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赔偿诉讼有关问题

行政赔偿诉讼有关问题喻良新一、行政赔偿诉讼的两种模式行政诉讼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单独就损害赔偿提出请求，应当先由行政机关解决。对行政机关的处理不服，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法第三十六条至第三十九条规定了提起行政诉讼的两...     

正确发挥刑事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作用

刑事被害人是刑事案件中遭受到犯罪行为直接侵害、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分别在第４０条、第８４条、第８８条、第１４５条、第１５５条及第１８２条等多处以法律条文形式固定了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为了加强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的诉讼地位从诉讼参与人上升为“当事人”，在公诉案件中被赋予以提出抗诉权、上诉权，允许当庭向证人、被告人发问，提出诉讼主张等权利。这是我国刑事诉讼立法的一大突破，也是与刑事被害人在公诉案件中的特殊身份相适应的。在公诉案件中，人民检察院代表…     

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续）

美国统一有限合伙法（续）第十章派生诉讼第１００１条诉讼权利有限合伙人可以基于有限合伙的权利求得对有限合伙有利的判决，如果有此权为行为的普通合伙人拒绝提起诉讼或者敦促这些普通合伙人提起诉讼的努力很可能不会成功的话．第１００２条正当原告在派生诉讼中，原告...     

刑事诉讼当庭认证之浅见

随着庭审方式改革的大力推进，更清楚地显示出诉讼目的的实现，均依赖于诉讼证据。庭审中的举证、质证、认证这三个环节乃是庭审改革的核心。修正后的刑诉法对举证、质证在第４７条，第１５６条、第１５７条分别作了规定。而对认证刑诉法尚无明确规定，目前在司法界不仅认...     

浅谈律师如何做好刑事诉讼代理工作

浅谈律师如何做好刑事诉讼代理工作张月满陈玉琳根据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３２条、第４０条、第４１条的有关规定，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律师是诉讼代理人的重要范围之一。据此，从事刑事诉讼代理工作是律师今后工作的...     

公证涉诉中公证书证据效力类型分析

现行《公证法》已将有关公证的诉讼纳入民事诉讼范畴。在现实的诉讼中，涉及到公证的诉讼在诉讼形态上来看，从范围上，包括涉及公证书的诉讼与涉及公证活动中公证机构的各种公证行为的诉讼：在诉讼标的或质证标的上，包括公证书或公证行为直接成为诉争标的与非直接成为诉争标的。为方便起见，本文将“公证涉诉”概括定义为指对于公证行为的诉讼行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七条与《公证法》第三十六条均对公证证明的证据效力分别作出了规定。     

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

196 2年 5月 16日 (昭和 37年 5月 16日法律第 139号 )颁布2 0 0 4年 6月 9日 (平成 16年 6月 9日法律第 83号 )修订目　录第一章　总则 (第 1条至第 7条 )第二章　抗告诉讼第一节　撤销诉讼 (第 8条至第 35条 )第二节　其他抗告诉讼 (第 36条至第 38条 )第三章　当事人诉讼 (第 39条至第 4 1条 )第四章　民众诉讼及机关诉讼 (第 4 2条至第 4 3条 )第五章　补则 (第 4 4条至 4 6条 )附则说明 :○标记为在原条款基础加以修订的条款 ;●标记为新追加的条款第一章　总则(本法的宗旨 )第 1条　有关行政案件诉讼 ,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 ,以本法…     

论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起诉主体——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之不足及完善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确立了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但对起诉主体范围之界定不够科学，且未对起诉主体顺位作出安排。在起诉主体范围方面，检察院在个人信息权益保护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应予以保留；“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过于狭窄，其他旨在保护个人信息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也应享有起诉资格，从立法协调性角度考虑并与首次确定了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民诉法》第58条第1款保持一致，应将“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改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作为行政机关的国家网信部门不适宜提起诉讼，也不拥有确定起诉主体之权力，故应删除“由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之表述。在起诉主体顺位方面，《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将检察院列于首位，这一做法与《民诉法》第58条以及《检察公益诉讼解释》第13条之规定不符，也与检察实践之具体做法相悖；应遵循检察谦抑性之要求，坚持“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第一顺位、检察院第二顺位之起诉主体安排；且检察院在提起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之前均应履行诉前公告程序；在独立的个人信息保护民事公益诉讼与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之间，检察院应作何选择或会作何选择，值得关注。     

妨害司法犯罪的界限与认定

妨害司法犯罪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严重影响了诉讼活动的正常进行。刑法第305条、306条、307条第1款分别规定了伪证罪、辩护人、诉讼代理     

刍议宪法诉讼——兼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犯公民受教育权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答复

宪法诉讼是指因公民的宪法权利被侵害而提起的诉讼。从狭义上讲，宪法诉讼是指公民个人认为某个法律、法规侵害了自己的宪法权利，而向法院提出控诉，要求审查其合宪性的一种制度；从广义上讲，宪法诉讼是指公民认为自己的宪法权利受到他人侵害，而以该宪法条文为依据向法院起诉，要求侵权人承担债权责任的制度。在我国，根据现行《宪法》第６２条、第６７条的规定，狭义上的宪法诉讼作为宪法监督的一种形式，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实施，不存在个人对违宪法律、法规控诉的问题。因此，本文所指宪法诉讼仅指广义上的宪法诉讼。综观世界，…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中犯罪人有罪证明中的相关问题

