时候,就随     

浅论“中庸”

“中庸”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很有价值的内容,需要对它悉心研究,不应简单地肯定或否定。“中庸”的思想早在西周初期就已形成,并对当时统治秩序的巩固起了积极作用。《尚书》的许多篇章实际上强调了“中庸”思想,其中《吕刑》直接论及“中”的有九处之多。如:“罔非在中”、“咸庶中正”、“咸中有庆”、“明于刑之中”等。其含义是主张把握适中原则,遵循正常法度。孔子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君子怀刑及其它

最近读到两本《中国法律思想史》,一为法律出版社本(以下简称《法本》),一为黑龙江出版社本(以下简称《龙本》)。对该书有些问题的提法和理解,觉得有商榷的地方,现仅就“折民惟刑”和“君子怀刑”二题,略述管见如后。关于“折民惟刑”,《法本》说:“西周统治者一再宣称:‘折民惟刑’(《尚书·吕刑》),他们的刑法的矛头所向是十分清楚的。”又说:“奴隶主贵族根据‘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原则,一贯认为‘折民惟刑’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侦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措施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刑侦工作面临的问题与改革措施李金秀第八届作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下简称新《刑事诉讼法》）已于１９９７年１月１日实施，它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新《刑...     

《吕刑》初探

<正> 《吕刑》见于《尚书》。《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籍。相传由孔子(公元前五五二至四七九年)编辑而成。《尚书》中的《盘庚》、《微子》、《金滕》、《康诰》,《梓材》、《多方》、《立政》诸篇,虽然都有关于我国古代刑法的记述,但是东鳞西爪,点滴零星,《舜典》所载也只是舜制的一个要点,①只有《吕刑》一篇才是言刑的专著。其它古籍对从尧舜时代至东周这段历史中有关刑法的记述,缺乏专篇。     

建立我国刑事诉讼费用制度刍议

刑事诉讼费用制度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产物。它的主要内容是，在刑事诉讼中，由国家、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分担刑事诉讼费用。我国于1979年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该制度。因此，刑事诉讼费用制度鲜见于各种教科书及论著中，未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在改革开放十多年后的中国确有必要建立该制度。一、建立刑事诉讼用制度有利于维护诉讼参与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有利于减轻国家不合理的刑事诉讼费用负担。我国由于缺乏刑事诉讼费用制度，长期以来，刑事诉讼中诉讼参与人支出的诉讼费用得不到应有的补偿，损害了…     

新出土金文所见西周罚金刑研究

学术界对西周罚金刑制度一直存在模糊不清的认识,对西周有无罚金刑这一问题存在着重大争议。通过对新出土西周金文与传世文献的综合研究,西周罚金刑制度可以得到较为清晰的呈现。西周罚金刑是五刑之外既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依附五刑适用的附加刑,多与鞭刑一起适用,罚金的数额与鞭刑的数量往往相同;西周有五个等次的罚金刑,即所谓的"五罚";西周罚金刑适用于不构成"五刑"的轻罪;通过罚金刑所获得的财物既可能由胜诉的一方当事人获得,也可能由政府获得。由于文献不足的原因,夏商没有发现罚金刑制度,西周的罚金刑实为中国古代罚金刑制度的源头,对春秋战国乃至秦汉的罚金刑制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尚书·吕刑》司法理念与制度管窥

《尚书.吕刑》作为一篇言刑专文,其所蕴涵的司法理念,初步完成了从"神判"向"人判"的历史性跨越。《吕刑》篇所体现的两造具备、察辞于差、简孚有众、惟察惟法等诉讼制度,环环相扣紧密结合,不失为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基本程序保障,而其中关于哀敬折狱、惟良折狱、戒不勤、绝五过之疵等要求,更是司法者能够"中正"司法的必备素养条件。     

我国古代的断狱责任制度

中华法系,源远流长,在世界法制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的显著特点之一,就是较早地明确规定了司法官吏的责任制度。本文就这个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 我国古代司法官吏的责任制度,首创于夏周,早在《吕刑》里已有了明文规定。公元前廿一世纪,当我国古代社会从氏族公社制度过渡到奴隶制,即国家、法律刚刚产生的时候,夏《政典》就要求司法官吏和其他官吏在执行任务时,必须严格遵守命令和制度,宣布:“先时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尚书·胤正》)夏朝还规定一条著名的刑事政策原则:“与其杀无辜,宁失不经。”(《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就是说,宁肯不依常规办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