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警察行政职权配置若干问题探讨

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关系复杂,矛盾凸显。如何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已经成为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警察作为维护社会治安的最主要力量,其权力的配置和行使,不仅关系到能否为和谐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也关系到政府执政为民的形象。警察行政职权作为警察权的一种具体形态,其具体权力的配置除应考虑社会转型期特有的治安问题外,还必须符合警察权配置的一般规律,符合法治理念下警察权配置的一般原则。实现警察行政职权的法定方式有多种,其中尤以治安处罚权、约束权和扣押权与公民人身权关系重大,对其权力配置中的问题与完善进行探讨十分必要。     

我国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研究

我国警察的职务负担日益加重,警察权存在许多亟待改善之处,其中之一就是警察权与公民权存在混淆。这种混淆主要有公民权利公化和警察权力私化两种表现,导致了诸如治安法规空置、警察服务职权过分扩张等危害。警察权与公民权混淆的深层次原因在于警察权的配置存在问题,主要由于警察权配置的价值取向偏重社会秩序管理,以及国家配置警察权时过分强调警察的服务职能。为了明确警察权与公民权的边界,要以警察权配置的视角从多个渠道解决问题。用法律手段区分,加强立法科学性;从思想观念上区分,明确警察角色定位;通过主体区分,使警察权真正由警察履行,公民权切实为群众拥有。     

论我国治安警察权的扩张——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为视角

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秩序的良好维护对治安警察权提出了许多新的、更高的要求。为适应这种要求,就必然引发警察权的适当扩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制定、实施较为清晰的反应了此种扩张趋势以及所扩张的具体的治安警察权的内容。一、治安警察权的扩张在一定历史时期是一种趋势警察国——法治国——文化国,历来被认为是一种国家民主、法治进程的发展趋势,也正是基于此种观念,许多人恐惧警察权力的适度扩张,似乎警察权力的扩张就是一种可怕的倒退。其实,完全不必要有此担心。第一,没有根据社会需要而适度扩张的治安警察…     

警察权与公民权动态平衡：警察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

在警察法学研究中，警察权和公民权是一对范畴，两者之间往往处于“难舍难分”的矛盾之中。为了有效解决警察法学研究中的“二元悖论”，我们必须改变以往仅仅关注警察权或公民权的单一主体方法论视角，将警察权与公民权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形成警察权与公民权双重保障的思维范式，从而达致警察权与公民权动态平衡。因此，权力与权利的动态平衡理论和方法论，为警察法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突破口，成为警察法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     

试论我国警察权的社会回归

从治理理论分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新型关系,得出警察权是国家公权力与民众博弈的结果,在此基础上探讨警察权与警察职能的关系,强调新形势下警察职能的转变,从而推导出警察权的“四化”走向。将治理理论运用于法学领域, 在国内外尚属创新,不仅是法学理论上的进步,也极具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和谐社会视野下的民主政治建设与警察权的正确行使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凸显了警察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警察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警察职能的发挥、警察权的行使及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影响等一系列理论问题需要我们探讨,其中民主政治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而民主政治建设与警察及警察权的行使密切相关,主要表现为：警察是国家民主政治的体现,是民主政治的促进和保障力量;建立法治型警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警察执法权威的法律保障探微

良好的治安秩序依赖于警察权威,而现代警察的权威植根于警察的执法过程中。愈益严重的袭警事件之所以受到理论界和实际部门的普遍关注,就是因为其严重地弱化了警察的执法权威。实现警务法治化不能通过弱化警察执法权力和治安控制职能来实现,更不能以牺牲警察合法权益来换取。法条原则规定与司法实践操作的背离,更使得袭警违法犯罪行为与立法保护之间凸显法律真空。警务活动缺乏足够立法保障、对于袭警行为惩戒不足、袭警违法犯罪成本过低,已成为违法犯罪行为人缺乏法律敬畏、肆意侵犯警察合法权益难以推卸的主要原因。不能简单用"警察权弱化"或"警察权强化"来评判设立袭警罪的必要性,最合理的解释是限权与扩权并重,使得警察权的赋予与使用更加规范。当前应当制定覆盖警察执法各个环节的严密警察法律规范体系,为警察权力的滥用筑起牢固的篱笆,为警察正当的执法行为提供坚实的基础。     

