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技术侦查”与“乔装侦查”——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中心的规范分析

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文规定在《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七节后增加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即仅笼统规定侦查机关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或者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有权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而并未明确列举可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的具体种类和手段。与此相关,《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技术侦查措施"这一章节下同时授权公安机关为了查明案情,在必要的时候,经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由有关人员隐匿其身份实施侦查,此即"乔装侦查措施"。问题在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乔装侦查措施的立法技术上同样采取了概括授权的方式,除列举性地规定了作为乔装侦查方式之一的"控制下交付"之外,并未在立法上明文列举乔装侦查措施的具体类型和方式,其结果是造成《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技术侦查措施"、"乔装侦查措施"等基础概念含义不清、相关法条内容模糊,减损了法条的可操作性,威胁到司法的确定性,可能直接或间接地冲击《刑事诉讼法》保障人权和打击犯罪的终极目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施行在即,上述基础概念的界定问题不解决,司法实务中将无法正确操作《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与"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相关的程序与制度。因此,应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这两个基础性概念进行规范解释,勘定"技术侦查措施"和"乔装侦查措施"的合理内涵与外延。     

监听、窃听当纳入司法审查

《刑事诉讼法》规定，侦查机关在侦查机关可以采取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等侦查措施，而监听、窃听这些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并不在法定的侦查措施之列。但你因此认为在现实中，公安机关侦查刑事犯罪。不会运用监听、窃听手段。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关于“技术侦查”概念的思考

本文以《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的相关规定为研究起点,通过对“技术”与“侦查”两词的渊源、定义、特点的研究,结合当前学术界与实战部门的研究成果,针对当前部分描述未能涵盖《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第八节的隐匿身份侦查和控制下交付而单单从信息技术或刑事科学技术方面定义“技术侦查”的实际情况,本文对技术侦查的概念进行了综合性的表述并对其进行了解释.旨在通过对“技术侦查”概念的研究,结合《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条规定,为实战部门对技术侦查的判断与推理提供参考.     

比较视野下的中国传统侦查文化论纲——兼论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特征

在中国古代文明孕育出荦荦大端的传统侦查文化的同时，东西方其他古老文明也培育出了精彩纷呈的侦查文化。在比较法律文化的视野下，与其他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侦查文化对比之中，我们更可以发现中国传统侦查文化具有以下特征：中国传统侦查充溢着关切人的“民本主义”色彩；“专制集权”构成中国传统侦查文化的根本品质；传统侦查文化中充斥着“工具主义”；中国传统侦查非常注重经验的积累，并发展起较为丰富的传统侦查措施体系和谋略体系。中西方传统侦查文化的嬗变既有殊异，也有共通之处，它们的嬗变过程为中国传统侦查的现代转型提供了镜鉴。     

我国技术侦查证据审查规则立法研究——以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二条为研究对象

在肯定技术侦查立法在总体上进步的同时,不能忽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第二章新增第八节存在的立法设计上的缺陷,存在与刑事诉讼相关制度相冲突、与"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相背离的情况,不利于刑事诉讼的程序控制功能的发挥以及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目的的有效实现。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之际,有必要再次提出关于"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在立法设计上存在的问题,以期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内容得以进一步完善,尤其是其中"秘密侦查"措施与"技术侦查"实属不同的特殊侦查方法的事实加以澄清,对二者的性质及刑事诉讼制度之于两者的不同运用加以厘界,从而使刑事诉讼法在司法实践中的实施得以按照立法原意更有效地开展。     

建立我国诱惑侦查制度的构想

诱惑侦查，是刑事侦查制度中的内容，属于特殊的侦查手段之一。在国内、外学术界和司法实践中，早有研究或实践，但在我国的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上尚未深入。诱惑侦查的两种类型是“犯意诱发型”和“机会提供型”。本文认为“机会提供型”诱惑侦查基本上是合法与合理的，有必要从适用对象、适用范围、行为方式和程序控制上进行规制，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将诱惑侦查纳入侦查制度体系中。     

调取证据应该成为一项独立的侦查取证措施吗?-调取证据措施正当性批判

我国侦查实践中的调取证据是一项独立的、具备干预性的强制处分措施。调取证据措施之所以具有上述性质，与侦查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误读密切相关。这种误读违背体系解释，有违法明确性原则，不利证据排除。应将现有的调取证据措施整合进扣押措施，使之成为提出命令式的扣押，在此基础上，应进一步平衡查明事实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对扣押措施的运用做出相应的限制。     

职务犯罪侦查中强制措施的立法完善

在当前职务犯罪侦查中,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五种强制措施法律功能实现的状况和程度令人堪忧,而且与相关制度和措施的关系相当紧张。在立法上完善我国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强制措施,应寻求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的平衡,建构科学、实用的强制措施体系,并改革完善相关制度和措施。     

新刑诉法背景下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的运用和思考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新刑事诉讼法在"侦查"一章中增设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五个条文,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在立案后,对于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按照规定交有关机关执行。"新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权,将技术侦查措施的授权从普通法律提升到国家基本程序法的高度,是惩治职务犯罪的现实需要,符合强制侦查法定原则,兼顾了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价值需求。结合新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中运用技术侦查措施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一探析。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的隐藏身份实施侦查与控制下交付

