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日本中国法制史研究的源流——以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为视点

正日本当下的中国法制史研究,隶属于东洋法制史〔1〕这一科目之下,而更上一级的学科则是法制史。这种类似于科层制的学科门类体系,自然是日本近代化的产物,一如中国自"四部之学"转向"七科之学"。〔2〕     

捍卫法条主义

在中国语境中,法条主义俨然是一个充满＂贬义＂指称的＂稻草人＂概念,但这一指称概念是由反法条主义在一种＂自我想象性＂的立场上＂型塑＂出来的。在西方,人们在对待法条主义的＂是＂与＂非＂问题上从来就没有达成过任何＂共识性＂的认识。在当下的中国,尽管人们都在极力地批判法条主义,但这种处于＂穷途末路＂的法条主义却是需要我们予以坚决捍卫的。法条主义所处的＂穷途末路＂困境恰恰说明了中国法律学研究的贫困,努力推进对中国＂法条＂的法律学研究是中国法条主义肩负的社会责任。     

“道”与自然法思想的比较与研究

由于东西方之间人们对生活意义的理解不完全相同,因而造成中国古代和西方社会产生了未必完全相同的法律智慧。自然法反映了西方人对某种永恒正义的信仰,而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产生了道家的法自然思想。但是历史发展结果截然不同,分别在东西方形成了人治和法治的传统。本文指出研究中西方古代＂自然法＂思想是中国法制进程的必然要求,现代中国在大量吸收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同时应从中国古代道家法自然思想中汲取营养,为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     

环境共有思想——日本环境权说的本土文化基础

20世纪初,明治时期的自由民权思想家宫崎民藏提出了环境共有思想,而日本环境权说则被公认为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学界对西方环境权说的接纳方式是实施了西方观点和日本＂传统＂观点的一次对接。日本接受环境权说不仅具备文化心理条件和思想资料的储备,而且还有着更深厚的民族文化土壤。而环境共有思想正是通过其根植于日本本土文化中的一脉相承的民族思想——自然观,为现代日本环境权说提供了充分的本土文化支持。     

论刑罚的本质

论刑罚的本质马克昌一日本学者正田满三郎在谈到关于刑罚本质的争论时说：＂……围绕刑罚的本质是否报应，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在德国展开激烈的争论，即使在我国从目的刑论（抑止刑论）对报应刑论的批判，锐意主张以教育刑论为中心，是众所周知的。＂①这就是说，西方学...     

对行政主体的多元化趋势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行政主体多元化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在中国已经是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与法律现象;中国行政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同西方国家一样也是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权力转移的产物;这种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多元化趋势给我们目前行政法立法的完善提出了新的挑战;与此同时,中国的这种多元化趋势与西方国家的多元化趋势在本质上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究竟中国的行政主体多元趋势向何处去,是否会走出一种与西方相类似的道路呢,这是个问题。     

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2 0世纪初 ,在引入西方刑事诉讼法学成果 ,对中国传统司法体制和律学进行改造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夏勤的《刑事诉讼法要论》、陈谨昆的《刑事诉讼法通义》、徐朝阳的《中国诉讼法溯源》等著作对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该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大多留学日本 ,所以中国近代刑事诉讼法学 ,无论是框架体系、基本内容 ,还是概念术语 ,都深受日本刑事诉讼法学的影响 ,在理论深度和研究方法上也带有比较幼稚的痕迹。     

刑法学中的以人为本——从人性、人道、人权角度视之

＂以人为本＂思想是历史的产物,无论西方还是中国,＂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思想都有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汲取了我国古代和西方文明的精华,依据马克思主义人本原理,在＂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的基础上,又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一指导思想在刑法学中主要是通过人性、人道、人权及其之间的关系体现出来的,总的来说就是刑法应当立足于人性,以人权保障为价值追求之一,以人道为其要求,三者有机结合,辨证统一。     

对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的反思与前瞻

法治中国的法律实践正在发生向＂司法中国＂法律实践的转向,＂司法中国＂这一时代主题预示了＂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的到来。尽管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还仅仅是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学术个案,但以集中关注＂司法中国＂主题的中国法律方法论在推动中国法律和法律学的研究上将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中国法律方法论研究时代＂到来的历史境况下,中国法律方法论的研究既需要对现有的研究作一种反思,也需要对未来可能的＂缺席＂因素作一种前瞻。当然,这种反思和前瞻也期待着各种可能的＂质疑＂。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法制主义”及其修正——从重庆市“唱红打黑”说起

