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管服”改革:政府承诺与技术倒逼——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考察

2016年底浙江省开始的"最多跑一次"改革,是地方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推进地方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尝试。经过一年多时间,"最多跑一次"改革"跑"向全国。"最多跑一次"是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承诺,是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系统性工程的切入口,也是利用互联网技术倒逼政府流程再造和提高效能的有力抓手。"最多跑一次"改革正在撬动政府职能归位、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倒逼政府流程再造、推动数字型政府建设。"最多跑一次"改革取得初步成效的经验有: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党政主导与顶层设计、大数据技术的支持以及地方竞争的创新文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的继续深化,需要重视合法性、信息安全、有效性和增量改革等问题;"最多跑一次"的未来,是技术倒逼下的政府数字化转型。     

绩效目标明晰下改革动力源搜寻:从“中心驱动”到“国家治理”体系构建

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国家治理"是一种改革哲学的更新,它的目标是为改革找寻持续性动力源泉。在"国家治理"中,大量的改革动力来源于企业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公民的互动、公民与第三部门的互动,等等。由政府参与的治理只是其中很小一部分,这是与公共管理中强调的"狭义治理"的根本不同。如果国家治理扩展,它就是趋向善治的改革;如果国家治理无限扩大,那就是政府的消亡,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就此而言,国家治理可以简化描述为"为改革寻求多方动力的探索,它趋向善治,假以时日,则走向共产主义",这是我国改革中关于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的一次重新设计,是一种新型的改革总体规划,而非仅限于对政府管理的规划。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政府体制改革的全面深化——以浙江衢州市的探索为例

选准改革切入点是改革顶层设计能否有效落地与改革能否成功推进的关键。为发挥政府体制改革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战略支点作用,浙江从2017年开始全面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衢州市的相关探索实践证明,"最多跑一次"改革有助于优化政商关系,再创浙江发展的体制机制新优势,并通过充分发挥技术手段的作用,撬动政府管理各个层面的改革有效支点。     

行政审批集成式改革中政府权力的定位与重塑

如何在改革中定位和重塑政府权力是21世纪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重点议题。浙江K区企业投资项目行政审批集成式改革省级试点,通过重塑政府的审批权力,在提升国家实力和制度能力方面做了创新性探索。通过依托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对政府审批权力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定位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创建涉审中介功能的"四联"机制、创新行政审批集成式改革审批流程四项创新举措,实现企业投资项目竣工验收前"最多跑一次"的目标。     

“一带一路”建设和边疆治理新思路——兼论“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边疆被置于巨大的场域之中,边疆治理需要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中进行谋划与发展。"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符合了边疆空间场域变化的趋势,立足解决边疆地区多样性区域性问题,实现了对"族际主义"治理取向内涵的共生与超越,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边疆治理理念。实施"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需要正确认识和判断边疆治理在"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的内部区域特征和外部空间环境,通过边疆治理的战略重构、制度重构和实践重构,促进边疆治理发展。     

党的全面领导释放“最多跑一次”改革效能的实践机制——基于L县级市改革的思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政府治理效能的释放离不开党的领导优势的发挥。通过从中观组织层面对L县级市"最多跑一次"改革的考察发现,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改革理念、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引领顶层设计、以党的领导力和权威性破除执行阻隔、以组织机制设计打通协同壁垒是党的全面领导下基层政府改革的运行状态和运行过程。这一运行过程通过价值一统化、决策一体化、行为协同化、组织整体化,推动以责任型队伍、目标式管理、活力型组织、向心式关系为核心要素的"整体性治理机制"的建构,进而撬动改革效能的释放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实现。     

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浙江T市“最多跑一次”改革分析

地方政府发起的治理实践在行动方向上有两种倾向：强推动与弱推动；在行动结果层面，又存在两种面向：无效与有效；在行动过程中为确保有效治理，常常需要整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各自优势。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中综合运用规划政治、干部考核、小组机制、情感治理、一把手负责等策略，党政体系、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权力与非正式权力被整合调动，有效治理呈现出别具特色的双重实践逻辑。有效治理的双重实践逻辑，确保了政府行动的合法性，同时为制度自信与治理现代化提供基础性保障。     

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构建——基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的分析

