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的几个问题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是一种保护未成年人人身自由和安全的犯罪,其犯罪对象仅限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且在数量上不需要多人。本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就是以暴力、胁迫、欺骗、诱惑等手段实力支配未成年人。本罪是目的犯,其目的就是使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本罪只要使未成年人置于自己或者他人的实力支配之下就构成犯罪既遂,而且存在未遂的可能。本罪是继续犯,有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在本罪的罪数关系上,多数情况下是并合罪。     

短缩二行为犯的竞合：以骗取出境证件罪为例

短缩的二行为犯是意图犯的重要类型,当行为人客观上已经现实的实施了作为意图的第二个行为,并符合了刑法所规定的另一个犯罪构成要件,就出现短缩二行为犯的竞合问题,应根据想象竞合犯的原理处理。我国刑法分则规定了较多短缩二行为犯,骗取出境证件罪及其与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的关系为解决短缩二行为犯竞合问题提供了重要素材。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若干问题探析——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背景

为扭转实务部门在打击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行为的被动格局,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刑法修正案(七)》将该行为犯罪化。在本罪构成特征中,其客体为复杂客体,主要客体是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次要客体为社会治安管理制度;在其客观特征中,被组织者实施的行为原则上应当限于侵犯财产权且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情节较轻的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司法认定中,需要注意区分本罪与相关犯罪的间接正犯以及与本罪相类似的某些聚众类犯罪和其他组织型犯罪。     

来成年人犯罪年龄的几个问题

未成年人犯罪与成年人犯罪不同,在定罪量刑方面有些特殊的问题需要研究解决,特别是在犯罪年龄上,要注意把握好“三关”,即十四岁关,十六岁关和十八岁关,现分别叙述如下: 1、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危害社会行为的,不负刑事责任,这一年龄阶段在刑法理论上称为完全不负刑事责任时期。不满14岁的人,不论对社会造成多大程度的危害,包括杀人,抢劫等,均不能定罪,因为未满14岁的未成年人还不能辩认自己的行为性质,不能控制自己该做什么,不该作什么,故不应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 2、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未成年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罪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理论上把这一时期叫做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关于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指哪些行为,刑法本身没有进一步作出具体明确     

犯罪成立标准与犯罪既遂标准不容混淆——兼析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既未遂

犯罪成立的标准是行为完全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犯罪既遂的标准是行为发生了行为人所希望的、法律所规定的结果,两者不容混淆。举动犯这一概念未必必要,其同样可能存在未遂形态。造成危险状态,只是危险犯成立的条件,不是既遂的标志,造成危险状态后,仍有犯罪中止存在的余地。危害国家安全罪中,除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外,均有既遂存在的余地。     

刑法中的身份犯散论

身份犯是刑法学中的一个重要范畴 ,通过对各种观点的述评 ,认为 :身份犯是指刑法中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才能构成的犯罪 ,或者具有一定身份的行为人实施某种犯罪予以从严或从宽处罚的情形。身份犯一般可分为纯正身份犯和不纯正身份犯两种 ,从我国现行刑法的规定来看 ,身份犯亦可分为自然人身份犯和单位身份犯。鉴于贪污贿赂犯罪是最为严重的一类身份犯罪 ,建议 :(1)协调贪污、受贿罪与盗窃、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数额标准 ;(2 )纠正贪污、受贿罪死刑适用标准过高的做法 ;(3)同时犯贪污、受贿二罪的 ,实行“二罪一罚” ;(4)提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法定刑至死刑。     

对向犯初论——以相关刑事司法解释为切入点

对向犯是指二人以上互以双方的对向行为的存在为条件的一种犯罪形态。对向犯可以分为彼此同罪、彼此异罪和只罚一方三种类型。彼此俱罪的对向犯,应直接依据刑法分则条文进行处理;只罚一方的对向犯,应综合考虑行为定型性、社会危害性和期待可能性来适用法律。     

英美刑法共犯制度研究

从制度外观和制度内涵上看,英美刑法中的共犯制度可以被视为区分制共犯制度模式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不同于大陆法系区分制共犯制度立法,英美刑法对于未导致实质犯罪的参与犯按照未完成罪来处理,对导致了实质犯罪的参与犯则按照狭义的共犯制度来处理。在＂如何设定参与犯的处罚条件和处罚原则＂这一视角下,被归属于未完成罪的教唆罪、共谋罪和狭义的共犯制度构成了英美共犯制度的整体架构。     

