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安徽: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视野

安徽省自1996年起已经连续实施了三个“依法治省”规划／纲要，《安徽省“十一五”期间依法治省工作纲要》即将实施完毕。在全省行政区域内如何进一步推进法治建设，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从国家政治制度设计的视野看．“法治安徽”应成为安徽“依法治省”的新的发展阶段。     

“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法治模式关系探讨

“枫桥经验”与中国特色法治模式存在一致性,主要表现在对公权力的警惕与慎用、对人权的尊重与关怀、对正当程序的重视与践行、对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与实践等方面.可从把握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平衡、树立“有限政府”和“公民社会”的理念、构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方面对“枫桥经验”所蕴含的法治理论进行解读.从绍兴市、浙江省和全国其他地方的探索实践看,“枫桥经验”对推进中国特色法治模式的建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必须把握三个方面的关键点:一是法制建设同道德建设相结合,二是对“枫桥经验”以及其他经验的及时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三是加强对群众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培养.     

以"一体化"思维引领应急法治建设

应急法治建设重在提升政府应急能力,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权益。我们不仅要完善相关法律体系,还要加强针对突发事件的应急法治建设。加强突发事件的应急法治建设,应当坚持"一体化"思维,合理调整突发事件中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而打通各环节和要素之间联系和转化的障碍,有效提升政府应急治理能力。     

提升领导干部法治能力应把握的重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的一场深刻革命”“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领导干部作为党和国家事业的“关键少数”,具体行使党的执政权和国家立法权、行政权、监察权、司法权,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对全社会的法治建设具有风向标作用。领导干部只有切实提升法治能力,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带头厉行法治,认认真真讲法治、踏踏实实抓法治,强化法治建设内生动力.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实现法治强国梦的唯一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了,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必须遵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依法治国与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

当前 ,实行依法治国的艰巨之处不在于法制的构建与实施 ,而在于能否彻底清除封建“人治”思想残余 ,形成依法治国的公民意识。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是公民法治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我国政府主导型法治建设模式所决定 ,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如何 ,将对我国的依法治国进程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为此 ,当前领导干部应主要树立四种法治意识 :即法的权威意识、有限权力意识、公民权利本位意识和尊重司法的意识。     

解读:法治"表层化"现象

本文从"人文关怀"的角度,描述了法治"表层化"的症状,剖析了法治"表层化"的成因,最后提出了消除法治"表层化"的对策.只有坚持贯彻"人文关怀"的法治观,才能使法治早日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才能消除中国法治进程中的"表层化"现象,才能使法治在中国由理想变为现实.     

努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法治保障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建设“法治浙江”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浙江的具体实践，作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而发展，必须随着“两创”总战略的推进而推进。     

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历史溯源及其启示——兼论中国式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依循的大历史观和守正创新的科学方法，决定了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重要组成部分与核心篇章的法治政府理论具有历史发展上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历史逻辑的外在形态体现为赓续革命根据地时期依法行政的“精神血脉”，传承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依法行政的“原初基因”，继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依法行政的“战略形塑”。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下，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核心内涵”，并被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更新与发展，成为新征程上中国式法治政府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遵循。追溯习近平法治思想之法治政府理论的思想渊源表明，党的领导是驱动行政法治逐步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行政法治建设必须恪守守正创新的优良传统，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始终是建设法治国家的主干工程，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政府治理工作，围绕增进人民福祉扎实推进依法行政，这些从历史追溯中获得的重要启示，应成为落实“扎实推进依法行政”命题的行动指南。     

谱写“法治浙江”建设光辉篇章——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述评

市场经济必须是法治经济;和谐社会必然是法治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刚刚闭幕的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浙江省委关于建设“法治浙江”的决定》,在“十一五”的开局之年,吹响了建设“法治浙江”的号角。从此开始,浙江的法治建设必将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地方法治的理论与实践探求——兼评《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

《地方法治建设的法理与实证研究》是一部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的法学著作。面向实际的问题意识、现实定位的研究内容以及实证研究方法的运用,这一成果区别于＂坐而论道＂者的书斋学问。该书以来自地方法治第一线的实践素材为基础,描绘当下中国地方法治建设的真实图景,深刻揭示地方法治的内在规律和中国特质,其立足于中国法治现实的探索和创新之道为法学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也为中国法学研究之方式和进路的完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经验样本。     

略论中西法律价值的融合

中国法制建设陷入了价值或曰“精神”迥异的中西法律文化冲突之中,基于文化的承续性、行为模式的特定性以及普适性知识存在的有限可能性,应以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基本价值为基础,用西方文化的一些普适性价值对其进行修正,并将社会形态变迁的因素考虑进去,重塑一个剔除了封建因素的中国法律文化,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根本。承载价值和制度理论的实施制度应当符合“趋利避害”的人性原则,体现法律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原则,用微观制度的合理可行性来实现宏观价值。     

"基础课"法制教育部分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初探——以上海高校教学实践为例

从2006年秋季开始,全国高校实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新课程方案,新课程方案吸收了以往的成功经验,同时也有新的发展。《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基础课＂）融合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两门课程的内容,然而,实践中,＂基础课＂法制教育部分的教学存在诸多问题,教学效果也不尽理想,因此,我们应当进行＂基础课＂法制教育部分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上的改革,以实现通过＂基础课＂法制教育,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的教学目标。     

和谐社会价值目标指引下完善我国法律体系的理论思考

法律体系是一个国家法制建设的载体,也是一定时期社会价值观体现。经过三十多年的法制建设,我国于2010年宣布已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构建和谐社会成为我国社会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主要价值观。我国应以此为指引,进一步完善已建成的法律体系。     

土家族习惯法文化探析

土家族习惯法文化是土家族长期生产生活积累所成,虽然没有形成全面系统的法治思想和法律制度,在民间仍然产生了若干经验性的法治观念,族规家法,民约民规。它对土家族人在精神上、心理上和观念上具有强烈的亲切感和认同感。是一种重要的法文化本土资源,是支撑土家族习惯法存在的精神理念。     

诉讼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应当纠正

诉讼是否应当提起,以及人民法院是否应当受理,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着合法权益需要保护的事实.而"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却对诉讼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制,明显偏离了诉讼制度确立的本意,使人民的权益受到了损害,不利于国家的法治建设.因此,诉讼中的"有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应当加以纠正.     

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建设中潜在环境风险的思考——基于“外部性理论”条件下

该文基于＂外部性理论＂在分析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建设的环境外部不经济性基础上,提出了防范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可能出现环境风险的对策与建议。     

罪刑法定、法律解释与机械执法

机械执法是一种错误的执法思想。对罪刑法定原则必须在实质上进行把握,法律词义原则上应从广义解释。刑法规定的内容应明确、具体,具有实体的合理性。法官对于法条解释的内容不得超出一般人的理解。     

论西部开发中的民族法制建设

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是我国法治现代化进程中既现实又迫切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西部大开发与民族地区及其民族法制建设交织包容 ,共同构成了我国西部大开发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民族地区法制建设所走过的独特发展道路 ,我国法制建设中民族法制的地位、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具体法律制度等 ,需要在西部开发中进行新的构建。     

西部大开发与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问题论析

西部大开发作为我国面向２１世纪作出的重大决策，其顺利实施的基本保障在于法制建设。本文分析了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状况，论述了西部大开发对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影响与要求，讨论了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主要思路。作者认为，西部民族地区的法制建设应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坚持国家法制统一与民族区域自治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依法行政、秉公执法和完善法制监督则是当前和今后西部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