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安全机制及其特点探究

冷战时期,东盟将美苏角力、分离主义等视为威胁东南亚各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孱弱的东南亚各国为了化解威胁,一方面积极推进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步伐,另一方面努力探索东盟安全机制的构建。1967年东盟正式成立后,东盟先后签署和发布了《曼谷宣言》、《吉隆坡宣言》、《巴厘协议》和《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这一系列条约、协议和宣言就东盟安全机制的决策机构、运行原则等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界定,东盟安全机制初露端倪。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东盟安全机制框架逐步形成,主要表现在多元安全决策主体体制的确立、安全运行原则的恪守以及争端处置程序的设定等方面。尽管此机制框架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它在化解东南亚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性保障,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需要警醒的是,东盟安全机制所彰显出的大国平衡性、制约中国的针对性和多边主义转型的时代性,对中国周边特别是南海地区安全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必须及时做出战略性应对。     

东盟区域反恐合作机制的演变与发展

随着恐怖主义活动的多样化以及国际网络化,反恐一直是东盟地区安全问题的重要主题,东盟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合作机制对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该地区打击恐怖主义的行动已从"单独行动"或者"双边合作"转变到"区域合作"之中,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的系统的地区合作机制。     

柬埔寨问题与新加坡地区外交的转机

柬埔寨问题是东盟做为外交共同体出现于国际社会的关键，展示了东盟及其成员国为地区事务所做的共同努力，新加坡表现尤其活跃，在协调东盟内部分歧、促进柬埔寨抗越力量的联合、促使问题国际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柬埔寨问题的出现为新加坡提供了参与地区事务的契机，改变了其地区形象，增强了其对地区合作的信心。柬埔寨问题是新加坡地区外交的重要转机。     

从柬泰边境冲突看东盟冲突管理的困境与出路

东盟自成立以来,在地区管理中逐步形成了一套冲突管理机制。这一机制在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柬泰冲突中东盟的无力表现则凸显了东盟冲突管理机制的困境。文章在四个方面提出提高东盟冲突管理能力的途径。     

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评析

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是在东盟国家与其他国家密切接触与合作的地区架构中逐渐形成的,体现了东盟维护自身利益和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倾向。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主要表现于政治安全和经济两大领域,以及因此而产生的实际效果。东盟在促进与其对话伙伴合作中具有相对优势,这有助于维护其中心地位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然而,鉴于自身体制机制、实力、能力和政治意志的限度,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仍面临着许多难以解决的挑战,制约着其在地区合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中国支持东盟发挥区域合作中心地位和协调作用,顾及东盟在双方关系中存在的利益关切,期望东盟在促进区域合作中增强动力。     

以马来西亚与菲律宾沙巴争端为视角透视“东盟方式”在解决领土争端中的作用

由于殖民历史、经济利益等原因,马来西亚与菲律宾围绕沙巴问题在历史上屡屡发生摩擦。该问题已经沉寂多年,但2013年的拉哈达图入侵事件又再次激起沙巴问题。争端对马菲两国以及东盟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东盟方式"在处理沙巴争端以及类似的东盟内部争端时发挥了一定作用,却也有局限性。本文以沙巴争端为视角,探讨了"东盟方式"在处理东盟内部领土争端时发挥的作用。     

东盟与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的路径选择

地区安全共同体具有自身的社会学和政治学意涵,体现出地区各国在促进共同体建构的安全意识以及共同安全理念的进化历程和结果,表现为地区国家间对安全议题和环境上的高度认同感,并塑造了相互间友好和平的关系。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是与政治共同体结合在一起的,是以一系列的政策文件为指导,建立了一系列的地区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对促进地区稳定与安全发挥了相当独特的作用。然而,东盟安全共同体建设的政策措施和原则的局限性影响了东亚和亚太安全共同体建设进程,使之仍停留在相当初级的建构阶段,未能对增进地区发展与繁荣提供足够有效的和平红利。中国要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只有在继承和创新和平外交理念的过程中,在多方面采取理性而积极的外交政策和倡议,与包括东盟在内的其他行为体共同建构起亚太可持续安全共同体,才能塑造总体有利的周边安全环境。     

