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侦查讯问监督现状探析

我国侦查讯问的监督是侦查讯问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侦查讯问进行监督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对于侦查讯问监督却是薄弱,甚至是缺失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侦查讯问的现状进行分析,指出我国侦查讯问存在的问题,以便于保证我国侦查讯问监督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侦查讯问监督的现状及完善

随着2012年我国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国家对诉讼程序的关注已日渐全面深入,刑事诉讼程序也日臻完善。但我们在侦查讯问监督上仍然缺乏比较有效的方法,司法实践中对侦查讯问监督不力的现状,极易导致侦查讯问的违法行为,甚至可能造成冤假错案。因此,亟需对侦查讯问监督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并提出切实有效的监督方法。     

侦查讯问过程法律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法制的健全和人们人权保障意识的增强,侦查讯问过程的控制问题引起人们的重视。总体来看,我国比较注重讯问的结果价值,即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就使得在侦查讯问制度的设计上较多地考虑了如何使侦查人员有效地获取犯罪嫌疑人口供这一方面的规定,而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显得不足,侦查讯问过程是封闭的,缺乏有力的监督,造成讯问中刑讯逼供等非法获取口供的现象仍然存在。近些年,各国都立法对侦查讯问的过程进行了控制。笔者认为要构建完善的法律对侦查讯问过程进行控制,藉此推动我国刑事诉讼顺应现代刑事诉讼民主化的发展潮流。首先要确立嫌疑人、被告人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扩大律师帮助权,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讯问程序上明确权利告知程序和完善侦查讯问的具体制度。通过侦查程序的立法控制侦查讯问过程和讯问活动的实施来达到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平衡。     

论我国侦查讯问规则的建立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获人大通过，其中关于侦查讯问制度及相关规则的立法尤为引人瞩目，它规定了不强迫任何人自证其罪、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讯问录音录像、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表明我国讯问规则体系基本形成。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即将实施之际，笔者专门就上述问题对北京市公安局预审系统民警做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民警对新修订的《开4事诉讼法》有一定的了解，对加强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认识有所提高。虽然我国侦查讯问规则体系已经初步构成，但有些问题尚有争议，有些规则还需进一步完善。近些年，世界各国都立法对侦查讯问的过程进行了控制，建立了讯问规则。在我国，构建完善的侦查讯问规则无疑是改善我国侦查讯问现状与问题的根本举措，应以此为契机推动我国刑事诉讼顺应现代刑事诉讼民主化的发展。     

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改革完善

1997年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进一步完善了我国侦查讯问制度,在揭露罪犯、保障人权和追求诉讼公正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实施以来,也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有侦查人员与犯罪嫌疑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严重失衡,侦查讯问程序和内容有待丰富和完善,相关制度配套不健全。要进一步完善侦查讯问制度,就要建立完善侦查讯问相关的配套制度,规范侦查讯问程序,明确侦查讯问的原则及相关规则。     

专业化侦查讯问必要性之证成——以公安预审职能改革为视角

预审职能改革视阈下的专业化侦查讯问是讯问人员在法定的侦查讯问活动中,以专业化的标准完成相应讯问任务的一种行为方式。其具有优化讯问方法、转变供述语境,突破思维桎梏、走出讯问洼地,完善讯问机制、催逼体制重审等多重价值。从本体认识、实践经验、历史与现状层面看,专业化侦查讯问十分必要与紧迫。发展专业化侦查讯问,必须提升讯问人员的风险意识、完善讯问人员的能力结构、构建专业化的讯问工作体系、扎紧讯问工作的监督围栏。     

我国审查逮捕过程中的讯问制度研究

审查逮捕讯问是侦查监督的核心程序,是犯罪嫌疑人人权保护的关键环节。由于传统诉讼理念的影响,检察引导侦查机制、"捕后不诉率"等考核指标的存在,以及讯问过程缺乏有效监督,我国审查逮捕讯问制度偏离了公正性轨道,出现了讯问主体立场不一、讯问过程流于形式、讯问人权保障薄弱等问题。为完善审查逮捕讯问制度,应改革不合理的权力配置结构和考核、追责机制,使审查逮捕讯问的公正审查功能归位;坚持讯问主体的公正性,构建递进式讯问模式;完善权利义务告知模式,强化律师帮助的实效性,加强人权保障;简化讯问笔录制作,建立有利证据移送制度;实行讯问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加强律师对讯问过程的监督,探索建立逮捕听证制度,完善监督机制。     

中外侦查讯问规则和程序比较研究

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刑事诉讼侦查阶段的一种重要的侦查行为 ,各国刑事诉讼法典对其规则和程序均加以规定。本文以我国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关于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规则和程序作比较研究。     

侦查讯问制度若干问题思考

随着公民权利观念日益增强,改革开放越来越深入,我国侦查讯问制度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尤其近年来,我国诉讼法学界要求加强客观证据而弱化口供作用的呼吁越来越强烈,对现行讯问制度的改革呼声越来越高。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总体遵循现代讯问制度的一般原则,但仍存在问题。对现代侦查讯问制度的完善应树立并承认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在刑事诉讼中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制度,在制度许可的范围内构建一个侦查讯问活动过程价值与结果价值之间的平衡制度。     

