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教育思想浅介

韩非(公元前二八○——前二三三年)战国末期韩国人,是先秦的一位杰出法家,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是荀子的学生。他的名著有《五蠹》、《孤愤》、《显学》、《定法》等篇,他的法治思想为秦统一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论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是先秦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家学派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本文就韩非法治思想中的法的概念、法治的内涵、法治的原则进行了分析。文中指出韩非法治思想中的法属于实证主义理论法的概念,属于非马克思主义法的概念,法即是刑;其法治意指一种治国方略或社会调控方式,是君权下的依法办事。     

简评韩非的“法治”思想

韩非作为春秋战国时期法家之集大成者,提出了＂以法为核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主张,该思想在秦王朝的实践对秦统一中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从历史和现实角度对韩非的思想进行简要评述,以此找寻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可资借鉴之处。     

解构与承继：《韩非子》法治理念的时代转换

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系统地考察了历史统治经验,在先秦法家人物的基础上全面发展了法治理论,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但限于历史条件,韩非的法治理论显现出了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工具性以及法治手段的极端性,这和现代法治理念相差甚远,但是其中的法本理念、法不两适、法不阿贵等对现在的法治建设依然有积极意义.     

韩子亡秦论——商鞅、韩非法律思想之比较

韩非亡于秦,韩非亦使秦亡。非其力能堕秦城、败秦军,其学使然。人们曾给韩子冠以“法家集大成者”的头衔,对其学识的广博倍加赞许,但却常常忽视他已不是“纯粹的法家”。他的“集大成”并没有给法家增添新的光彩,相反,却把由商鞅阐发而行之于秦的法家之学引入歧途,淹没了秦法家原有的合理思想。前人常把秦二世而亡的责任记在法家的帐上,这是不公正的。仔细比较一下商鞅、韩非的法律思想,结论应当是:兴秦者商鞅的法治思想,亡秦者韩非的“集大成”之学。     

试论韩非的法治思想及其散文

韩非(约公元前二八○——二三三)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也是先秦一位优秀的散文家。他继承和发展了前期法家的法治学说,创立了一套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韩非把文学看作现实斗争的工具,坚决反对虚言浮辞、华而不实的文风。他那笔锋犀利、富于文采、战斗性很强的论理散文,就是他宣传法家革新进步思想的锐利武器。因此,韩非无论在政治思想方面或文学方面都有着重大的贡献,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     

韩非“法治”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人们对其提出的"法治"思想历来褒贬不一。韩非"法治"思想建立在其人性论基础之上。文章拟通过法的制定、法的内容、法的执行和法制教育四个方面分析韩非"法治"思想的基本特点,得出韩非"法治"思想的现代启示即现代法治视角下韩非"法治"思想的缺陷与其"法治"思想对当今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浅谈韩非的性恶论及重刑思想

韩非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是在荀子思想的基础上来建立和发展自己的思想。韩非以其独特的方式来理解和发展法家思想，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以“性恶论”为前提，提出自己的治国修身之道。韩非的这种治国修身之道虽然是以儒家的思想为基础的，但其思想已经偏离了传统的“礼治”思想，表现出了“法治”的思想，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使用重刑。     

浅论韩非"以法代德"的伦理思想

韩非,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通过对当时社会各种矛盾现象的冷静观察,激烈抨击儒家学说,在继承并发展荀子人性论及早期法家"法"、"术"、"势"的基础上,建立了以法代德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为当时社会的统一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当今"以法治国"战略提供了借鉴价值。     

略论韩非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

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之集大成者,其政治法律思想固然继承了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思想,但更建立在其自己的哲学基础之上.韩非的以“法治”为核心的法律思想,基本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不务德而务法”的“法治”理论,一部分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方法.本文试图分析一下其法律思想建立的哲学基础.“法治”理论的哲学基础韩非的“法治”理论,主要在于说明实行“法治”的历史必然性与必要性,而这个理论则是建立     

晚清“新法家”的“新法治主义”

在晚清的特定时势与学术背景之下,出现了章太炎、梁启超、沈家本等"新法家",他们反对传统上对法家的不合理批评与抨击,大力为法家平反正名,称赞法家的历史功绩,用"法治"或"法治主义"来认知和解读法家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开出"新法治主义"。这一开新,具有重要的思想、学术意义。     

思想史视野中的公孙弘

西汉前期,中国官僚帝制趋于成熟,在政治体制转型的同时,士大夫的政治思想和行为也随之变化,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公孙弘正是士大夫转型的代表.他以儒术缘饰文法,并将其成功地应用于帝制政治,成为从战国"处士横议"到帝制时代儒雅文臣转变过程中的一座里程碑,对后世士大夫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为儒学的官学化和儒生从政的制度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以利禄制度保障儒学的发展,促成了儒学的兴盛,是"独尊儒术"的第一功臣.     