论我国警察权力的属性和类别——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一

警察权力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政治权力。我国警察权具有四种属性:即政治性、行政性、司法性和军事性。多角度对警察权力进行分析,我国警察权力的类别有:抽象警察权与具体警察权,一般警察权与特别警察权,普通警察权与专属警察权,行政型、刑事(司法)型与军事型警察权,羁束型警察权与自由裁量型警察权,警察组织行使的警察权与警察个人行使的警察权,中央警察权与地方警察权,集中型警察权与分散(自治)型警察权,常态警察权与紧急状态下的警察权,公开型警察权与秘密型警察权。不从多角度对警察权力进行分析,就难以科学地认识警察权力,也难以合理地配置和研究警察权力。     

公安队伍管理与警察职业化探讨

我国公安机关是行使我国警察权的主要机关。有学者认为,警察权(指公安机关)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警察权是指国家赋予公安机关的一切权力,包括履行警察刑事职能和行政管理职能中所运用的一切权力;狭义的警察权,仅指国家赋予公安机关在进行公安行政管理过程中所运用的权力,即警察行政权。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警察权是警察行政权与警察刑事职权的统一。我国公安机关行使警察权的目的,是确保国家政治稳定,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保障百姓安居乐业。而警察权的行使,又依靠着公安机关这支强大的队伍,是以警察为主体。所以,公…     

警察权能的本体解析

警察权能是警察机关在履行职务时所实际生成的法律能力,也就是理论警察权的实现当量。决定警察权能的有法律授权、警察素质、警务装备和运行机制四大要素。作为一种系统生成能力,警察权能诸因素中的任何一项的品质,都会对整个警察权能的强弱优劣产生显著影响。要高度警惕警察权的异化,努力促使警察权能各个要素之间的匹配耦合与整体联动,确保其不可逆转地转换成优质强劲的警察权能,从而彰显巨大的法治力量。     

应急警察权的提出、缺陷与规制问题研究

应急警察权是国家紧急权的重要形式。应急警察权的提出，不仅回应了应急处置对“法外权力”的客观需求，还意味着通过应急警察权法制确立警察应急的经验法则和实现权力、权利在应急状态下的重新分配，从而既体现应急的特殊性，又尽量避免以应急之名破坏法治。目前我国应急警察权在立法上存在内容欠缺、权利保护不足的问题；在实践中存在随意创设应急警察措施、应急警察权由非警察主体行使、不符合比例原则、应急治理过分依赖警察强制权等缺陷，建议重构应急警察权的配置体系、清晰划定应急警察职权范围，建立应急警察权监督制约和公民权利保障机制，构建应急警察权规制体系。     

试论警察权的人权保障职能

我国《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表明,保障人权已经成为国家的基本义务,任何一项国家权力都不得侵犯人权并应以保障和推动人权为目的。警察权是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一项重要权力,在我国主要由公安机关行使(基于此,本文所称警察权指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权)。警察权的基本职能是维护秩序和保障人权,维护秩序的根本目的在于保障人权,所谓“权力的理性在于确保权利”说的就是这一点。如果警察权行使中抛弃或忽视人权保障,片面强调维护秩序,警察执法就会迷失方向,就会成为一柄失去控制的双刃剑,随时可能伤及无辜。因此,…     

“公安主体”外延辨析

笔者对于将“公安主体”的外延扩大至治保会、治安联防队、保安服务公司、护厂队、护校队等群众性社会治安力量持有异议。从“公安”的含义辨析,公安主体作为我国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包括群众性社会治安组织;在哲学认识范畴,群众性治安力量作为公安主体的地位仍是不确定的;从公安学基础理论关于公安主体的系列概念辨析,狭义的公安主体仅指公安机关,广义的公安主体也只能限制在国家警察力量以内,故群众性社会治安力量不能作为公安主体。     

