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属人法的发展

属人法是冲突法上的一个特有概念。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属人法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以国籍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与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形成对峙。由于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的不可调和,惯常居所的概念应运而生,二次大战以后,形成了＂以惯常居所作为连接点为主、以国籍和住所作为连接点为辅＂的属人法发展趋势。我国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经常居所地和国籍为主要连接点,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趋势。     

论属人法的发展

属人法是冲突法上的一个特有概念。国内学术界普遍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属人法起源于13世纪意大利法学家巴托鲁斯的法则区别说。1804年《法国民法典》颁布以后,大陆法系国家逐步形成了以国籍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与英美法系国家以住所为连接点的属人法传统形成对峙。由于两大法系在属人法上的不可调和,惯常居所的概念应运而生,二次大战以后,形成了以惯常居所作为连接点为主、以国籍和住所作为连接点为辅的属人法发展趋势。我国2010年颁布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经常居所地和国籍为主要连接点,体现了我国在国际私法立法方面与国际社会相融合的趋势。     

论属人法在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的应用——立法比较研究与模式选择探讨

属人法是软化发生地法主义的选择之一,故可用于解决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法律冲突。债务人住所地法的补充适用、共同属人法的优先适用和作为"最密切联系"或"更密切联系"的考量因素之一,是不当得利冲突规范中属人法的三种立法模式。而在"更密切联系"框架下共同属人法的补充适用模式,因其最具合理性而值得为我国立法借鉴。     

论“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的废除——兼论我国国际私法法典相关制度的重构

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的要件构成理论存在如下悖论：对于无明文立法的模式而言，规避行为的判定与规避意图的认定互为前提，陷入自我循环论证误区。对于有明文立法的模式而言，其原则化立法易与私法体系背道而驰，其规则化立法则会陷入“规避法律—规则援用—自始未规避”的逻辑悖论。该制度在规则适用上存在制度性障碍：当事人无法制造连接点，因而缺乏规则实现的前提；在制造连接点以外存在同等实现法律规避的行为类型；依法待证的“规避恶意”因缺乏实体法与程序法基础而无法证成；其规则法律管教主义浓厚，且其本身容易构成冲突法悖论。该制度在法律体系上存在自我冲突，不当干预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在现有的“直接适用的法”与“公共利益保留”体系框架下横亘其中，无所适从。该制度与现代国际私法潮流相背，在大多数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中难觅踪迹。现行我国禁止法律规避制度的瑕疵和弊端频现。尚处在立法探索期的我国国际私法法典对法律规避的规范不应保留，要重构“目的—行为”体系，全面改革立法目的；对于作为准据法选择的进攻性工具，“直接适用的法”应采取谨慎立法态度，避免司法权滥用；对于作为准据法选择的防御性工具，“公共利益保留”应与我国国内法律体系相衔...     

属人法的新发展——当事人所在地法

国际私法中属人法的最新发展动向表现为国籍将逐步淡出冲突规范的连接因素，住所连接因素的适用范围也在缩小。一个主要强调客观存在地的连接因素——“当事人所在地”开始出现在冲突规范的最新国际立法中，在有关跨国商事法律关系的法律选择适用中呈扩大化趋势。这样，“惯常居所”替代住所成为在有关自然人的身份、能力等普通民事法律关系领域的主要连接点，而“当事人所在地”将替代“注册登记地”、“营业地”以及“管理中心地”等在商事法律关系中发挥主要连接作用。     

中国涉外收养法律适用问题探析

中国的涉外收养在国内与国际大背景中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但中国涉外收养立法仍存在空白点,特别是对涉外收养效力及其准据法选择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当今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有的主张涉外收养适用收养人属人法或被收养人属人法,抑或重叠适用收养人与被收养人属人法的,有的坚持适用法院地法或收养发生地法的,还有采取折衷主义或倡导适用与被收养儿童福利相关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在我国制订民法典以及倡导国际私法法典化的过程中,应考虑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国际人员流动的新特点,着重分析研究中国涉外收养法律适用的立法取向,尽可能维护涉外收养效力的国际性或趋同化,努力减少或消除“跛足收养”。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涉外民事法律适用中的地位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各国国际私法立法实践中的地位有所不同。在我国,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中的适用可分为固化连接点和动态连接点,这二者将法律所有连接点的指向全部包括,因而在该法中的地位高屋建瓴或指称基本原则地位。在明确最密切联系原则在该法中的地位后,法官在适用具体法律条文时,需要自由裁量的,应依照最密切联系度的递减进行选择,而非法院地方便主义。     

我国属人法重构视阈下的经常居所问题研究

属人法事关自然人身份、能力、婚姻家庭以及继承领域涉外民事法律关系的处理,不仅涉及在外国的中国人的利益,也涉及在中国的外国人的权利。基于经常居所相比住所和国籍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并经过利益的权衡,《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选择经常居所作为属人法的主要连结点。事实上,选择经常居所作为属人法的主要连结点,也是晚近属人法国际和国内立法的趋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经常居所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其界定也因确定经常居所的评估期间和当事人定居意图这两个方面的问题而变得不确定,可能影响到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在经常居所的界定上,我国现有的规则和司法实践仅仅关注当事人1年的居住期限而不关注当事人的居住意图,这是不合理的。我国法院应该结合具体案情,综合考虑居住期限、居住的连续性,以及与自然人及其居所有关的人身和职业联系,灵活界定经常居所,进而确定属人法领域的法律适用。     

论惯常居所地法及其在中国的适用

惯常居所地法是确定国际民商事关系中主体身份能力的一项法律适用原则,不仅已被许多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采用,而且其适用范围有日益扩大之势.它不仅极大地方便了当事人主体能力的确认.而且是对住所地法原则的发展.属人法的这一新发展既有利于规范和统一我国的冲突法制度,又有助于解决我国区际属人法的冲突.     

