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昆”和“尼”是彝族的古代两大族称

认为彝族古代全民族的族称是“昆”和“尼”，彝族族源以昆夷、古夷人为主，并融合其他族落。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为民族后，彝族的族称又统称为“尼”，即“夷”，通“彝”，成为今称。     

布依族的族源

布依族来源于古代的“濮越人”(pu~(42)?jei~(42))或“濮夷”(pu~(42)?ji~(22)),(晋)《华阳国志》曰:“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 又曰:“历夏、商、周,武王代纣,蜀与焉。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地称天府……,”“南中” 即今之贵州省、云南省及四川省南部,这一地区自周代以前历来都住着越人。该书对“夷越”这一人们共同体,同时称之为“夷濮”。《后汉书》则称之为“夷僚”。可见“夷越”、“夷濮”、“夷僚”都是古代布依族先民的不同称谓。     

略论左宗棠的聘用洋员思想

略论左宗棠的聘用洋员思想向中银作为洋务派重要成员的左宗棠，在举办洋务的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聘用洋员思想。一、“募雇外国谙练精明员匠”鸦片战争失败之后，面对西方列强的挑战，魏源不仅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而且提出了“行取佛兰西、弥利坚二国...     

冯桂芬变法思想刍议

冯桂芬作为晚清著名的思想家、政论家，勇于针砭时弊，其所倡导的采西学、制洋器、善驭夷等改革主张，成为中国最早“洋为中用”洋务运动基本模式的蓝本，他提出的“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稍后被发展为“中体西用”的洋务总纲领，并对其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思想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冯桂芬的变法思想代表了19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认识世界的最高水平，并起到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台湾”名称的由来

中国历史典籍对台湾名称的记载十分久远。《尚书·禹贡》称台湾为“岛夷”;《史记》称为“瀛洲”;《后汉书》称为“东醍”;《三国志》谓之“夷洲”;唐、宋、元诸代一般称其为“流求”或“琉球”。直至明朝后期才出现“台湾”这一称谓。关于“台湾”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有的认为“台湾”名称起源于荷兰人１６２４年占领台湾之后,修筑楼台于海水入湾处。有的认为“台湾”之称是由“大湾”一名转来的。大湾,指今台南西安平镇的大海湾。明代有陈第所写《东番记》将“大湾”称为“大员”,清康熙时周婴的《远游篇编》将台湾写成“台员”,史家考…     

“摩梭”称谓应还其历史本来面目─—兼谈纳西族的他称和自称

“摩梭”一词是自古以来汉、白等族对整个纳西族的称呼，也是晋代以来汉文献对纳西族的通称。这本是很清楚的，但自本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部分有关资料和论著，把“摩梭”一词仅用作纳西族东部方言区内纳恒、纳、纳日等支系的名称。这对正确表述纳西族历史极为不利，且已造成了相当的混乱，有必要纠正过来。纳西族是古氏羌之一支，自汉代以来，历代史书记载不绝。汉代史书上称纳西先民为“牦牛先”或“牦牛夷”，晋代称“摩沙夷”。唐代后则写作“么些”（读），“么些”二字又写作“么梭”、“摩举”、“摩梭”、‘宁些”、“磨些”、“摩些…     

明清时期傣、白族名混称的原因、影响及其辨识

明清时的俸族先民，被称百夷、白夷、焚夷、焚人、摆夷、摆衣等；白族先民，则有白人、焚人、焚夷、民家等称。而焚人、焚夷，在当时的文献记载中则有时指白族，有时指俸族，从而给后人了解、研究此时期的两族历史及相互关系造成了混乱和干扰。厘清明代大理白族学者李元阳在此事中的责任，从俸、白两族史料中择取各自代表性的特征作为比对标准，对于两者的分辨识别、消除族名混称的影响和乱象，具有重要的学木价值和意义。     

历史上的龙游商帮

明清时期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流通领域扩大,商人十分活跃,逐渐形成了商帮。著名的有徽商、晋商、江右商、洞庭商、山东商、陕西商、广东商、福建商、龙游商、宁波商等十大商帮。商帮的出现,是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在明中叶嘉靖万历年间(1522~1620),十大商帮中最活跃的是洞庭商、徽商和龙游商。当时社会上流传着两句谚语:“钻天洞庭遍地徽”、“遍地龙游商”。这反映洞庭商人、徽州商人、龙游商人遍布全国并雄踞商界的事实。龙游历史上为姑蔑文化发祥地,更是“入闽要道”,“金衢处徽之冲”,为古代重要盐道饷道,“通浙孔道,馈饷之…     

家乡乐队

<正>从我记事时起,家乡就有支乐队,又称打洋鼓洋号的。乐队由十几人组成,主要乐器是西洋鼓和铜号,还有二胡和竹笛。西洋鼓有大小之分,大的有播篮大,小的只有米筛大,蒙的是象皮,双面都可以击打。有背带挂在肩上,鼓就挺在胸前,边走边打,鼓声洪亮如雷。击大鼓的个子须高大,小个子只能打小鼓。可能是个洋玩意吧,每当乐队进村,我们小伙伴就会跟在击大鼓的壮汉后面,听得心里痒痒的,恨不得也击几下过过瘾。     

“中华民族”称谓的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称谓，但在这一词出现之前，中国人基本上没有现代的民族观念。习惯上所说的“华夏”、“汉人”、“唐人”、“炎黄子孙”，乃至外国人将中国称之为“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称谓。所谓“华夷之辨”、“夷夏之防”，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     

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思考

我们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经历了从＂共同富裕＂到＂和谐社会＂的发展。如何考察＂共同富裕＂与＂和谐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这种发展也告诉我们在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永远没有唯一的、现成的、永恒不变的答案。如何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亚文化视野下高校文化时尚的同构与传承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探讨高校文化时尚的内涵,着力挖掘高校文化时尚的青年亚文化特征,正确引导从"文化时尚"到"时尚文化"的同构与传承,趋利避害地发挥高校时尚文化的育人功能,对于培养大学生健康的个性和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从"波浪式"前进到"跨越式"发展

邓小平根据时代主题的变化,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基础上得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是“波浪式”前进。面对国际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江泽民牢牢把握时代特征,提出“跨越式”发展。“波浪式”前进与“跨越式”发展之间具有密切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