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进程反思

作为一个地区组织,东盟的功能大致可界定为:民主和良治的推动者、地区机制和规范的塑造者、地区安全结构和理念的倡导者、地区国际合作的领导者。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过程,本质上可以理解为东盟的上述四个角色作用不断提高的过程。虽然在这四个领域,东盟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但在东盟成员国间差距依旧比较明显,东盟方式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在大国主导的权力政治的现实背景下,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实现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东盟印太展望》及其战略启示

2019年6月,第34届东盟峰会发表了《东盟印太展望》,阐明了东盟关于地区合作的新主张。东盟正在改变以往模糊合作范围的地理概念,将其界定为依然相当模糊但大幅扩展的印太地区,反映出东盟对加强更广范围的地区合作已基本形成一致意见。尽管在达成共识的过程中存在一些分歧和保留意见,但东盟在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加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努力避免在大国博弈中被边缘化,尽力维护和增强东盟在地区合作中的中心地位。《东盟印太展望》的发布可谓是东盟的自保止损之道,体现出东盟各国深重的忧患意识。然而,此文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东盟受美日澳法等"印太战略"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东盟未来需要有更加符合促进地区共同利益的精神,更能体现东盟的包容性、开放性、合作性,为建设更高质量的东盟共同体,促进地区和平与繁荣提供更强、更有韧性的动力。     

国家间协调与区域安全治理:理解东盟安全机制

东盟安全机制以"东盟方式"著称,基于东盟的经验事实,本文认为,国家间协调是理解东盟安全机制的恰当理论框架。在此基础上评估了东盟安全机制的绩效:在抑制成员国内部冲突、化解东南亚地区国家间争端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同时,由于东盟国家利益分歧,安全合作领域数量少、程度浅;东盟安全机制是中小国家之间的协调机制,其治理能力有限,无法单独解决地区重大安全问题,需要与外部大国相配合;东盟国家对主权独立格外重视,在安全领域缺少制裁机制,导致领土争端无法在区域内得到解决。面对本地区的复杂安全形势,东盟对内需要拓宽、深化安全领域的合作,对外需要加强与大国的安全合作。     

东南亚的安全和外交文化——“东盟方式”的转型

东盟方式被看作是一个身份建构的过程,这一建构不仅有赖于东南亚社会化的深入、决策体制的传统和文化特殊模式,而且也有赖于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和惯例。东盟外交和安全文化的缘起,是基于持久的为寻求独立的国家性和国际社会的主权平等基础上的。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蕴涵着对东盟方式的挑战和机遇。     

不确定下的担忧：冷战后东盟国家对中国在地区安全角色的认知

冷战结束之后,东南亚地区国际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对东盟国家来说,这种变化并没有让它们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它们一致的看法是,本地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地区大国崛起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主要来自中国的稳定与未来发展的不可预测性,如何应对不确定所引发的担忧则构成了东盟国家对华政策的核心问题。     

试析东盟高度一体化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东盟宪章》的顺利签署表明，东盟各国正在努力改变东盟的松散状态，试图将其建设成为更有凝聚力的地区实体。本文在考察中国的东南亚地区利益结构后认为，一个在经济上实现了内部高度整合，但在政治上仍旧保持内部多元决策机制的东盟较为符合中国的利益。即一个经济上强大但政治上较弱、经济上联系紧密但政治上相对松散的东盟对地区格局的冲击会相对较小。因此，对东盟当前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国应持欢迎态度；但对东盟未来的政治安全一体化进程，中国应保持高度关注，并提早与东盟进行良性互动，以维护彼此的合理利益和地区稳定，防止出现某些负面效应。     

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及前景

东盟成立于1967年8月，它从初期的5个成员国扩大到10个。东盟已覆盖了整个东南亚地区，成为拥有450万平方公里国土、5亿人口和超过7000亿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的区域性组织。东南亚10国联盟的最终形成，标志着东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已迈出重要一步。但是，由于东南亚各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加之来自西方的各种压力，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一直面临着诸多问题与障碍。尤其是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风暴，从根本上打乱了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时间表，未来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将面临严峻挑战。     