涉外离婚法律适用的发展趋势

国际交往频繁伊始至经济全球化时代,涉外离婚法律冲突中的法律适用问题,各国一般采用了法院地法说、属人法说、选择或重叠适用法院地法和属人法说。随着实践和立法的演进,国际上对于涉外离婚的准据法选择问题有了新的发展:适用有利于离婚的法律,"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介入,为解决涉外离婚法律适用问题带来了新的方法。     

关于环境法体系问题的几点思考

环境法体系是法律体系意义上的概念,不是立法体系意义上概念。环境法是独立的法律部门,应区别环境法概念的广义与狭义。从狭义环境法的角度来看,环境民法、环境刑法不属于环境法。环境法体系可分为基本法与具体法,其中具体法又可分为事务法和手段法。狭义环境法的确定对于规范环境法学研究,推动环境法制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国际私法中强制性规范的界定——兼评《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条于我国国际私法中首次明确规定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予直接适用。作为多边选法体系的例外,强制性规范理论在适用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是识别哪些规范属于需要直接适用的国际强制性规范。国际私法中的强制性规范仅指国际强制性规范。比较法上提出界定国际强制性规范的客观标准和主观标准,随之产生仅采客观标准和兼采主客观标准两种立法模式。《关于适用<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10条对何为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进行了定义,并以不完全列举的方式来解决可操作性问题,但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缺失。     

澳大利亚行政说明理由制度及其对我国的启发

澳大利亚行政说明理由制度包括普通法和制定法两类。在普通法上,行政说明理由制度还未成为一项普遍承认的原则,但是法院也有条件地承认其存在。在制定法上,澳大利亚的《司法审查法》和《裁判所法》对行政说明理由制度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内容主要涉及两类:第一,提出行政说明理由申请需要具备三个实质性要件;第二,申请人必须遵守的程序要求。我国可以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借鉴澳大利亚的经验。     

Insurance Law Reform by Degrees: Late Payment and Insurable Interest

Over the last 11 years, the Law Commission and the Scottish Law Commission have worked on a joint project to modernise the law of insurance contracts. Due to the size of the project, the Law Commissions proceeded in phases and separated out specific issues for legislative reform. Their proposals have already resulted in the Consumer Insurance (Disclosure and Representations) Act 2012 and the Insurance Act 2015 which brought about significant changes for consumer and non‐consumer insureds and insurers alike. This paper examines two further areas of reform: the introduction of an implied term about payment of insurance claims by insurers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and a statutory restatement of the doctrine of insurable interest. It considers the old and new substantive law and provides an insight into the reform process.     

论《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的关系

《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与《民法通则》之间的关系,涉及到我国上位法与下位法的关系、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新法与旧法的关系等一系列法理;也涉及到了我国宪法和《立法法》的规定。《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二条的"特别规定"规定导致该法成为一般法,《民法通则》的一些规定成为特别法的倒置现象。而第五十一条前款的规定则是以作为普通法律的《涉外民事关系适用法》排除了作为基本法律的《民法通则》条文的适用。为了解决二者之间的法律竞合,可以有三种办法:启动修改法律的程序;启动立法解释的程序;提升《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基本法律。     

竞争法体系下商标立法模式探讨

从宏观视阈看,商标法属于竞争法的体系范畴,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一样都体现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法律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民事权益,商标权益在内容上涵盖商标专用权与商标利益,从维护我国注册制的权威以及有利于制度的可操作性而言,对于权利和利益在法律保护的路径上应有所区别。将商标权益区分为商标专用权与商标利益分别由《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使《商标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与其他民事法律,包括《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等形成较强的逻辑自洽性,同时,也使商标法作为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特别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制止利用商标而进行的不正当竞争方面彼此分工,有效协调。     

严复译《法意》之法治思想探析

严复译《法意》,彰显了其以“治”为中心的政治问题意识。通过对《法意》的政治的翻译,向我们展示了他从治道到治制再到治术的关于“治”的思想脉络;通过把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政治制度及其历史成因与西方社会作为对比,说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特点及其根源,进而为中国走上法治的道路指明方向。重读《法意》,将对我们理解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制的现代性问题产生新的启迪。     

渤海特别法执行权模式探析

执行权模式是立法规定行政权力及其责任的方式,它影响着行政机关的权力行使积极性和问责程度。与传统授权法模式相比,权力责任法模式更有助于实现积极行政,从而更适合于环境法。以授权法为主的执行权模式难以起到良好督促效果是导致渤海治理相关立法执行不力的根源之一,未来的渤海特别法必须建立权力责任法模式,在管理体制和具体制度上作出相应安排。     

‘Indirect Method of Proof’ and the Kuwaiti Anti-Money Laundering Law: A Lesson from the UK

Criminal Law Forum - The money laundering offence (ML offence), as established by the Kuwaiti Anti-Money Laundering and Countering Financing of Terrorism Act 106/2013 (“AML/CFT Act”),...     

把握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价值取向——论我国商标权取得制度的完善

商标权取得制度是商标法的核心,也是解决商标争议的根本依据。我国商标法较多地借鉴了大陆法系国家的商标法,并且具有浓厚的商标行政管理法特色,在商标权取得制度上偏重于商标注册和管理的效率性,较少体现公平,客观上使得商标抢注成风、不公平竞争泛滥、问题商标成灾,最终导致了整体效率的丧失。美国兰哈姆法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使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其商标权取得制度建立在使用主义的基础上,并科学地引入了在先申请主义的内容,使其制度设计不断优化,为我国商标法的修改和完善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