那些非西方的、非法律的本土资源之于中国法治实践究竟意义如何,是重庆市＂唱红打黑＂留给学术界乃至全社会深入思考的问题。中国30年的法治建设大体贯穿着一种可称之为＂法制主义＂的思维逻辑和行动轨迹,即以西方法治理念和经验为法治建设之圣经,推崇国家立法并对其定势性的过分依赖,强调甚至痴迷于通过国家法治理和解决各类社会问题。     

严格执法与人文关怀——由一起强奸案件引起的反思

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中,依法治国是进行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要实现法治,首先应该明确在法治社会里应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对于以往的＂国家本位＂、＂社会本位＂的理念应予改变。这种观念的转变在行政执法中尤其应该受到重视,本文就这一问题结合时下非常流行的＂人文关怀＂一词对严格执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阐述。     

中国古代的“权力”理念——兼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政体与法律

中国传统社会的制度、价值观与西方确实有着诸多的不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将＂权力＂视为治国工具,而西方先人一开始就对权力充满戒心。本文分析了孟德斯鸠、魁奈等西方启蒙思想家和梁启超等对古代中国政体的认识,并引申出一个问题,即如何定义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中西不同的权力理念源于对人性认识的差异。先秦儒家认为＂人性善＂,对贤人始终寄予希望;先秦法家则认为＂人性恶＂,主张利用＂人性＂,加强君主的权力。西方先哲亚里士多德则坚持以法治限制人性,制约权力。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权是一个畏惧、荣誉、品德兼而有之的＂混合政体＂,中国的＂传统法＂是＂礼与法＂的共同体。     

二十世纪的中国刑法学

刑法学是一门研究刑法及其所规定的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科学。中华法系素有重刑轻民、刑法泛化和重刑主义的法律文化传统。发达的刑律制度和律学研究孵化了丰富的刑法思想。但刑法学作为一门法律科学在中国出现却是二十世纪初期以后的事情。回首二十世纪中国刑法学的发展脉络,我们大体上将其界定为清末的开端时期、民国的初创时期、50年代的转型时期和80年代以后的发展时期。本世纪初期,在列强的压迫下,清政府开始了全面的改制和修律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以翻译日本刑法为开端,引进、移植了西方刑法制度和刑法思想,传统的刑律学研究开始向近现代刑法学转变,现代刑法学的进程由此开端;民国时期,进一步介绍、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制度和刑法学说,以大陆法系刑法学说为蓝本的中国现代刑法学获得     

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

近几年,在西方法学研究的影响下,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也日益繁盛起来。但与西方法律修辞(学)以批判逻辑理性为前提的兴起缘由不同,中国法律修辞(学)面对的现实是理性精神的缺失和恣意限制的缺乏。在这种情况下,法律修辞(学)研究如何能够做到既批判理性又维护理性,容许主观又限制主观,以避免其对法治形成消解。鉴于中国法治发展的现实与修辞传统的影响,再结合西方经验,我们只有对法律修辞研究作出客观化的努力,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中世纪西欧大学法学教育述略

中世纪西欧大学法学教育述略何勤华众所周知，在西方，早在罗马帝国时代，就已有了发达的以法律大学为依据的法学教育。但这种法律教育，在本质上还是一种古代型的，它只是现代大学法律教育的雏形，即一方面，那时的大学只是一种法律学校（Ｓｃｈｏｏｌ），还不是现代意义...     

公共行政学角度下的委托代理理论

委托代理理论作为西方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其丰富了现代经济理论,特别是对企业组织制度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指出在行政管理学科上,委托代理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研究的新视角,对研究公共行政学视角下的代理关系设计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行政调解制度之比较法启示

行政调解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作为一种"东方经验"在我国有近千年的历史。从比较法观察,强化诉讼外调解是现代法律制度发展的一大趋势,以日本ADR为代表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西方行政法上得以广泛适用。本文对国内外行政调解相关制度进行了考察分析和比较,以期促进行政调解法律制度的完善,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比较法在近代中国

比较法是近代西方法律文化的产物,自19世纪中期以来开始在中国传播。汉字的比较法(比较法学)一词是20世纪初年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论著对中国的比较法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于受到国内立法政策和研究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近代中国的比较法也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征。     

民国监狱史史料述要

近代监狱制度是清末民初法律西化的产物,这主要取决于两个社会现实,一是清末民初“模范监狱“与“新式监狱“的出现, 二是清末变法过程中对西方与日本监狱学与狱政管理制度的引进与仿效。因之,这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