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立法审视与完善研究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增设,严密了我国未成年人性权利的刑法保护网,填补了我国性犯罪立法对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实施性侵害行为的处罚漏洞,顺应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域外立法趋势。但是,该罪存在犯罪主体范围规定不周延,未对不同性别、年龄未成年人进行平等保护。此外,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实施的猥亵未成年人犯罪未进行专门规制,刑罚设置未能体现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等不完善之处。因此,本文建议将三代以内直系和旁系亲属、与未成年人共同生活人员、国家工作人员等进行例举性规定,在罪状表述上采用中立化规定,以平等保护男女未成年人的性权利;负有照护职责人员实施的强奸、猥亵不同年龄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作为加重处罚情节进行规定,以强化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最大化保护。     

刑罚个别化与未成年人司法保护

我国《刑法》施行十六年,“罪刑相适应”作为刑事处罚基本原则,即刑罚是对犯罪行为的处罚,并一统适用于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犯罪两个不同特点的司法空间,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基本上照套成年人犯罪的刑罚原则和指导思想,从而较难体现对未成年人的特殊司法保护.基于未成年人及其犯罪的特点和未成年人司法实践,笔者认为,应在未成年人司法领域内,确立“刑罚个别化”原则,即实现刑罚对罪行的处罚向刑罚对犯罪人的处罚之转化,以指导并制订出符合未成年人犯罪及其身心特殊性的刑罚方法、内容,这样才能实现对未成年罪犯科学、合理地适用刑罚,加速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制度的进程.     

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的理解与适用

正【主题导引】为了进一步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刑法修正案(十一)》专门对刑法中的涉性犯罪进行了规制。如强奸罪、猥亵罪等,进一步严密了刑事法网,强化了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体现了司法机关从严从重打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决心。同时,修正案针对司法实践中常见的涉及未成年人的性侵犯罪专门增加了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罪这一新的罪名,     

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刑法规制

当下我国刑事法律体系对未成年人犯罪采用宽缓化规制形式,但传统的报应刑论和预防刑论都难以为其提供支持。对此,我国刑法规定了大量的利用未成年人实施外围犯罪的条款,在对被利用一方的未成年人从轻处理的同时,对其背后的外围犯罪人进行从重处罚,从而实现了责任的合理分配。这样的规定并不违反罪责自负原则,而是基于背后的利用人在犯罪团体中的作用,对其加大处罚力度。对此,应当进一步减轻未成年人的刑罚,并将负有监督过失责任监护人和帮助未成年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我国刑法加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的前度探寻

加强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已成为世界各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在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性质、侵害方式、归责原则、诉讼机制、赔偿方式等方面都有着较为成熟的经验。《刑法修正案(九)》加重处罚嫖宿幼女、猥亵未成年人以及以未成年人为对象的淫媒活动,为未成年人性权利保护竖起了坚实后盾。但我国对未成年人性权利的保护还存在有待完善的问题:在保护方式上过度依靠刑事处罚,在保护主体上存在着儿童、幼女、未成年人等法律混乱的现象;在保护力度上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在保护观念上对一些性侵害犯罪还存在优先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思想。保护未成年人性权利是一项联动工程,刑法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我们可以借鉴域外多数国家对未成年人性权利予以严格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构建研究

未成年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刑法和有关刑事法律规定的犯罪行为。因此,在现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就显得尤为重要的了。本文主要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现状及特点以及未成年犯罪成因、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并且提出了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进一步构建提出了相关性的建议。     

我国未成年性被害人刑法保护之缺弱及完善

性侵未成年人成为当下中国高发的犯罪，而现行刑法并未有效跟进，预防和惩罚功能不尽如人意。与我国港澳台地区刑事立法相比，现行刑法在保护未成年被害人性权益方面存在明显缺弱，表现在：规则分布零散、年龄分段“顾此失彼”、性别保护“重女轻男”、罪状列举“疏而有漏”。为从立法源头上确保司法公正，强化对未成年人权益的特殊保护，修改现行刑法中的有关规定势在必行。     

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

在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中,我们的关注点常常集中在犯罪的预防上,期望通过未成年人的教育、保护等各种犯罪措施,来控制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其实,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是由犯罪人、被害人和犯罪行为三个基本要素构成的。被害人学研究的大量成果表明,加强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维护未成年被害人的利益,同样可以达到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之目的。大量研究表明,现实生活的未成年人被害与未成年人犯罪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例如,未成年被害人和未成年犯罪人的角色往往是不固定的。从预防犯罪角度看,预防未成年人被害与预防     

试论基层公安机关在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打击与保护问题上的冲突与调和

我国对未成年犯罪确立的“教育、保护、挽救”的刑事政策，对于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提倡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目前司法实践中对于犯有盗窃罪、抢夺罪情节轻微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一般不作为犯罪处理。由于我国未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基层公安机关尚未完全转变执法观念，在打击与保护未成年犯罪嫌疑人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基层公安机关应当在全面了解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如何预防和减少未成年犯罪，以及我国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的基础上，适时转变观念，以挽救失足的未成年人为目标，做到打击与保护的有机结合，有机统一。     

论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构建——以上海实践探索为例

为更好地保护和救助未成年性侵被害人,有效预防和减少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自2010年起,上海市逐步将成年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以性侵害案件为主)纳入各级检察机关未成年人刑事检察部门受案范围,形成专业化办案机制和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一站式调查取证机制,推动建立了性侵害案件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保护体系和一站式预防体系。     

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规制

正【编者按】近年来,一系列性侵未成年人案件频频见诸报端。这些性侵未成年人案件,不仅对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严重伤害,也对我国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规制现状提出了挑战。正是鉴于此类案件数量之多、发生频率之高、受害人数之众、作案情节之恶劣、危害后果之严重、舆论震荡之剧烈,2013年10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以严惩性侵未成年人之恶劣行径。该意见中的一些规定引起了学界的热议,     

