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理论总结: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环境的核心问题,是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西方历史上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大多通过战争来解决相互的矛盾,但中国作为一个新的崛起国将改变西方历史上这种规律性的逻辑.中国不争霸、不推翻现存国际秩序、不在损害他国利益基础上追求本国的权力和利益等,与西方历史上出现过的大多数崛起国不同.因此,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可以实现的,也将为人类历史提供一种新型的崛起国与霸权国关系的新模式.     

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及其困境

顶层大国实力占比面临“关键门槛”时，霸权国为维护霸权地位有可能对崛起国施加“战略阻断”行为，动用经济、政治、军事等多种手段对其崛起进程予以阻断。崛起国对霸权国GDP占比存在60%到80%两个“关键门槛”，二战后作为霸权国的美国一般选择在60%门槛前后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自2018年3月美国发起对华贸易战始，特朗普、拜登两届政府先后以极限施压和“高强度竞争”对中国实行了两轮全面遏制打压，造成中美关系深度恶化。这是霸权国对崛起国实施“战略阻断”行为的最新案例。由于中国崛起势头不可逆转和对美实力占比已经越过3/4线，美国对华“战略阻断”行为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在充分认识和把握规律的基础上，作为崛起国的中国制定正确的国家战略并推行成功外交，能够有效反制霸权国的“战略阻断”行为，从而维护自己的核心利益和世界和平发展大局。     

中间力量的兴起与世界格局的结构性变化

世界格局正出现一种结构性变化的趋势,即国际体系正由冷战后"一超独大"的霸权型体系加速向"中间势力主导"的多边稳定型体系转化.由数量众多的国家组成、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的中间力量层正在崛起和壮大,推动世界格局日益朝着一种两头小、中间大的新型结构发展.从政治上看,中间力量对世界的稳定性作用正日益显现;从经济上看,中间力量特别是新兴市场对世界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明显.     

国际体系均衡与中印共同崛起

均衡是国际体系赖以维持稳定的条件。现行国际体系因美国一家独大而呈现出异常形态,但仍保持了基本稳定,因而是异常的均衡。中国和印度的兴起可能使体系回归到正常的均衡状态,它们被认定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国家”。但中印共同崛起的进程表明,体系均衡符合两国自身利益,且创造正常的均衡并不损害体系的稳定,因而它们是越过“十字路口”的利益攸关方。中印共同崛起对国际体系和中印双边关系发展都不是零和的。     

霸权衰落与“泛安全化”：基于美国的个案分析

衰落是霸权的宿命,但霸权国既不会主动放弃国际政治中的主导地位,也不会静待霸权体系崩溃。处于衰落阶段的霸权国期待维持与崛起国之间的权力差距,以延长霸权的寿命。然而,权力转移等国际关系结构性因素的变化导致离岸平衡和军事打击等传统手段难以在衰落阶段奏效。相比之下,“安全化”为霸权国家的霸权护持行动与选择——如领域撤退或强制惩罚——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同时,由于霸权的同心圆特性,核心利益被触动会引发霸权国在核心和外围领域的全方位的打压,进而泛化议题和对象。衰落中的霸权国通过“危机感知”—“构建并接受安全化诉求”—“泛安全化”的传导路径,将维持霸权地位的诉求以泛安全化的形式展现出来。然而,美国霸权衰落的经验事实表明,泛安全化作为衰落阶段的霸权护持手段不仅与理论预期相反,而且成效也不尽人意。面对美国霸权的泛安全化,中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坚守并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一种理论分析

主权国家存在一种整体性的利益,这种利益是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的最高利益,为社会各阶层所共享.对整体国家利益的界定,构成了国家制定外交战略的基本依据,也是衡量安全、经济、文化等具体国家利益重要性的基本依据.本文从大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来界定其整体国家利益,并将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分为两类:霸权国和一般性大国.霸权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巩固和提高霸权实力地位与霸权制度地位,而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则从长期和短期的视角来界定.从长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是获取霸权实力地位和霸权制度地位;从短期来看,一般性大国的整体国家利益应该限定在获取霸权实力地位,以及在条件下允许的情况下获取地区主导地位.和平发展、先融入后适度改变国际制度体系,应该是一般性大国崛起、霸权地位和平转移的合理路径.     

