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书》古文字探析

《水书》及其古文字的研究问题,早在40年代初,我国民族学者就进行了广泛的调查与研究。如岑家梧先生在《西南民族文化论丛》发表了“水书与水家来源”和张为纲先生在《社会研究》第36期,发表了“水家来源试探”等论著。80年代以来,许多有关水族族源的论著、水族历史和地方志书均涉及水书及其古文字的问题。1986年《贵州文史丛刊》也发表了坦龙的“贵州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亦论及此问题。在这些论著中,岑家梧先生的结论是:     

试论水书文化的传承制度及水书习俗的构建

水书是水族社会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独特的秘传制度,使水书文化形成了水书文本、水书先生和水书习俗三者有机结合的活态传承体系。千百年来,水书一直是水族社会族群认同和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标识。当"文化遗产"概念出现时,水书文化作用于水族民俗事项的事实,使我们获得"水书习俗"的文化新理念,去重新审视和理解水族社会的神本文化现象。     

水书不能普及的多维度分析

水字和水书是水族人民的古老文字与典籍,是水族的百科全书和易经。水书一直以来就没有在水族人民中普及,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水书的宗教功能优位;权力对知识的垄断和控制以及水书先生自身的利益取向。     

试论水书的书写系统及其文化属性

水书是一种特殊的汉字系文字,其书写符号系统的主体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而成。水书的使用和发展与水族宗教关系密切,是一种较为典型的巫术文字。这一文化属性对水书书写系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水族古文字探源

本文从水族的历史、族称、文字书写迹象以及水族的历史文化习俗等方面 ,对水族古文字作了考察 ,认为水族古文字与古汉字的甲骨金文同出于一个文化母体 ,它与殷商文字有一定的联系 ,是先秦时从古文字分化出来的一种古字。在此基础上 ,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字体系     

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机制研究

水书习俗、水族端节、水族马尾绣是水族最具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失传的危险。该文在分析水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现状的基础上,探讨其传承机制,为水族地区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     

丰收的庆典——水族“端”节

水族是中国南方古代百越民族的后裔，依山傍水而居，从事农耕，有悠久的稻作历史。云南省有水族６０００余人，主要生活在曲靖地区富源县。水族有自己的历法，据《水书》记载，水族历法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和春夏秋冬四季。阴历的九月为岁首，八月为岁尾。每年水历十二月下旬至翌年二月上旬，水族人民在丰收之后，就要择亥日隆重举行一年一度的“端”节。“端”节又称过“端”，是水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相当于汉族的春节，水语叫做“借端”。节日前一天，人们将铜鼓悬于房梁上，由两人尽情合敲，宣告“端”节即将来临。鼓声抑扬顿挫，几乎彻夜…     

大力促进黔南州民族文字推行工作向纵深发展

黔南州现有十二个县(市),总人口为二百九十九万六千多人,少数民族占百分之五十点一,其中布依族为九十二万七千多人,苗族为三十二万八千多人,水族为二十一万多人。水族有古老文字,称为“水书”,又称“反书”,目前尚未考虑试点推行,仅做整理研究工作。我们正在试点推行的是全州两个主体民族的文字,即布依文和苗文。     

“水书”探源

水族文字多载于迷信巫术的“水书”之中,社会生活中尚未广泛使用。这种文字,除鬼师外,本族群众亦多不认识,但其应用范围极广,水家日常生活,均受其影响。“水书”就其用途,又分为普通水书和黑书两类。普通水书,用于占卜吉凶祸福,如出行、丧葬、婚娶、动土等,当事者事前均请鬼师卜问,然后按水书所示以决定行止。这类占卜活动,一般鬼师均可掌握,藏有此类抄本者亦多。据解放前岑家梧先生调查,已达560余种,其中用于丧葬者尤多。按水家习俗,人死后,举凡入殓、出殡、安葬,均需由鬼师根据水书择定时日方向。     

《水书》及其文化与地方立法保护

《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文化保护条例》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几易其稿，5月30日终于获得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并正式实施了。这是水书及其文化莫大的幸事，是三都水族人民的大喜事，同时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甚至是世界民族文化领域的一件大喜事。     

"原则"与"数量"

“原则”与“数量”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词汇。“原则”,是指说话或行事所依据的法则或标准;“数量”,则是指通过计量单位表现出来的事物的多少。然     

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文章阐述了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两个论断共同的历史观基础和历史经验基础 ,及其在内容上的内在一致性。从“三个有利于”到“三个代表” ,反映了两代领导集体之间一脉相承的继承和发展关系 ,反映了本世纪最后二十多年历程中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胜利发展的历史轨迹。     

“祛魅”与“异化”之比较——格里芬与马克思的对话与分歧

格里芬借用的概念—“祛魅”和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引入的“异化”概念都蕴含了一个相近的思想批判主客体的分离。但由于两人所处的时代、肩负的使命和建构理论的目的不同，这两个概念又反映出二者思想上的巨大分歧。对此进行比较研究，有利于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当代西方哲学，正确评价以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的关系。     

“开放的心灵”与“怀疑的精神”——试论鲁迅留日时期的思想特色

鲁迅是现代中国迄今无人超越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他后来走上了“一条中国知识分子唯一正确的道路”,“终于成为了共产主义者”;而在于他为中华民族贡献了别人无法贡献的、他个人独有的东西;而这种贡献是早在五四时期就开始了。     

从“稳定”到“公正与效率”——1990年-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主题变迁的经济原因考析

在1990-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我国法院工作主题经历了由“稳定”到“公正与效率”的变化。分析引起我国法院工作主题变化的经济原因,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的走向。     

民族志与"我"和"我的叙述"--以刘新《自我的他性:当代中国的自我的谱系》为例

当前民族志文体的创新不断涌现,刘新的<自我的他性>一书可归为实验民族志一换类.其不仅成功地将转型时期中国人的存在状态概括为"自我的他性",而且对人类学民族志方法在新时期的发展提出了极具启发性的见解对人物的分析应当发展成为人类学理解社会和历史的特殊方式;经典民族志所呈现的"真实"的概念需要重新加以审视;反对在民族志中将主体性当作一种类似实体或本质的东西,而应采取历史主义的立场.     

再谈“虚拟”与“侦查”

“侦查虚拟化”、“虚拟侦查”是伴随智能犯罪高发、计算机技术应用于侦查而来的新名词．这一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作者的思考：究竞何谓虚拟化？虚拟化这个概念在侦查中的应用是否得当？是否会带来新的问题？从“虚拟”一词的本源词义入手，对当前学界中的“侦查虚拟化”等观点进行详细解读．有助于揭去“虚拟化”的神秘面纱。     

"单位化"动员到"市场化组织"调控--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转换

市场化在农村的推进全面地改变了过去计划体制下农村的传统块状结构组织和整体性社会结构.与此同时,过去"生产队"式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失去了原有的效果.因而要从思维认识上转变到农民现代化的核心主题上,改过去"单位化"动员为"市场化"组织调控,才能使新形势下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发挥有效的功能.     

从"认识论"向"本体论"回归

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发表了《实践论》一文,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创立后又一次将实践问题提上了哲学的议事日程。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已经看到,随着人类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包括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在内的几乎所有现存的一切,都成了实践的对象。实践的问题不仅是认识论问题,而且是本体论问题。以改造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提出实践问题并成功地指导了一个多世纪世界性的革命运动后,正在回归到实践本体上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前景召唤着我们必须重视《实践论》的再研究和再评论。这对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