论“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的结合——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研究

我国立法、司法对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处罚措施处处体现了从宽处罚的刑事政策，这符合我国所签订的一系列国际公约或法律文件的基本要求。然而，根据我国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我国刑事法应当对未成年人犯罪从“行为刑法”与“行为人刑法”相结合的角度进行考察，并关注“行刑重其轻”刑法思想的运用。为此，有必要在刑事立法、司法两方面分别对“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适用于未成年人犯罪时的“宽”和“严”进行具体修正，例如，“宽”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建立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严”的方面包括刑法应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等。     

刑法修正案（八）的减轻处罚幅度限制不应适用于未成年人

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减轻处罚只减一档的规定，使得未成年罪犯减轻处罚和成年罪犯一样只能在法定刑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这是一刀切地将对成年人处罚的刑法思维置于未成年人身上，这样的规定既不符合对未成年人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一贯原则，也和修正案新增的多项加强对涉罪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条款的立法旨意相悖，有必要加以修正和补充。     

刑罚适用区域性考察及其罚则改革研究（上）

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规定，未成年人本为拥有独立“权利”的个体，应当予以有别于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保护。就此，联系我国有关情况看，虽然我国早在1991年业已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并在之后相继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一系列关涉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等。但是，毋庸讳言，在刑事立法与司法领域，特别是在刑罚种类设计及其适用上，我国立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上，所做相当不够。例如，迄今为止，对未成年人犯罪，除《刑4法》第17条法定的应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规定外，无论是刑种设计还是其他刑罚裁量制度、执行制度上，国家均无针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专门性规定。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中的刑法拟制问题研究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法律拟制本质上属于法律类推，两者分别侧重于立法和司法。司法解释中的拟制规范也属于法律拟制，刑法拟制规范包括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两种类型，后者并不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应予以肯定。我国有关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包含着拟制规范和注意规范，应注意将两者加以区分。刑法拟制是类型思维的具体表现，拟制构成要件与基本构成要件之间具有相当性和均衡性。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拟制构成类型主要包括三种：一是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与性健康保护法益的拟制类型，如性自主决定年龄阶段的设定、性侵害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未成年人性健康法益的分层保护等问题；二是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害犯罪的拟制构成，如受照护未成年人性自主决定的拟制保护、负有照护职责人员性侵害行为的拟制规范；三是强制猥亵他人、猥亵儿童犯罪的拟制构成，通过认识和把握对猥亵犯罪所侵害法益的拟制规范，可以将猥亵、强奸等相关罪名加以区别。新的司法解释明确规定了强奸、猥亵等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从重或加重处罚情节，包括奸淫幼女适用“较重的从重处罚幅度”的情形、强奸未成年人、奸淫幼女“情节恶劣”“在公共场所当众”性侵害未成年人的加重情节，都涵...     

论对未成年人犯罪刑罚适用的社会评价

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社会上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不仅仅关系到未成年人自身及其家庭,而且直接关联着整个社会.所以,对未成年人犯罪如何定罪并适用刑罚,社会各个层面存在广泛的评价.由于形成认识的社会主体(即人或社团)存在差异,与刑事诉讼参与主体(一般指被害人与适用刑罚主体即犯罪人)关系的远近,所以社会评价不可能具有一致性.一、来自未成年人罪犯本人及其近亲属的评价刑罚的功能不外惩戒性、补偿性、警示性三个方面.而作为受处罚对象的未成年罪犯,必须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     

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探究

<正>【主题导引】2016年,随着媒体的关注,越来越多性侵未成年人的犯罪被公众知晓,引发公众讨论。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防止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在《刑法》严惩性侵未成年人犯罪基础上,如何从源头预防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犯罪,成为司法部门和社会公众迫切解决的难题。为此,浙江省慈溪市检察院联合当地公安机关、法院、司法局等部门,制定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人员信息公开制度》(以下简称慈溪办法)。办法规定,对符合条件的实施严重性侵害未成年人行为的犯罪人员,在其刑满释放     

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建构之理据

未成年人及其犯罪行为具有显著的特殊性,因而未成年人犯罪行为与成年人犯罪行为具有质的不同,有鉴于此,国家亲权理念和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成为处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在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凸显出标签理论和恢复性司法、刑法谦抑性和人道性以及刑罚个别化的应用。国际社会逐渐形成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国际准则,与之相对应的是国内独立未成年人刑事法的发展。我国一直重视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强调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处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立足于未成年人特殊的生理和心理及其犯罪发展的新态势,并由此促成特定的理论学说、法制建设、司法应对,所以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构罪标准体系。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整体完善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不能仅仅关注“未成年人’及其“已然之罪”上，应该体现“提前干涉”和“向后延伸”的特征，其所针对的行为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犯罪行为，还包括了一般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所以，要有效治理未成年犯罪问题，需要变革刑法，需要从总体刑事政策、定罪政策、刑罚政策、处遇政策、诉讼机制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并需要借鉴吸收各国成功经验，尤其是全国各地试行多年且行之有效的实践做法，建立中国独特的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制度。     

依法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我国少年法庭建立十多年来,坚持贯彻对未成年罪犯教育、感化,挽救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等一系列司法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采取适合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的特殊司法程序、处罚原则,在矫治、预防、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少年法庭对未成年罪犯的审判、处刑、诉讼权利等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和有效、公平、合乎人道的待遇,既保护了未成年人的成长,又维护了社会的良好秩序,少年法庭在实践中不断结合中国刑事司法实际,并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进行探索,促进具有中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少年法庭从实际出发,在保护未成年罪犯合法权益方面采取严肃、认真、科学的态度,根据我国的法律规定,结合少年的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