刚刚结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侦查程序的主要变动之一就是在"侦查章"增加了第八节"技术侦查措施",对两大类秘密侦查手段进行了立法规范。本文结合新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文,对技术侦查之外的第二大类秘密侦查措施——隐匿身份的侦查及控制     

监听手段查办贪官需要加强规范

前不久。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朱孝清在谈到新一轮司法改革如何发挥检察机关的职能作用时说：“现在《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程序的规定部分，对职务犯罪侦查的考虑不够。”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没有将技术侦查和秘密技术措施列为法定侦查措施，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运用技术侦查手段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的支撑。他还透露，估计通过这次司法改革，     

分析新刑事诉讼法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进步与不足

技术侦查措施与公民的人身权利密切相关,因此无论何时都要严格遵守相关的使用程序,坚决杜绝越权使用和滥用等现象,无论是确定使用对象或是批准使用权限,这其中的每一项措施都要有合适的实施方式和期限,都要严格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来进行,所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在法律上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规范是我姑刑事诉讼法的一大进步,其进步之处在于体现了重罪原则、人权保护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以及必要性原则,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当前我国的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规定存在概念不清晰、条件范围不明确等方面的不足。     

论我国侦查结构的完善

侦查结构一词，从语义学上看，是由“侦查”与“结构”这两个词组成的偏正式短语，即侦查的结构。对于侦查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1996)第八十二条第(一)项做出了明文规定：“侦查”是指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办案过程中，依照法律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结构，又可称作形式、模式、构造等，是指事物各个组成部分的安排、组织及相互关系，即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组织、组合的形式。     

法律规制下的技术侦查措施研究

2013年1月1日正式实施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二首次对“技术侦查措施”作出增补规定.通过新的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规制研究,分析归纳技术侦查措施的界定,应当包括权力主体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界定和部分秘密侦查措施;对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的权力主体、适用范围、证据的合法性等问题进行研究,使技术侦查措施在法律规制下不断完善,在侦查中发挥其积极作用.     

数据侦查的程序法规制——基于侦查行为相关性的考察

信息革命下，网络信息技术全面介入犯罪治理活动，刑事侦查空间从物理场域跨入数字场域，引发刑事侦查活动思路由追溯性犯罪打击向预测性风险防控转化，进而形成传统刑事诉讼规则在评价具体侦查行为与侦查对象之间相关性时的理论和实践困境，尤其体现在令状控制失灵和无罪或罪轻数据证据难以收集两个方面。应对这些困境，需要在平衡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两项基本价值的框架下规制数据侦查行为，加强数字正当程序的理论供给，具体体现为建立被指控人获得合理的数据推论的权利、设立司法预审制度、以及对侦查程序中的具体相关性规则予以修正，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刑罚权运用过程中的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关系予以重新矫正。     

毒品犯罪侦查中的控制下交付

控制下交付是伴随着毒品犯罪组织越来越严密、分工越来越细致、涉及地域越来越广泛，以及由此带来的侦查难度越来越大的情况下所应运而生的一种新的侦查措施，它在加强跨地区、跨国境公安机关合作，打击跨地区、跨国境毒品犯罪方面呈现出重要价值。毒品犯罪侦查中控制下交付具有特殊的性质与特征，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控制下交付措施的原则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暴露许多问题，需要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和域外其他国家的做法予以完善。     

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权的制度构建

技术侦查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兴的查清犯罪事实的犯罪侦查方式,已经在各国实践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运用和推广.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中行使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力.作为典型的秘密侦查措施,技术侦查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该类侦查手段及由此而获得的技术证据,避免侵害侦查对象的合法权益值得深思.     

浅析我国秘密侦查措施

在我国刑事诉讼法此次修改之前,秘密侦查措施虽也普遍运用于侦查活动中,但因缺少法律上的依据,通过秘密侦查措施取得的证据根本不能发挥其应有的证明作用。而在此次修改过程中,立法者在侦查一章中添加了技术侦查措施的内容,其不仅明确了公安机关实施秘密侦查措施的权限和程序要求,还对于相关的证据问题予以规定,使得秘密侦查措施不再处于用而不取的尴尬地位。但鉴于法律规定的技术性问题,现行刑事诉讼相关法律中有关秘密侦查的规定依然存在着一些不完善之处,文章即结合现行法律对秘密侦查的相关规定,对其不足之处进行简单的分析。     

侦查能力视野下的我国侦查程序改革

在讨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特别是侦查程序改革时，有一个因素必须加以考虑：我国现有的侦查能力水平．不管是罔顾侦查能力现状，过于强调侦查程序的正当化及人权保障的优先：还是罔顾侦查能力在近年来的发展与进步，在侦查程序改革问题上畏葸不前，都会影响侦查程序改革的进展．因而，如何认识和评估我国现有的侦查能力，处理好侦查能力与侦查程序改革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成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特别是侦查程序改革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论技术侦查措施的法定化

2012年刑事诉讼法经过修改,增加了"技术侦查措施"这一节,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适用技术侦查措施提供了法律依据,提高了侦查效率和打击犯罪的力度,增强了技术侦查的规范性,同时,也对保障人权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过于笼统,使得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很多规定都缺乏可操作性,使很多法律规范都不能得到落实,不能发挥技术侦查措施该有的作用。本文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中对技术侦查措施规定的分析,介绍了技术侦查措施的作用和不足,提出了完善技术侦查措施的方法,以使技术侦查措施在实践中更好的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