建设民主警察体制:我们向法治国家学习什么

建设民主警察体制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体治国家的题中之义 ,对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在建设民主警察体制的进程中 ,以当今世界法治国家警察体制为参照 ,我国警察体制改革的战略目标应该是 :一、对警察机关的人身处置权进行司法改造 ;二、逐步实行治安警察和司法警察两警分设 ;三、在警察机关实行文职制度 ;四、科学界定警察机关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的位阶 ;五、发展私人侦探等民间警察力量     

战争环境对中国警察近代化的遏制

近代中国的战争令整个国家一直缺乏稳定和平的常态环境,警察近代化严重受阻。首先,战争使国家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依附于国家主权的警察权遂也极度分散,非但在实际运用中难以统一,即在组织形式上亦无法取得一致。其次,长期的战争令警察机关成为维持治安的配角。再次,战争环境强化了军警的趋同。     

论警察权产生与形成的基础

在社会的政治权力体系中,国家权力处于最高的位置;国家权力的结构和分工,自从国家产生就已经存在。从国家权力的运行结构来看,除了有纵向的权力分工外,为了实现国家职能,存在着横向的各种权力及职权的划分。警察权作为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和分设形态,它伴随着国家警察职能的确立、警察机构的设置以及警察法制的建立而形成。国家权力结构与分工的理论,是警察权产生的理论基础。我国宪法确认的人民权力及其理论,是我国警察权形成的事实基础和重要理论基础;国家机构设置和警察组织形式的构建,以及警察法体系的形成,是警察权形成的法治基础。     

我国警察权力配置的现状、问题与原因——警察权力专题研究之二

广义的警察权是指国家设立、训练、调配、指挥和监督警察机关(构)、警察力量和警务工作的权力;狭义的警察权则指警察机关(构)和人员依法从事警务工作的权力。警察权力配置,即将警察权力按照一定标准设定、分配、安排和调整,以满足国家维护社会治安需要的过程。我国警察权力配置的现状和问题是:权力主体混乱,权力本体混淆,权力手段不完备、保障不充分,警察权及其配置的法律依据不足,从而导致警察权力错位、权力交叉、权力倒置和权力缺位等缺陷;其原因,包括对警察权的性质认识模糊、范围不清和分类简单等理论认识上的原因,以及由于历史承袭、前苏联的影响和国内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等制度文化上的原因。     

警察自由裁量权及其正当性

警察自由裁量权是警察权主体依法享有的根据客观情况作出灵活抉择的权力。警察自由裁量权是警察权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是警察权运行和目的实现的必要载体。警察自由裁量权包含丰富的内容,表现出多种样态。警察自由裁量权具有正当性。其正当性的获得除了与一般行政自由裁量权有诸多共性的逻辑和客观基础外,更是源自国家固有权力的警察权与形式法治之间博弈的结果,是警察权价值诉求及其实现法治意义上目的的内在要求,在根本上则来源于社会现实的需要。     

警察权的法律解读——兼谈警察职权的法治意义

警察权力与警察职权之间的关系绝不仅仅是抽象与具体、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从法律角度来看,警察权至少可以分成三种:国家法意义上的警察权、组织法意义上的警察权和职权法意义上的警察权。前两种警察权讲的是警察权力问题,第三种警察权讲的是警察职权问题。两者对警察法治化具有不同的意义。警察职权问题构成了警察法治化的核心,而警察职权立法的完善则具有根本性或基础性的意义。     

民间反扒权利与警察权

民间反扒是利益格局失衡的产物,不能笼统地将民间反扒归入见义勇为的范畴。无论从宪法层面,还是从刑法层面来考量,民间反扒具有正当防卫的特征。民间反扒对现行警察权提出某种潜在的挑战。警方应主动将民间反扒纳入警察反扒体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