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安全困境——权力转移进程中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

国际政治中的角色身份与利益认知是在社会性交往互动中被不断建构的产物。在以"主权零死亡时代"为核心特征的洛克体系文化成熟阶段,单纯的权力转移已不再构成体系内大国间安全困境的原因。不论是崛起国,还是守成国,其在权力转移进程中对体系主导观念的认知决定了其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对时代主题的判断又决定了战略手段的选择,并最终在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建构出不同的社会性关系与互动模式。权力转移进程中,大国间敌意身份的互主性建构是如何形成的?通过对其成因的分析,能否为避免敌意螺旋的生成提供新的解决方案?通过对权力转移进程中出现的"想象的安全困境"成因分析发现:崛起国与霸权国之间并不存在现实的生存竞争,但却可能由于经济领域同质化竞争而产生族群排他性负面意象的敌意投射,并在对声望和荣誉的追求基础上形成虚幻的不相容与想象的敌意螺旋。从崛起国战略谋划的角度出发,选择"联系性崛起战略"往往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非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而选择"变位性崛起战略"则更容易开启同霸权国之间的"修昔底德陷阱"。     

“和平崛起”新维度下的中国外交

20 世纪90 年代开始，中国和平崛起理论出现，并具有自己特定的内涵，即一种新的 和平的大国兴起模式。其背景是在全球化、现存的世界政治体系和中国国内资源整合等因素影响 下，中国需要塑造自己在新世界格局中的大国地位。中国和平崛起对国际格局的影响，使美国和中 国周边利益相关国家有所顾虑，为此中国已使用新的“和平发展”提法。中国的和平发展之中，因复 杂的国内外因素制约，仍然面临相当的挑战。     

也论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秩序——以隋唐与韩半岛的关系为中心质疑所谓“天朝礼治”体系

本文对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作了简单的回顾，并以隋唐为界将其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各时期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和国际秩序进行了分析。认为在古代的东北亚地区并不存在所谓的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礼治(礼义)体系”，指出：在本质上，古代东北亚地区的国际关系与现代国际关系并无不同，都是以“力量”和“利益”为基础形成的力学关系和力学秩序。因此，在当今的东北亚国际事务中，我们应该抛掉所谓“大国风范”这样的心理包袱，以国际社会平等的一员，在冷酷的国际或区域性竞争中冷静而果断地追求我国的现实利益。     

制约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共性基础

中俄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整合中具有制约美国单边主义政策的历史基础、国力基础和利益基础，是促使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制衡“单极化”的中坚力量。     

巴西的崛起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巴西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拥有一国崛起所必备的雄厚的物质资源基础和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以及强烈的大国意识和大国抱负。随着巴西的崛起,它作为拉美地缘政治力量中心的角色日趋明显。它不仅改变了拉美乃至西半球的地缘政治版图,而且束缚了美国对拉美地区政策的选择空间。更为重要的是,巴西的崛起从根本上说是21世纪一系列新兴国家崛起的组成部分,符合世界的潮流,符合冷战结束后各国人民求和平、求发展的迫切愿望。因此,巴西的崛起构成了对美国长远利益和战略利益的挑战,极大地冲击着美国单极主导下的国际格局,成为美国霸权的制衡力量。显然,巴西的崛起有利于拉美地缘政治的力量均衡,有利于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熊通困境”：国际体系中的身份政治与安全两难

“熊通困境”是指国际体系中的崛起国家,因“异质身份”而面临现行国际体系强烈敌意、因实力相对增长而受到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权势压制的双重难题。西周乃至春秋时期楚国的历史经验表明,由于特定国家与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大不相同的国际政治身份,受到体系敌视、压制的状况,具有长期的国际政治效应。而此类国家实力增长及由此导致的权势对比变动,较一般崛起国家而言,往往将激发起现有体系内更为强大甚至远超常规的敌对性反应。崛起国家突破“熊通困境”存在两种方式与效应皆有所不同的路径：一是主要通过武力强制,力求最终颠覆现有国际体系,这意味着紧张局势的持续加剧乃至最终爆发大国间战争;二是致力于推动促进现有国际体系身份共识的瓦解,这意味着长期的、连贯的、灵活的、坚定的非军事与军事手段的战略组合运用。当前,在中国国家实力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霸权国家及其附庸集团对中国施加愈发强大压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视为与之“对立”的“他者”,并对这种国际政治身份存在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乃至显著敌意。笃行和平与发展的当代中国,突破“熊通困境”的主要战略路径,在于逐步构建并推广新的国际体系“身份共识”,为此需要以改变他国意图和行为为目标,需要付出较长时间的努力、采取灵活的方式以及抱定锲而不舍之态度。     

论"有偿推车"战略与中美合作

"有偿推车"战略指"搭便车"者在现有霸权体系下与霸权国合作,共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当前的中美合作态势正是"有偿推车"战略的有益尝试.从中国方面看,维持现存国际秩序的稳定符合中国利益,适度承担与中国经济能力相适应的国际责任,向国际社会提供包括制度架构在内的公共产品,有利于中国从当前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向管理者转变.     