《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第15条明确了辩论制原则,但其存在一定的负面效果。该法第86条的证据收集规则使有悖于指控倾向的事实材料、非国家机关性质诉讼参与人取得的鉴定结论及专家结论一律无法归入案卷。这打破了审前诉讼阶段的控辩平等,违背了刑诉法,最终导致了案件客观真相难以查明的后果。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对强制证人到庭例外规定的思考——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一款规定＂经人民法院通知,证人没有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人民法院可以强制其到庭,但是被告人的配偶、父母、子女除外。＂这一规定并未赋予特定亲属拒绝作证权。《刑事诉讼法》一方面要求被告人的上述亲属必须提供相关证言,同时又允许这些特定亲属拒绝出庭,实际上是以维护家庭关系之名,严重妨害了被告人的对质权,有必要以法治国家通行的亲属拒绝作证权取代强制证人到庭例外规定。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完善——从被害人民事权益保障视角的思考

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全面承袭了1979年《刑诉法》的相应规定,在刑事司法审判中已经明显不适应对于被害人权利保护的需要。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在程序上应当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被害人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反诉;撤回公诉以后附带民事诉讼的处理等等问题进行完善。在完善相应程序制度的方式上,应当通过立法修改的方式进行,而不是采用现行司法解释的方式。     

论不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用三个不同的概念对不追究刑事责任作了规定。《刑事诉讼法》第16条所规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可分为三种情形,但《刑法》第201条第4款中规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并未归属其中。现行刑事立法在不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中概念不统一,《刑法》在规定不追究刑事责任方面不当缺位,已有的规定也较为粗糙,《刑事诉讼法》缺乏特赦令执行的程序规定,我们有必要完善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刑事立法规定。     

德国刑事司法实践中证人拒绝作证的新发展——从两个案例出发

中国学界近年一直激烈讨论外国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其中包括德国刑事诉讼法中的证据禁止制度。对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的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和第52条至第54条规定的拒绝作证权的讨论尤为激烈,纷纷主张在中国建立相应的刑事诉讼制度规范,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证人的权益。德国法判例表明,违背不得自证其罪原则将导致德国法上的证据使用禁止。另外,德国法庭审判强调直接审理原则,其中调查程序中的笔录不可以作为证据在法庭审判中宣读,甚至对于传闻证据——调查程序中进行审讯的警察和检察官——也不可以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Private prosecution in Singapore: understanding locus standi and measures in place to minimise abuse

In Singapore, as is the case with other commonwealth countries, the general rule is that once any offence has been committed, it is for the state to prosecute the alleged offender. This explains why Article 35(8) of the Constitution provides that ‘[t]he Attorney-General shall have power, exercisable at his discretion, to institute, conduct or discontinue any proceedings for any offence’. Article 35(8) is reinforced by section 11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Attorney-General shall be the Public Prosecutor and shall have the control and direction of criminal prosecutions and proceedings under this Code or any other written law’. However, as is the case with other commonwealth countries, the public prosecutor in Singapore does not have an exclusive right to prosecute. In some circumstances other government agencies or private individuals may institute and have instituted prosecutions. The purpose of this article is to discuss the issues of locus standi to institute a private prosecution and the measures in place in Singapore to minimise abusing the right to institute a private prosecution. In discussing these issues, the author, where necessary, compares the Singapore position with that of other commonwealth jurisdictions and makes recommendations on how legislation could be amended in Singapore to address some of the challenges.     

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对诉讼效率价值的坚持与完善

诉讼效率是《刑事诉讼法》应始终追求的重要价值,诉讼效率应当包括"效益"和"速率"两层含义。其中的效益是指通过诉讼程序办理的案件质量较高、结果合理,强调效益有利于司法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良好统一;而速率是指遵循诉讼程序使得刑事案件处理较快、过程迅速,强调速率有利于对司法资源的合理调配和充分利用。但效益和速率并不能完全地同步实现,任何诉讼程序都可能向其中一者倾斜而忽略另一者,尤其是忽略对效益的追求。同样地,新《刑事诉讼法》特别程序也应当尽力保持这两者间的平衡,通过一定制度设定弥补因速率带来的效益损失。     

关于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基本方向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具有构造特征不够彰显、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特点,因此,修改刑事诉讼法应当优先确立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和审判中立三个目标。本文就控审分离、控辩平等、审判中立原则的基本内涵、我国刑事诉讼程序违反它们的表现及其原因等逐一进行了剖析,并针对诉讼机制存在的缺陷,提出了修改刑事诉讼法所应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No. 231-V of July 4, 2014 (with 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as of November 24, 2015)

This issue contains translated Articles 179-363 of the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of the Republic of Kazakhstan, which define pretrial investigation and criminal proceedings in the trial-level cour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