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法制中的社会治理——与贸易链接中的人权保护问题

与贸易链接中的人权保护现象反映着国际贸易法制的社会化治理发展趋势。欧美转基因食品贸易争端是这种链接现象的典型案例。通过对此案的分析,可以看出贸易与人权问题在国际法领域内既分立又沟通、既存在冲突也存在协调的可能。面对这种国际法的链接现象,我国必须平衡好遵守国际义务与维护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人权与社会正义——从《另一个“奇迹”：南非经济发展中的低人权成本优势》谈起

在一个共同体(如国家)内,人权问题实质上就是社会正义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在一个低人权的国度里,也即在一个以国民付出"高'人权成本"'为代价得到维持与发展的国度里,也一定充满不公与不义,一定充满国民的辛酸血泪与屈辱哀怨.因为在现代民主国家的宪法所规定与确认的那些基本人权得不到真正维护与保障的地方,也一定是国民的各种权利以及与这些权利相关的基本利益备受损害的地方.国民人权的高程度被损害,在一些国家里被转化为权力与资本的"低'人权成本"'发展优势.这种低人权发展模式是难以持久的,它真正需要修正的是主导这种模式的权力本身,即对一元化权力进行有效限制,直到使之不可能再对人权进行损害,并承担起维护人权的责任.     

维护国权 反对霸权

国权即一国之主权。国家主权是个体人权的集中体现和根本保障。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没有国权 ,谈何人权”。国权代表和维系着一国公民的共同利益。任何国家都以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 ,这就决定了个人人权、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国家主权 ,国家利益。美国以经济为后盾 ,以军事为依托 ,打着民主、人权的旗号 ,为他们推行全球霸权主义寻找理论依据 ,提出所谓“民族国家过时论”、“人权高于主权论”、“主权陈腐论”等等。而美国的人权政策却实行着“双重标准”。维护国家主权 ,反对霸权主义 ,是一个国家独立、主权、尊严、品质、价值的总和 ,也是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作用、形象和威信的统一。     

国际法与国际法治：新问题，新规则，新发展（专题）——控制国际犯罪与尊重基本人权问题探析

在控制国际犯罪的同时注重对人权的保护,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为了保护人权,国际社会将最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为界定为国际犯罪。在控制国际犯罪与尊重基本人权问题上,国家与国际组织都承担了相应的义务与责任。犯有国际罪行的个人,也必须承担有关责任。     

“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的海外利益拓展与维护

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中国的海外利益也将会出现巨大的拓展。贸易通道、能源管道、海外投资、公民安全等都是中国海外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地缘政治、国际竞争、非传统安全以及政治法律事件都会成为危害中国海外利益的因素。中国海外利益的维护需要建立科学的评估体系。加强经济、贸易、外交、国防等众多部门的协调。充分利用国际规则。本文意在通过对国家海外利益拓展的内容与风险分析,探索多重渠道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GATT/WTO体制下的国际贸易与童工标准

贸易与人权之议题由来已久,着眼于儿童保护这一领域,即引出童工与贸易之关系这样一个特殊问题。国际法上规制童工问题的法规主要为一系列童工标准,其中的基础性标准因其特殊性和重要性,已具备强行法性质,其他国际法规范不得与之相抵触。GATT/WTO成员方为保护儿童、维护童工标准,完全有权依据相关法规、尤其是GATT第20条,采取合理且适当的贸易限制措施。但解决国际贸易与童工标准冲突问题的有效途径,仍在于建立一套协调整合二者关系的国际法律制度,如引入＂社会条款＂、实施激励机制等。     

试析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及对我国反垄断立法的启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经济贸易领域里各种限制竞争的行为日益突出,很多国家为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寻求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来规制国际垄断行为。我国也应借鉴他国的做法,在即将制定的反垄断法中规定该法的域外适用效力。     

FCTC实施的国际人权法路径——兼论FCTC的实施及面临的困境

FCTC是一部专门规制烟草问题的国际公约,其宗旨和最终目的在于实现烟草控制以保护人权,但由于各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利益立场不同、观念差异等方面的原因,使该公约在规范及实施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缺陷。国际人权保护机制为普遍人权提供笼统保护,其必然涉及与烟草相关问题的人权保护。在国际人权体系架构下,国家负有尊重、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义务;同时,国家须证明其在烟草控制方面"渐进实现人权"的正当性;人权条约机构监督人权条约的实施并对涉及人权的烟草问题做出一般性意见与审议意见,这些都可促进FCTC的实施及目标的实现。     

人权保护对国际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影响

未成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发展深受人权保护思潮的影响.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父母共同责任原则、父母首要责任原则、社会广泛支持和公力救济原则反映了各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的潮流.人权思想同时也对国际监护的冲突法产生了重要影响,人权因素在具体的国际司法适用中也存在限制.     

国际人权问题及其在发展中国家的实践

人权问题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问题。战后，发展中国家根据自身的国情和利益需要，赋予人权以新的内容，形成了与西方国家人权观不同的特点，而赋予人权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内涵，是发展中国家实践人权的根本所在。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人权，维护和实行社会主义人权。中国坚持尊重主权与不干涉内政的国际法的基本原则，积极谋求现代国际人权的实现     

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机制

利益表达在政治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通过对我国利益表达机制现状的分析,提出利益表达机制的构建,随着社会转型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即"国家--中间层组织--市场"的三元架构.在改良原有体制内利益表达渠道的同时,要大力度培育社会中间层组织,起到利益表达的桥梁作用;同时要发挥党的基层组织这个庞大的社会资源,打造一个基层利益表达信息化网络平台,通畅利益表达渠道,实现"党始终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承诺.     