东盟第二轨道外交智库——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的缘起、成就与挑战

东盟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ASEANISIS)是东盟地区最重要的思想库。本文以东盟的第二轨道外交智库ASEANISIS为研究对象,考察该组织成立的过程,探究其在东盟安全外交中的功能与成就,并分析ASEANISIS当前面临的挑战以及其应对之道,丰富人们对该机构的理解和认识。     

The EU's role in developing security cooperation with Myanmar at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2004–2008

This article tracks the European Union’s efforts at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from 2004 to 2008, to encourage Myanma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o engage in security cooperation. It, then, explores Myanmar and ASEAN's reactions to the devastation caused by Cyclone Nargis to Myanmar’s Irrawaddy delta in 2008. It focuses on ARF as a forum whereby interactions take place. It examines whether the complementary of the analytical variables provided by the logic of consequences and appropriateness [March, J.G. and Olsen, J.P., 1998. 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Oslo, Arena Working Paper No. 5; 2004. The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Oslo, Arena Working Paper No. 9], social mechanisms [Checkel, J., 1999.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gratio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6 (4), 545–560.] and observations derived from interviews (Southeast Asia and Brussels) can explain ASEAN and Myanmar’s reactions and, also, the EU’s behaviour in relation to the Myanmar-Nargis event. The EU’s role is explored through the co-chair’s summary reports of the meetings that the EU co-chaired with ASEAN. The article uncovers the EU’s efforts to encourage ASEAN to take up responsibilities and Myanmar to accept multilateral security options. It argues that, as the EU tried to inspire Myanmar to connect with cooperation, “Myanmar hit by Cyclone Nargis” motivated the EU Council to include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 a new goal of the Europea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of December 2008.     

安全观与东盟气候变化认知及政策

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易受到气候变化影响的地区之一。作为东南亚重要的地区一体化组织,东盟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作为对基于物质条件与能力的解释的补充,从观念的影响出发可以为理解东盟气候变化安全认知与应对政策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由于地理暴露度与社会经济脆弱性,东盟面临着高度的气候变化风险。而东盟如何认知与应对气候变化风险带来的安全威胁,除了受到客观条件的影响外,还受到其综合安全观的框定作用。在综合安全现的影响下,东盟对气候变化安全的认知与应对表现出三个特征,即将气候变化安全诠释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问题、采取多领域综合性应对措施以及鼓励多元化主体参与。目前,东盟的主导安全观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综合安全观,但随着"人的安全"思想影响的增强,东盟气候变化认知与应对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从“国际经济政治化”角度看日本对东盟的经济援助

日本在二战后对东南亚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除了商业上的动机外 ,还带有很强的战略性。日本在战后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援助分 3个阶段 :第 1阶段是从战后初期到上世纪的 6 0年代末 ,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处于初始阶段 ,这一时期经济援助的经济意义占很大比重 ,但也含有一定的政治含义 ,且比较隐蔽 ;第 2阶段是从上世纪70年代的“福田主义”的出笼到贯穿整个 80年代的“综合安全保障”战略 ,这一阶段日本在外交上倾向独立 ,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化开始显现 ;第 3阶段是从冷战结束到现在 ,这个阶段日本对东盟经济援助的政治意图明显 ,直接服务于其政治大国战略。     

论东盟对中美的对冲外交困境及其原因

东盟自成立起一直在大国的包围中求生存发展。面对当前地区内中美两个大国，东盟试图实施对冲外交，以期通过两面下注来减低风险。本文认为，东盟对中美的对冲外交已陷入困境。对冲外交并未使东盟获得预想中的关键地位，反而使中美两国更难认识到东盟在解决地区问题中的重要性，中美坚持以“双边”方式在该地区活动，从而对东盟的一体化产生负面作用。东盟对冲外交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弱国组织，实力受制”这一结构性矛盾，致使各成员国出于利益考虑不得不选择自己的依托对象，使其对冲外交的实施难以形成合力；实力不足的现状也难以使其在中美两大国的棋局上占据太多比重，使对冲外交的操作空间非常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