和谐世界理论与国际体系建设

国际体系的建设越来越普遍受到世界各大国和区域集团的高度重视。中国作为现行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提出建设和谐世界的构想，是为了推动国际体系走向更加科学、合理和完善。和谐世界的理论是当今世界新的国际体系观，体现了人类共享的价值观念和文明成果。     

从国家独立到西半球霸权：美国崛起过程中的拉美政策——兼论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美国是从区域性霸权走向世界霸权的，而拉美政策是其巩固国家安全，实现深度发展的逻辑起点与重要保障。在崛起过程中，美国结合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制订了既务实、灵活又不失原则的拉美政策与战略，妥善处理了与霸权国之间的关系，在加强自身硬实力的同时注重软实力建设，既确保了自身利益，又充当了拉美地区利益的代言人与维护者，为其确立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俄罗斯的“世界新秩序”论与外交选择

俄罗斯对世界新秩序的构想是同俄在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大国复兴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俄国内对于当今世界和世界新秩序有四种观点，其中“多极世界”论和“美国单极世界”论对俄外交影响最大。独立以来俄在如何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方面，外交政策选择存在三种取向上的论争，并在事实上构成了俄外交政策演变的三个阶段。普京外交的实用主义即“利用对手的力量为我所用”，这同普京的国家利益观相关联，也是俄罗斯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的必然产物，这决定了它的两重性和矛盾性。对“多极世界”构想的预期是多方面的，但叶利钦时期的多极化外交无论从主观动机还是客观反应均被更多地赋予了对抗性和制衡性，普京执政后开始将其转向理性而务实，更加注重大国协调和多边合作。     

深刻把握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新变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期，这是对我国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形势作出的科学论断。从机遇方面看，主要有：大国关系进入总体稳定期，有利于我国巩固战略机遇期的基础；国际力量对比进入日渐均衡期，有利于壮大维护战略机遇期的依靠力量；国际体系进入深度调整期，有利于构建维护战略机遇期的制度保障；我国发展崛起进入加速期，有利于增强维护战略机遇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从挑战方面看，主要有：世界经济进入低速增长期，大国竞争进入多方角力期，我国周边环境进入敏感多事期，我国发展壮大进入“树大招风”期。我们要密切关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走向，不断提高科学应对能力。     

中国崛起:美国的认知与反应

随着中国加速崛起,中美的利益合作和竞争愈益具有世界影响和全球意义。美国对中国的心态是复杂的:它一方面在外交、经贸、安全等领域需要中国的合作,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发展对其至上地位和利益形成挑战。对于中国崛起的认知和战略判断,华盛顿的决策圈和舆论界几经辩论,终于在“中国威胁论”和“和平崛起论”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两面下注论”。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不仅将决定中美双边关系的性质,而且将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发展走向。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全球地缘政治变局与中国的机遇

源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金融危机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国际体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变动。后危机时代,国际体系将发生一系列深刻变化:新兴大国群体崛起,传统大国趋向衰落,国际战略力量分化重组,多极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中美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重大变化,中美关系将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大国关系趋向缓和,全球和地区地缘对抗色彩淡化;国际秩序酝酿结构性调整,中国面临历史性机遇。     

“全球南方”崛起与世界格局演变

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乌克兰危机持续胶着和大国地缘竞争显著加剧的背景下，“全球南方”在经济、政治和国际地位等方面全方位崛起进程加速，展现了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并已成为决定世界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之一。在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和变革的进程中，“全球南方”扮演了多极世界格局的平衡手、多维世界格局的博弈者和多元世界格局的指示器等重要角色。但也应该看到，“全球南方”发挥与其实力相称的影响力仍面临诸多挑战：外部干扰过大与抗干扰能力不足、力量整合需求上升与机制化平台缺乏、维护共同利益与满足诉求多样化的矛盾。作为“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中国坚定维护“全球南方”的共同利益，积极参与和引领南南合作，未来将继续为“全球南方”的发展与合作注入强大动力，推动“全球南方”成为未来世界格局更加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