中国海外利益研究的历程、现状与前瞻

本文剖析海外利益概念,围绕贸易、投资、金融、原材料和国际制度等方面概括中国海外利益的内容,评析相关国内外研究。中国决策者已经明确意识到海外利益的重要性,但相关战略框架尚未确立,国家利益观念尚需创新,相关战略手段尚需丰富,甚至中国海外利益的评估尚未开展,迄今尚缺乏中国海外利益的系统性论述,国内外学界对海外利益的内涵外延、定量评估和战略谋划的系统研究均有待加强。未来相关研究应重点关注如下议题：国家利益观念的变革,英美日维护与拓展海外利益的历史经验,中美日海外利益结构的比较分析,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定量研究,中国海外利益维护与拓展的战略框架。     

大国战略和国际责任:以“和谐世界”为例

承担国际责任是体系中的大国必须要履行的国际义务。履行国际责任,可以有效改善国家形象,有利于话语权的获得与提升,进而更好维护国家利益。中国在对外政策执行过程中始终坚持了"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环境五个层面都较好履行了大国责任。从这个角度进行评价,"和谐世界"对于中国国际形象的改善,更好维护中国不断增长的国家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国家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的重合与排异——兼论中国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

国际恐怖主义与国际反恐斗争引起国际关系的急剧变化和大国关系的调整.大国关系的调整及缓和源于大国安全观念的变化.尽管中国国家安全利益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利益之间存在一些分歧,但也有较多利益交汇与重合.这为中国外交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活动空间,也为中国积累了新的外交资源.中国可着力于外交空间的开辟和外交资源的利用,扩大"两个利益"间的共同点,同时,缩小并弥合分歧,从根本上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警察武力之“善法良治”——论警察武力权与人权的价值冲突及基本调适原则

警察武力权具有国权、职权和自卫权三种属性。它承载着警察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保护人权三重价值和三种职能。但警察武力权与人权也存在价值冲突:当警察行使武力权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和广大社会成员的人权以及警察自身人权时,势必或可能威胁、缩减、剥夺违法犯罪行为人以及其他在场人的一定权利和自由,甚至剥夺他们的健康权和生命权。为调适这种冲突,国际社会通过确立"正当目的、相称、替代和克减、正当程序"四项基本原则制导警察武力权限和行使规则的设定。与国际社会大致相当,中国警察武力立法中的基本原则是"正当目的、必要且有限度地使用武力、层级性和严格遵守法定程序"。     

跨国公司人权责任研究——人权法新发展及中国的应对机制

跨国公司作为私的行为主体，是否应当承担国际人权责任，成为尚无普遍共识的议题。在民族国家并存的国际社会结构体系内，基于人权目的，由跨国公司母国及东道国对跨国公司的人权违反行为实施防范或惩处行动，被设定为最佳模式。在构建政府主导模式的同时，我国应充分培育和发挥民间人权力量，推动跨国公司尊重和保护人权。     

我国刑事损害补偿制度的价值追问

在国际人权运动的影响下 ,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确立了刑事损害补偿制度 ,联合国于 1985年 11月 2 9日通过的《公正对待因犯罪和滥用权力而受害的被害人的基本原则宣言》中也规定了由国家补偿被害人的原则。我国作为世界人权保障运动的积极拥护者 ,无论是从犯罪被害人利益出发 ,还是从维护国家法制的有效实施着眼 ,抑或是从保证社会长治久安的大局考量 ,都应该将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被害人补偿制度提到议事日程 ,这对于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寻求一种被害人利益、被告人利益和国家利益三者之间的和谐共存状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国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与国际人权话语权的提升——以人权理事会特别程序为例

国际人权话语权是一国通过人权话语在国际社会展现人权观点、进行人权监督、实现人权主张,并以此影响全球人权价值和国际人权秩序的综合实力。随着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国际人权话语来影响人权发展的国际战略、规则和实施机制,从而发挥引领作用。中国以生存权和发展权为核心的国际人权话语,代表了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国家的人权观念,补充和丰富了现有国际人权话语的内容和理念。中国提升国际人权话语权,不仅需要加强国际交流与宣传,更需要通过国际组织的相关制度安排予以落实和保障。作为最早建立的、最具影响力的联合国人权机制之一,特别程序在构建和实施国际人权话语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在实践中,中国利用特别程序不仅推进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平等保障,推动了联合国人权机制的改革,而且还促进了发展权在联合国人权框架下的实施,以及"以发展促人权"等人权保障模式及其理念的传播及影响力。随着全球治理的深入发展以及人权主流化的推动,特别程序作为话语平台的作用日益凸显。面对人权问题全球化、国际组织碎片化和单边主义的挑战,中国应在坚持一贯人权立场的基础上,担当促进世界人权发展的责任,深度参与联合国人权机制运行和制度构建,强化与特别程序等机制的合作,增进联合国组织的人权职能,在国际人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     

国权:邓小平人权观的新视角

“国权”是邓小平晚年在思考我国的国际战略问题上提出的新概念,主要包含了三重重要的思想:其一:国权是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结合基础上的国家利益。国家主权是国权的基础和前提,国家利益是国权的核心和目标。其二,国权高于主权。“国权”是指在认识人权时必须以有利于维护国家     

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国家经济利益

中国加入WTO后,伴随着进出口贸易大量增长的同时,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也在不断增多,中国进入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的高发期,在贸易自由化浪潮的今天,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成为贸易保护主义“合法”限制进口的尚方宝剑。我国正面临贸易争端解决的重大挑战。WTO争端解决机制被公认为是整个WTO体制中最具有核心作用的机制,成为各成员国解决国际贸易摩擦和争端最为有效的机制,如何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维护自身利益,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