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少数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

西北少数民族拥有丰富而独特的少数民族文化遗产资源,面对现代化以及现代文明的冲击,西北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流失日益加剧,很多流传几千年的少数民族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面临"人亡歌息"的处境。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尤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存在着专门立法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平衡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保护工作尤其是立法保护工作紧迫而重要。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界定及其法律意义

本文在概括、分析国内现有几种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的定义表述。比较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汉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差异,意在证明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独立存在的必要性。分析阐述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确立所产生的国内与国际法律意义,目的在于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     

作为文化权的甘肃特有民族文化遗产保护

文化权是少数民族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之一,在当今社会它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其保护与少数民族平等权、发展权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保护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甘肃特有的东乡族、保安族、裕固族,创造了丰富多样、与众不同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其文化遗产,将关系到这些民族的存亡与发展,将有助于增强这些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和文化同一化过程中的竞争力,可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维护,同时对于连接民族感情、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传承并弘扬这些民族的文化,乃至促进我省和中华文化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以苗族“滚山珠”为个案

在经济全球化和强权文化力图独霸世界的态势下,研究、抢救、保护、传承、发展、利用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人类至高的责任和神圣而共同的任务。如何通过抢救与保护、解决好保护与开发间的矛盾,是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紧迫问题。本文将以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纳雍苗族“滚山珠”为个案,     

保护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

尊重、传承和保护各民族文化遗产，促进民族文化多样性共存，实现民族文化多样性共享，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民族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者共同构成了璀璨夺目的民族文化大观园。云南是世界罕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最为丰富的一个地区，因此，保护任务十分艰巨。云南民族博物馆作为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专业机构，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峨眉武术保护的若干思考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对民族传统体育保护进行讨论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形态特点决定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中心在其"精神内核","文化空间"特点决定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基木范围,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的"人木观念"是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基木原则.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研究

传统文化是民族之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民族智慧与文明的结晶,共同构成了民族情感和民族精神基础,承载着民族历史的重任.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严重流失的局面,国际组织和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公约和措施.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行保护过程中尚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亟需采取有效措施挽救那些处于濒危状态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族博物馆与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广西民族博物馆为例

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博物馆的主要职责与功能,它有着保护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抢救、保护、创新和发展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少数民族博物馆"非遗"展览的问题与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少数民族博物馆工作的重要对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览是一个地区进行"非遗"保护的重要途径。面对多样化与多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少数民族博物馆在展览模式、展览空间、感官体验、历时叙事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少数民族博物馆在"非遗"保护中的价值,并结合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质特征,从博物馆展览模式的探索、主题展览的设定、策展人才的培养等方面入手,辩证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少数民族博物馆展览的关系。     

完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路径研究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和文化意识,是维护我国文化身份和文化主权的基本依据。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诸多问题。笔者针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对策性建议,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促进我国文化多样性的可持续发展。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若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 ,党建理论界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等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科学解答 ,研究视角也需要进一步转换和开阔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