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开门立法”时代——向民众打开立法之门

所谓开门立法，即在立法过程中坚持走群众路线，让群众积极参与，实现立法民主化，我国《立法法》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只有通过民主程序选任立法机关并遵循民主的立法程序制定出的法律，才能成为代表最广大人民意志和利益的社会“公器”。因此，推行一种民主化的开门立法程序，对于国家的法治建设有着正本清源的重大意义。     

行政公开原则之价值分析

行政公开是现代社会民主的标志之一,也是现代行政的应有内涵,本文从“法律资源”、“行政权 在三权分立下的运作”以及“经济、政治的成本及利益分析”等三个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对行政公开原则的价值作了初步探讨,以期有助于推动我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立法听证：民主立法的重要手段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推进，从“闭立法”到“开门立法”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近年来，立法听证在各地日渐升温，逐渐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生活尤其是立法民主化进程中的普遍事件。“听证”正在从一个学术名词，转变成为中国的法治实践。     

西部大开发给律师发展带来的机遇

西部地区法律服务市场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以后，无论是法律服务市场总量方面，还是法律服务需求类型方面，均会有重大变化。西部大开发所产生的巨大的法律服务空间，吸引了加拿大以及我国香港、北京等地律师同行以建分所等形式登陆西部，积极拓展业务空间，扩大其市场占有份额。总体而言，近１０年的西部开发将给律师带来以下机遇。 ──法律顾问需求日增，顾问职能将有质的变革。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与美国的“西进运动”不一样，后者是企业主自发的行为，最根本的动力是利益所驱；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行为，是政府为实…     

论陪审制度的民主性

陪审制度是司法民主化的结果 ,尽管两大法系的陪审制度存在许多差异 ,但把陪审制度的民主性作为实行陪审制度的最主要的理由却是共同的。陪审制度存在的基础是民主理念 ,即让公民直接参与司法。陪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的动因是实现司法民主 ,陪审制度的内容体现了民主的机理。我国陪审制度在实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实质上是陪审制度的民主程度的问题 ,改革和完善我国陪审制度就是要强化陪审制度的民主性。     

浅谈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机制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公民意识作为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的内在精神动力,鉴于公民意识的欠缺阻碍着中国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现代公民意识是一个多维度概念,法律意识属于公民意识的维度之一是完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导向.通过对我国公民法律意识现状的研究发现,我国公民较改革开放初期已有较大的提高但是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分析影响公民法律意识的因素及对策提高公民法律素质尤其是法律意识是一项重要任务.     

浅析中国农村教育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文化建设的影响

对民主的追求是政治发展的根本趋向,衡量一个社会的政治进步与否人们首先选择的目标是考察该社会的民主化的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主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对民主政治发展的研究也随着我国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越来越热,学者,大家多从制度层面研究我国政治民主建设,笔者在本文中从教育的视角来讨论基层民主政治文化建设情况。本文认为,民主政治建设,除了在制度上予以保障外,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主体的素质,即主体的政治文化素养也影响着社会的民主化进程。     

“良法”时代离我们有多远（下）

加强民主实效,推进公众立法1996年,一位法律工作者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尖锐地批评说:在我国,立法如同生产产品,法律由有关政府部门组织起草,绝大多数未经社会酝酿和民众的参与,而是按部门的模型“浇铸”出坯件,然后由国务院常务会议“检验合格”,最后由全国人大“批发出厂”。这封来信虽然不无偏激,却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公众远离立法、民意体现不足的现实。现代法治意义上的立法活动,应当是公意的汇集和提升过程,而立法民主化,正是保证立法质量的重要砝码。在我国近年来的立法实践中,开门立法的实验开始替代闭门立法的惯例,立法民主化逐…     

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与现实——证明标准问题上的一种相对合理主义观点

目前刑事诉讼法学界在证明标准问题上存在“客观真实”与“法律直实”的争论。其实，这一对法律概念蕴含着证明理念、证明程度和证明要求这样三个层面的涵义，我们可以从这三个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客观真实说”与“法律真实说”的对立。刑事诉讼中应当确立法律真实的证明理念，客观真实的证明程度是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境界，兼采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是我国刑事司法的现实选择。在刑事司法上坚持相对合理主义，有助于缓解刑事诉讼证明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     

对“软法是不是法”之讨论的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软法现象日益受到法学界的关注.“不是应该将软法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成为学术界争议的焦点.根据传统的国家法概念,软法因为不具有国家强制力而被排斥在法学研究领域之外.但是,全球化、民主化和信息化的社会发展态势却预示着“法治国”理念下软法对于建设民主法治,促进公域之治由国家管理模式向公共治理模式转型的重要性.于是,“我国的学术界应该如何对待软法”逐渐成为一个意义重大的问题.     

新中国论: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新中国”的诠释

11世纪初,北宋石介曾撰“中国论”一文,以诠释“中国”这个概念的思想意涵.千年以降,在“新中国”作为一个基石性概念逐渐饱满起来的21世纪初,亦应当有“新中国论”予以系统性地诠释.从法理学的角度来看,“新中国”主要指代了一种新的文明秩序,这种新的文明秩序的特质,及其与旧中国所指代的文明秩序之间的差异,可以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所包含的五个要素来描述.其中,强调“依法治国”的新中国不同于强调“以孝治天下”的旧中国,主张“执法为民”的新中国不同于主张“固本为君”的旧中国,偏好“公平正义”的新中国不同于偏好“尊卑责贱”的旧中国.此外,“服务大局”和“党的领导”两个要素,亦可以描述“新中国”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秩序的两个重要维度.概而言之,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有助于阐释“新中国”的理论内涵,可以支撑一种“新中国论”.     