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理解与适用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行为规定为犯罪,文章在罪名、客观行为方面以及此罪与彼罪的区分等问题上作了分析,以期更准确地理解和适用这一条款。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论述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五个困境及相应的出路,困境之一"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立本罪",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没有利用其权力性影响力作用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利用非权力性影响力,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困境之二"与斡旋型受贿的关系",比较我国刑法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应该将斡旋受贿行为规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困境之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属性","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的超过要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目的犯,且是一种短缩的二行为犯。"许诺说"是为了证明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一种证明手段,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为的一部分。困境之四"与受贿共犯的区别",结合两高的《意见》,分门别类地讨论了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之外的密切关系人、非密切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能否成立受贿共犯。困境之五"与介绍贿赂罪和诈骗罪的区别",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是一种"掮客",本人不是行贿的对象。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人自己是行贿的对象,其利用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来获取行贿的财物。如果行为人没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有可能成立诈骗罪,因为请托人在一定的信赖基础上才会给予行为人行贿的。     

知识产权犯罪的类型化探寻

我国刑法把知识产权犯罪规定在破坏市场经济的犯罪这一大类型的犯罪之下．从而引起了关于知识产权犯罪客体是复杂客体的纷争。并且在规定知识产权犯罪时,没有区分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从而进一步引起司法实务界对知识产权犯罪理解的混乱。为了澄清混乱,我国刑法应该把知识产权犯罪类型化为：侵犯知识产权的犯罪与违反知识产权管理秩序的犯罪。     

绑架罪行为结构新论

由于绑架罪所侵犯的人身自由权包括了人质的身体活动自由权和第三人的意思决定自由权，所以决定了绑架罪是复合行为犯而非简单行为犯，即其完成形态由扣押人质与提出非法要求两行为组成。将绑架罪解释为复合行为犯，有利于犯罪预防和解决罪数问题。     

票据诈骗罪犯罪客体新论——兼析“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同类客体之差异

已有观点对票据诈骗菲犯罪客体的认识,圃于"纯刑法"或者"纯公法"的思维方式,认为本罪的主要客体是票据管理秩序,具有局限性.对此问题要从整个法律体系(刑法与其他部门法或者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的角度,并结合刑法分则的体系结构进行整体把握.本罪的主要客体应该是"票据流通秩序",而非所谓的"票据管理秩序",二者分剐代表了"讼"和"私"两种不同的法益.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的同类客体是不同的前考如该节罪名所捞述的,是"金融管理秩序",而后者则是金融流通秩序.     

民法编纂背景下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信息自决权——以刑民一体化及《民法总则》第111条为视角

为避免法益概念的抽象化并充分发挥法益限制处罚的机能，在已确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保护法益为个人信息权的前提下还应将之具体化。在民法编纂背景下，基于刑民一体化视角与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并结合《民法总则》第111条的规定，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信息权中的信息自决权。分析欧美两大模式个人信息保护的理论源头，个人信息的使用体现出信息主体的意志力，具有赋权效果，以信息自决权作为该罪法益可突出个人信息权在理论源头上与人的尊严和自由密切相关性。基于民法要扩张刑法要谦抑的理念，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所保护的也不是等同于民事权利的个人信息权，而是其中最重要的权利即个人信息自决权；以信息自决权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保护法益，正是对刑法一般性的自我决定权的丰富和发展，并能充分发挥刑法保护公民自由等个人法益之机能。信息自决权司法实践中具有甄别值得处罚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的机能。     

刍议洗钱罪的立法完善

纵观当今立法现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洗钱罪进行立法完善：将洗钱罪的上游犯罪扩大为所有的严重犯罪;明确洗钱罪的主体包括上游犯罪本犯;间接故意和过失也可以构成洗钱犯罪;修正洗钱罪的客观要件;将洗钱罪归属于“妨害司法罪”中;适当加重洗钱罪的刑事责任。     

关于公安机关经济犯罪侦查体制改革的思考

在公安机关内部组建专门的经济犯罪侦查机构,是由经济犯罪不同于普通刑事犯罪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加大打击经济犯罪力度的必然要求。然而,在目前“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体制下,经侦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严重、经费不足以及警力量少质弱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经侦部门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经侦体制改革的目标应是实现全国统一的打击经济犯罪刑事执法,建立垂直管理的公安经侦体制。但在这一改革过程中,必须防止克服了“块块”分割的问题,却又导致“条条”分割的问题。     

试论毒品犯罪的增长原因与治理对策

毒品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毒品管制法规 ,从事与毒品有关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和公民身心健康的活动 ,依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依法查禁毒品 ,严惩毒品犯罪 ,这是因为毒品给人类文明和社会安全带来触目惊心的严重危害。我国确定“四禁并举、堵源截流、严格执法、标本兼治”的禁毒方针 ,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治理毒品犯罪关乎社会的稳定 ,民族的生存 ,国家的强盛 ,因此 ,有效打击毒品犯罪等于遏制了一大批犯罪问题的上扬 ,是治理犯罪的重要组成部分     

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构成要件问题探讨

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客体是公共秩序中的社会治安管理秩序.行为人只要向他人传授的是犯罪方法即可构成本罪,传授的犯罪方法只可能是直接故意犯罪的方法.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体也没有相关的特别限制,应当视为一般主体.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观要件只限于直接故意才能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