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不仅需要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也需要社会组织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而后者取决于合理的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以共生理论为基础,构建"资源相互依赖性—组织自主性"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中,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划分为寄生、共栖、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互惠共生四种类型,其中对称性互惠共生是社会系统中组织间关系的高级形态,是共生关系演化的最终发展趋势。政府与社会组织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表征为社会组织的高自主性和其与政府资源相互依赖性的增强。在构建对称性互惠共生关系的过程中,应进一步改革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平衡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权力、责任和利益关系。     

"三社联动"社区治理机制实现策略研究

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领域改革的目标,社会协同治理是改革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三社联动"机制是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具体体现,其核心的问题包括"三个主体如何产生、每个主体承担何种责任、彼此间如何联动".引入社工、培育社区组织、推行"两务分离"、实行"社区事务工作坊"是"三社联动"的实现路径.     

"市管社区"扁平化基层治理创新——基于浙江龙港的个案分析

地方政府是基层治理创新的主要推动者和实践者.改革出现反复、改革身陷"无变革改革"困局、存在形式主义创新、持续推进改革动力不足等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基层治理深度转型的主要挑战.基层治理转型的深度推进,势必遭遇基层治理现有体制的"对抗",唯有通过变革治理体制,实现政府内部"条块"纵向关系优化和外部"政社"关系整合的有机衔接,形成稳定的制度安排,才能促进新支持机制和保障机制常规化,最终实现基层善治.浙江龙港一年多来的运行实践表明,"市管社区"有助于基层社会的良性治理,这为小城市基层治理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三统一”与“三个文明”

江泽民政治文明建设思想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最大贡献和特点就在于准确把握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三层关系:一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关系;二是这三者的有机统一与政治文明的关系;三是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从而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规律,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存在”与“无”

把世界理解为“存在”而不是“不存在”,并通过“存在”概念探求并界定世界的本质,是西方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和思路。同时,“无”与“不存在”的问题几乎与“存在”问题同时产生,而且在对本质和终极问题的探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存在”与“无”的辩证法应该是哲学和宗教哲学最深奥、最重要的理论。     

"实际性"的观念和"人"的概念

海德格尔的＂此在＂的观念不同于传统的古希腊和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虽然古希腊强调人是理性的动物,基督教强调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但这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种联系构成了西方传统的关于人的普遍观念的基础。而海德格尔则要解构这种基础,为显现＂此在＂的意义扫清障碍。一旦做了这项工作后,对此在在其当下性中的＂实际性＂的分析便成了首当其冲的任务,而这种分析必然会涉及到时间上的＂今日＂。     

日本的“变”与“不变”

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执掌政权之后,日本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大致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是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同”与“不同”,以及两党间的区别有多大;其二是日本国内政治潮流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其三是民主党自身的“变”与“不变”及其变化的程度。     

浅谈翻译中的“归化”与“异化”

翻译活动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文化现象的处理.归化原则和异化原则体现了翻译活动中在处理文化因素方面的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事实证明,翻译活动是一个由多种因素决定的复杂过程,归化和异化原则应该被灵活地加以运用.     

浅析免与官当

免与官当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两种适用于官吏犯罪的规定,它们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然而,两者在性质、适用范围、具体操作、法律后果上均有共同点和差异之处,笔者在此予以浅析。     

卢梭的“瞬间”与“公民宗教”

文章意在研究“公民宗教”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意义。从自然状态过渡到公民社会的“瞬间”,就形成了公意,但学者们在解释公意的形成和实质时,通常过分强调了契约观念的重要性。通过对《社会契约论》文本的细致解读,作者指出,“立法者”和“公民宗教”比契约观念对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更为重要和根本,并指出了卢梭的“立法者”和“公民宗教”与古代的异同。     

“课程”与“精品的课程”：“精品课程”解读

将"精品课程"划分为"精品"与"课程"两个关键词,分别探究其意义,并最终将其作为一个整体整合起来考察,赋予时代特点与先进理念,这将有助于人们厘清"精品课程"的真实意蕴,建构高质量的"精品课程".     

从"改革开放"到"开放改革"

中国加入世贸后的第一道冲击波可谓"政府冲击"。这种冲击将成为政府转变职能、适应开放改革的重要契机。它会促进中国的行政体制乃至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将进入政策民主的新视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从协举方法论角度谈"三个代表"和"三个创新"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在总结执政规律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其思维方式与"革命"时期相比实现了由"对立"、"斗争"向"统一"、"求同"的转变."协举"的方法论是理解"三个代表"内在联系的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