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机关拒绝律师介入侦查活动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诉法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可以接受犯罪嫌疑人的委托,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但刑诉法实施一年多来,侦查机关对律师介入普遍存在抵触情绪。其原因主要是对律师的误解,认为律师介入增加侦破难度、害怕犯罪嫌疑人拒供、翻供、串供、毁证等。对此,文章提出从立法、沟通、提高认识、取消违法规定等方面解决这一问题,以期保证刑诉法的正确实施。     

侦查阶段律师介入对讯问的影响及对策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于一九九七年一月一日开始正式颁布实施。这部新刑诉法针对一九七九年刑诉法的许多问题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并补充了一系列的条款。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关于律师提前介入侦查的规定。本文将对这一规定在实施中对讯问所产生的影响作一探讨。     

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改革研究

针对我国侦查体制及其相关工作表现出的既不同于英美法系，又不同于大陆法系的鲜明特征，及其当前主要存在着的十二个方面的问题，我国诉讼法学界提出了侦检一体化、检察引导侦查、强制性侦查措施司法审查等改革观点。笔者提出的具体改革设想是：检查机关的侦查权交由公安机关行使：公安机关应对现有侦查队伍进行整合和整顿；据情实行一步式侦查或二步式侦查体制；侦查机关侦查的案件，都应当进行预审；实行侦查接受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相结合的制度；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建立羁押分流制度和超期羁押责任追究制度；建立一元鉴定体制     

关于律师介入侦查几个问题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是我国法制民主化程度向前推进的具体体现。律师介入侦查,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律师更好地行使辩护权力;有利于侦查机关提高执法水平和办案质量。律师介入侦查是一种有限制的介入,不会对侦查活动产生大的消极影响。为了保证侦查办案机关和律师依法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律师介入侦查应做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规定。公安机关应增强法律意识、证据意识、策略意识,以适应律师介入侦查的形势需要。     

关于律师介入侦查的几点思考

新修改通过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赋予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法律地位,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活动遵循诉讼规律的体现,也是我国刑事诉讼发展的里程碑。律师介入侦查在我国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在侦查阶段确定律师的辩护人地位充分体现了人权保障意识和程序公正理念。因此,应当切实发挥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作用,保障侦查活动公正合法的进行。     

侦查阶段律师提前介入的相关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颁布后,引发了一些关于侦查阶段律师介入侦查的相关问题。主要有律师介入诉讼的时间问题,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问题,律师的调查取证权问题等等。侦查机关应该本着尊重法律的精神,同时结合中国国情应对侦查工作的挑战。     

犯罪升级:侦查程序缺漏需修法支持

从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到目前的再修改,10年时间中国侦查程序改革的状况受到的关注是空前的,中国侦查程序的完善也是空前的。面对刑诉法将要进行的修改,专家认为,在修改中进一步完善侦查程序,将有利于打击犯罪、增强人权保障和解决包括刑讯逼供在内造成的冤假错案。     

侦查机关如何正确认识律师提前介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律师可以在侦查阶段参与刑事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相关的法律服务,不仅完善了刑事法律救济制度,而且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向科学化方向迈进。然而,侦查机关对律师提前介入在认识上仍存有差距,执法实践中也存在不足,如何正确认识律师提前介入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环节。就这一问题笔者从律师提前介入的重要意义,侦查机关在这一方面存在的不足以及侦查机关需要加强的重点等方面谈些个人见解,仅供执法机关参考。     

论律师在侦查中的诉讼身份

新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侯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依此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就可以介入诉讼，这是我国顺应历史潮流，改革刑事司法制度所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刑事诉讼法第96条只规定了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的律师的诉讼权利和职责。而没有明确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身份，由此导致理论界对此的争论。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纷纭。笔者在本文中对此作了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     