中国法学:技术、价值与知识——中国法学的三种基本态势

中国法学目前的现状分为三种,或者说有三个知识谱系。第一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门技术,这可能是当下中国部门法学一个主流的架构;第二个谱系把法学理解为一套价值体系,是一套价值;第三个知识谱系是把法学作为知识体系。这三个谱系的法学各有其价值和意义,这里我以一个编辑和教书人的双重身份,对中国当下的法学知识形态进行了阅读,阅读是个性化的,包含了对与错。我认为,中国的法学应该是多元的,它是中国法学繁荣的一个标志。     

论汉隋间法律文明的转型--以汉隋间的四部《刑法志》为主线

《汉书?刑法志》《晋书?刑法志》《魏书?刑罚志》《隋书?刑法志》既勾勒出秦汉直至隋代这一历史阶段法律发展的宏观景象,又记载了当时法律实践的诸多细节。秦尊法家、汉承秦制后,已经建立起形式法律观。西汉中期以降,儒家法律思想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实质法律观逐渐形成。自汉末至晋隋时期,法律儒家化不断加深,由此建立起系统的儒家式君臣法律观和家族主义法律观,并对法律的本体、内容以及形式等产生深刻影响。但实质法律观的内在缺陷,使得法律规范内部冲突不断,司法自由裁量权被滥用,法律实践的正义性存在不足,因此产生法律观再一次转型的内在需求。儒、法法律观由此再呈融合趋势,并建立起法律文本儒家化、司法实践法家化的新形式法律观。这一法律观对隋唐之后的法律秩序、法权关系以及法律稳定性颇具历史影响。     

春秋战国时期的论辩文化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谈士飙起。论辩之风盛行,不仅在学术上,不同的流派、观点互相辩驳诘难,在政治制度的改革与保守、军事策略的选择、外交的应对上也都充满论辩精神,儒、墨、道、法的辩论风格各具特色,形成精彩纷呈的论辩文化。     

中国法治需要迈进方法论时代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宪法确定的治国方略,因此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定位,必须坚持法治这一最高原则,在社会转型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应该进入法治时代。法治时代是一个讲法律理性和逻辑方法的时代。法治时代的法治理念承载不了太多的内容,我们应该在坚持宪法和法律至上的原则下,熟练掌握法律思维、法律方法、追求社会公平正义,使人人成为法治的缔造者。     

论我国的法律文化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形成了人治主义法律文化与法治主义法律文化两大类。中国封建社会的人治主义法律文化,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属于先进文化;滥觞于古希腊,成型于近代西欧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历时三百余年,总体上说,也属先进文化。中国近代社会通过艰难的抉择,走上了民主共和的发展道路。1998年我国现行宪法确立我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这标志着中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与西方国家,无论从历史发展还是现实状况,都存在很大的不同,中国必须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我国法治主义法律文化是当今宪法所确立的、正在持续发展的、不断完善的先进文化。     

法理天空 用精取宏——评《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一书运用整体论的方法,描述了西方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各种法哲学流派的思想、理论和主义,论证了法律是秩序与正义的综合体,探讨了解决法律问题的方法论,从而完整地构建了综合法理学体系。     

法治时代的解释主义之争——以陈金钊与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为分析对象

发生在陈金钊和范进学之间有关法律解释问题的争论,扩及到对诸多相关法律理论问题上的争论。双方秉持各自"反对解释"抑或"如何解释"的立场,从对"法治反对解释"命题的"真/假"之争不断地上升到对相关法律解释学的学科属性之争、司法观之争、法律观之争以及法治观之争等。无论是主张守法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还是主张能动主义的法律意识形态,实际上,法治时代同时需要这两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