论先秦法家的价值体系

法家的政治理论,包括法、术、势三大方面。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韩非作了批判总结,提出了君、势、法、术相结合的系统理论。势,指君主的权势、权力;法,指由君主统一公布施行的法律、法令;术,指君主的统治术。三者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价值,但＂皆帝王之具也＂,都是君主权力的表现,也是维护君主权力的工具。在法家的价值体系中,＂君主＂是＂神圣＂的化身,＂权势＂是＂胜众＂的资本,＂法制＂是治世的法宝,＂术数＂是御臣的工具。君主处于最高的价值层次,居于主体地位,而作为＂帝王之具＂的势、法、术则属于较低的价值层次。或者说,君主是＂目的性＂价值,势、法、术是＂工具性＂价值。法家价值体系的逻辑结构为：君←势（权）←法←术。     

论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时代条件简

本文认为,一个国家现代行政法的客现存在是该国行政法开展理论研究的时代前提,而现代行政法的创制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国家实行以“依法行政”为核心的“法治”方略;二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的双方即行政主体和外部行政相对人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地位.纵现我国自辛亥革命以来所历经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建立后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分水岭的前后阶段等各个时期,“法治”理念是在曲折中得以不断提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独立资格地位也在不断发展,但中国现代行政法及以其为研究对象的中国行政法理论研究的成熟期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     

法家的法治主义：历史话语与当代使命

从《史记》到《四库全书》,法家学派的法治主义主张蒙受了众多史家的非难与谴责;近现代以来,法家的法治主义又遭受了来自西方的＂实质法治主义＂学说的侵袭。其实,法家的＂以法治国＂、＂严刑峻法＂等政治法律思想是中国原生态法治概念,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法治的本土资源。在当今多元政治思潮并立、社会经济充满激烈竞争的新战国时代及严峻的中国现实问题面前,法家的法治主义主张不失为当今中国法治建设道路的一种选择。     

中国‘三同时’环境法律制度需要改良

一、‘三同时’环境法律制度的发展特点 在中国众多的环境法律制度中有一项颇为独特的制度，即‘三同时’‘三同时’制度指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其他的制度如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费、排污许可证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外类似制度的借鉴。而‘三同时’系中国原创的特有的环境法律制度。     

确实发生了误读——与李昌庚先生商榷

从经济法、民商法、行政法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入手,探讨在市场经济建立过程中经济法、民商法和行政法所扮演的角色,并论证“转轨经济法”提出的客观现实社会经济基础,对反驳“转轨经济法”的观点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正本清源,明确“转轨经济法”之所以在中国现阶段取代“市场经济法”来构建中国市场经济的原因。     

试论我国社会法的基本范畴

社会法,是指调整国家和人民之间社会给付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社会法是在社会保障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超越了社会保障法的给付模式和给付水平。社会法在性质上属于公法,并且以社会给付为核心。我国社会法的体系宜分为“社会预防制度”、“社会扶助制度”、“社会促进制度”与“社会补偿制度”四大板块,这四大板块与社会给付程序法及社会救济法构成了一个有机的社会法体系。它们在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公正上发挥着相互衔接、互相补充的功能,并形成一张安全网,保障个人在遭受各种风险时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律令关系、礼刑关系与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中华法系特征的法律渊源角度考察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的"律令制"架构,是认识中华法系特征的关键。一般认为这一架构至唐代才正式形成。其实,这一体系特征大致萌芽于战国时代,秦汉时代已初步成形,至两晋基本确定。所谓律令制体系,其要害特征在于律令间的特定关系。律为主(正),令为辅(副);律为刑罪法,令为政导法;律为稳固少变之法,令为因时修订之法。二者间这种关系,正好体现了中华法系的礼刑关系构思,也大致体现了古代中国政法模式的一般特征。通过对古代中国历代律令关系变化历程的考察,总结了律令制法律体系演进的四个阶段及其主要阶段性特征,并就中华法系律令制架构特征及"礼乐政刑"综合为治模式特征做了进一步阐发。     

判例法的“溯及力困境”及其制度性克服

＂奥斯丁困境＂的起因是法官在司法过程中适用社会规范引起的合法性问题。＂奥斯丁困境＂的提问方式及其问题可以转化为：通过什么样的判例法上的制度性操作能够缓解＂溯及力困境＂并达成司法判决的公正性。德沃金和哈特关于＂社会规则理论＂的争论使我们认识到社会命题在决定判例法规则方面的重要性,而普通法已经发展起来的司法基本原则、标准、推理模式和制度性原则则为＂溯及力困境＂及判决的公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实践上的保障。     

儒家的自然法思想

中华法系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以天理为其评价社会规范的最高准则,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融入其中,认为"礼治"是社会治理的最佳手段。这种"天理"观是自然法思想的表现。礼是自然法的现实化,而贯穿在这种社会治理思想中的是一种朴素的"民本主义"。虽然这种自然法思想的发展不能和西欧自然法思想的发展相提并论,但确实起到了抑制"人治"恣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