从侦查实务视角看我国的侦查模式

侦查模式是侦查各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稳定运行过程。对其运行过程进行探讨，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侦查模式，进而对侦查实践发挥更好的指导作用。对侦查模式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控、辩、审三方在侦查程序中的力量分配，而应着力引导侦查走向更深、更细致的理想空间。     

证据制度的调整对我国侦查制度的影响——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阈

新《刑事诉讼法》对证据制度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证据裁判理念正深入人心．侦查人员应强化证据意识、更新侦查理念。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已经确立,取证行为规范化将成为关注的焦点。证据的概念、种类和范围的调整,行政证据的合法化,以及立法对过去侦查实践的肯定,使得侦查办案模式惯性发展不可避免：明文规定侦查人员有出庭作证的义务,对侦查人员的素质提出了新挑战;不自证其罪和如实供述的矛盾并存,侦查机关需要尊重和顺应法律价值变化的潮流。切实保障人权。     

简析刑事诉讼法在人权保障方面的进步与发展

文章总结了我国刑诉法人权保障理念的转变历程,分析了人权保障理念在新刑法中的具体体现,指出了在刑诉法中贯彻人权保障理念必须转变有罪推定的思维模式,全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日韩侦查讯问监督方式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不断发展、完善。新刑诉法对于侦查讯问监督方面的规定较以前有很大进步,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待提高。通过对日本和韩国的侦查讯问监督现状进行分析,总结日本和韩国侦查讯问监督的特点,指出我国可以借鉴的方式,借此以推进我国侦查讯问监督的完善。     

论侦查终结的条件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的条件的规定过于简单,并且将侦查终结的条件和对案件的处理方式一并表述,没有完全体现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侦查终结条件的规定要求,不利于侦查人员及其负责人掌握。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时,应单独规定侦查终结的条件。即“侦查机关或部门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案件全部事实、情节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案件性质认定准确,法律手续完备。”     

侦查权适度扩张与限缩背景下辨认措施的规制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关于侦查程序的修改,呈现出明显的扩权基础上限权的指导思想。遗憾的是,立法虽然将辨认笔录增加为证据种类,但产生辨认结果的辨认行为在侦查一章中却难觅踪影,这显然既阻碍了辨认措施功能的充分实现,也不利于规范辨认这一侦查行为。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辨认的法律地位,完善辨认规则,细化辨认程序。     

谈刑事诉讼法应需完善的几个问题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受其制定时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我国的法律制度不健全,本身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在司法实践中逐渐显露出来。由于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公、检、法三机关在执行刑诉法时规定的不具体,公、检、法三机关为规范自己部门的执法,又各自制定了自己部门的办案规定,而这些部门规范的不一致,使得公、检、法三机关在执行刑事诉讼法时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因此,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完善。     

新刑诉法语境下检察技术侦查权配置的探讨

新刑诉法修改后,第一次在刑诉法的语境下,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侦查机关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侦查的法律规范,是我国技术侦查在立法上的一大进步。新刑诉法第148条第2款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于已经立案的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各级检察机关要在保障人权、平衡程序和实体正义的前提下,科学、规范、合理地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更为有效地开展和推进检察自侦工作。     

新刑诉法视野下调取证据侦查措施的实施

调取证据侦查措施是新刑事诉讼法做出的新规定,正确界定调取证据的概念,全面解读调取证据的法律规范,并研究调取证据在侦查实践中的实施要点及注意事项,有助于新刑诉法的正确实施,推动公安侦查工作合法有效的开展。     

刑事强制措施的修改及对公安侦查工作影响

2012年3月14日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将强制措施作为一项主要内容进行了全面修改。这些调整与变化对公安工作的影响是重大的、直接的、现实的,本文仅就修正案对强制措施的修改及对公安侦查工作的影响进行一一论述。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新挑战——谈刑诉法修订后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从司法实践者的视角,通过分析新刑诉法的修订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影响,阐述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初查制度落后、侦查方式单一、侦查协调不畅、人权保障条款容易被滥用等现实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