关于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研究

本文对我国侦查讯问程序法制化进行了研究。我国的侦查讯问程序应该以法治化为核心,以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研究现状和构成要素、法律关系的分析为理论起点,以我国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的背景和现状为事实支撑,在对国外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的考量和借鉴的基础上,采用比较分析和系统分析的方法,从我国侦查讯问程序的法治化视角进行了研究,以期达到引导我国侦查讯问程序法治化建设并促使其中各种弊端与缺陷革除的目标。     

侦查讯问学案例教学面临的主要问题与改进

案例教学是侦查讯问学的一种重要教学形式,也是实现侦查讯问学培养目标的必要途径之一。然而,在目前的侦查讯问学案例教学中,案例内容与组织形式等方面均存在诸多问题。2013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新刑诉法对于侦查讯问制度和证据制度进行了重大修改,做出了更为严格的规制,对于侦查讯问这一重要的调查取证措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侦查讯问学的案例教学需要以新刑诉法为依据,丰富案例类型、做好案例设计、充实案例内容、改进案例教学组织形式,充分发挥案例教学在侦查讯问学教学中应有的价值。     

以博弈论视角探究侦查讯问中供述的自愿性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不可能在讯问中放弃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努力,而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毫无阻抗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这样一对矛盾体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首要关心的问题。     

论捕后强制措施变更权的归属

本文针对刑诉法关于捕后强制措施变更的规定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实体性检察监督等外部制约,致使侦查机关改变强制措施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在实践中出现对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障碍性影响及检察监督缺乏有力法律依据的问题,从构建我国法治社会的角度,论证捕后强制措施变更权归属的重要意义。     

谈加强命案侦查能力的建设——以新律师法实施为视角

新律师法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提高了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可操作性、增强了律师在命案的刑事诉讼中对公安司法机关的制衡力。在命案侦查模式、侦查规范化、办案质量、讯问取证等方面带来新问题，对公安机关而言，迎来了命案侦查工作新的发展机遇与严峻挑战并存的关键时期，加强公安机关命案侦查能力建设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和突破口。     

侦审合一后的预审工作研究

我国的预审制度起源于1931年1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训令,立法于1979年7月我国颁布的第一部《刑事诉讼法》中,它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7年6月公安部作出侦审合一的刑侦体制改革,但目前侦审合一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它既有改革相配套的制度和措施跟不上的原因,又有侦查人员破案任务重和素质能力弱,无法适应改革要求的原因。未来的预审工作,除了允许侦审合一的多种形式存在外,应当继续推进侦审合一;提高现有侦查人员侦查、预审素质;实行受过专门训练的公安、政法院校侦查学专业或者相近专业毕业的学生准入侦查部门的制度。     

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的新形势下,侦查审讯工作需要转变观念,将审讯模式转为对嫌疑人心理操控和强制为主的新模式。供述中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是嫌疑人在供述情境下必然产生的心理现象,对其进行正确的解读和引导是必要的。在社会心理学领域,关于自我服务偏见这一心理现象的研究发端早,形成的理论体系较为成熟完善。要研究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的诊断与引导,需要先以社会心理学对自我服务偏见已有的研究为基础,将其纳入犯罪嫌疑人供述心理研究范围内,明确供述中犯罪嫌疑人自我服务偏见现象的特殊性及其作用形式,然后在具体审讯实例中对其进行准确诊断和正确引导,以达到顺利讯问,获得真实供述的目的。     

新《监狱法》贯彻实施背景下改进和规范减刑工作的思考

减刑是我国刑罚执行机关在罪犯改造中最重要、最常用的一项激励措施，它在稳定监管秩序、促进罪犯改造等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当前我国的减刑制度还存在着明显不足，实践操作中存在的罪犯奖惩标准不统一、不规范，罪犯减刑过快等问题比较突出。新《刑事诉讼法》、新《监狱法》相继出台，对减刑提出了更为严格的限制和要求。新形势下，亟须按照新《刑事诉讼法》和新《监狱法》的要求对减刑工作中存在的上述问题进行改进和规范。     

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研究

亲属证人特免权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制度,也是一个新鲜的制度,历史上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有"亲亲相隐"的规定,可一直以来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却没有相关的规定。这次新刑诉法在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的前提下规定了法院不得强制被告人的近亲属出庭作证,这也是我国近代以来第一次规定了亲属证人特免权。新刑诉法规定特免权的本意是维护伦理道德及家庭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对亲属证人特免权这一制度规定的不完善性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一些消极的后果。本文以新刑诉法中"亲属证人特免权制度"的相关条款为对象,试图探究其实质及缺陷。     

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

在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背景下,在现代刑事司法追求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兼顾的背景下,在我国公民权利意识与程序意识越来越成熟的背景下,在我国社会对司法公正与正义的渴求越来越强烈的背景下,如何让我国的侦查讯问走向"法治化"是一项必须且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域外侦查讯问对我国的启示是:以权利制约权力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一种内在规律,程序法中法律规则立法之细致严密是侦查讯问法治化的重要条件。但是,规则之治也存在一定的局限,侦查讯问法治化的实现不仅需要规则之治,也亟需具备其他相关条件。     

论我国鼓励供述机制的建立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新增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和律师介入提前到侦查阶段等条款,保障了犯罪嫌疑人供述的自愿性,同时也给讯问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促进如实供述成为了实践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以此为背景,结合我国打击犯罪的现实需要和国情特点,分析了建立鼓励供述机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提出了具体构想,主要包括增加法定从宽情节、适当扩大刑事和解制度的适用范围、构建中国化的控辩协商制度、借鉴作证豁免制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