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

健康心灵和良好德性是互促互进的,对个体健康成长来说,二者缺一不可.关注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是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其最为重要的任务和使命.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儿童的心理与道德问题日益增多和日趋严重,与我们对其心灵健康与德性成长关注不够有关.作为教育工作者,不仅要坚信在培养健康心灵和塑造良好德性方面,教育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而且要以改革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去引导学生寻求生命的意义,确立人生的目标,过有意义的生活.     

论教学德性

教学德性是教学主体为了实现教学生活之幸福或在谋求幸福教学生活的过程中,逐渐凝聚而成的卓越的教学品质或精神品质,它具有个体性与社会性、相对稳定性与动态生成性、为他性与为我性等基本特征.教学德性既不同于教学道德,也有别于德性教学、德性知识,它在幸福教学生活构建、教学行为规约以及学生德性教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论道德规范内化的法制基础

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品质、德性 ,仅仅依靠道德思想教育是不够的 ,由于体制中存在的弊端制约了道德规范的内化 ,要使道德规范内化为人的德性 ,需要从制度入手 ,加强制度建设 ,达到“道”与“德”的统一 ,道德规范与制度安排相一致。     

以德治国略考与道德建设略论

德治与法制是有机统一 ,以德治国是我国治国方略的完善和创新。道德具有不同于法律的约束力和适应面。在我国历史上 ,“以德治国”、“道之以德”、“轻罪重刑”、“德重刑辅” ,德法兼用等不同时期的思想主张及其论争体现了德治思想的递进和演化过程。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 ,需要法制 ,也需要德治予以保障。市场经济既是法制经济 ,也应是德治经济。实行以德治国 ,教育是基础 ,实践是关键 ,其有效途径在于 :建立道德评价标准 ,完善道德教育方法 ,提供道德建设的制度保证。     

我国法律职业伦理建构的德性要义

强化法律职业伦理规范建设对于提升法律职业道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近代以来法律由以德性和人格为中心转向以原则和规范为中心。我们对法律职业伦理的关注不只是规范，同时更是规范的理由。法律职业经过“公正”这一终极价值的范导，选择了一致同意的道德契约，由此构建了人类社会的司法制度。公正之运用，既可生存于司法亦可毁灭于司法。法律职业的道德目的是衡量一切行为的道德善恶或道德价值的标准。只有当拥有创造性特征的道德实践行为引起实践变化或对实践做出贡献时，才能被视为道德批判的对象和目标。我们绝不能低估我国法律职业道德建设过程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法律职业伦理建设的当务之急，以及未来中国社会法律职业伦理信念及其表达，需要同时做出两方面的努力：既要指向法律职业伦理制度的规范化、合法化、合理化以及正当性本身，又要构建作为法律职业德性素养培育载体的法律职业伦理新框架。     

现代法治释义

近现代意义的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但它作为广泛时空场景下人类实践经验与认知逻辑相结合的治国理政方式,已然成为当今世界一种全球共享的意识形态。法治在不断发展演变的历史中,不仅在理论认识上呈现出了规则之治、法律主治和良法之治三种不同的逻辑形态,而且还在生活实践上成为了国家和社会实行良善之治的符号。现代法治是有品质德性的规则之治,不仅要求具备形式层面的良好特质,而且注重实质意义上的价值内涵。法治理念和法治原则是其品质德性的高度凝练与充分表达,构成了现代社会不同法治实践的共同分母,并为国家和社会的法治化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及操作路径。     

公民德性与法治转型

公民德性是人在与公共生活相关的审议与行动中，超越个人善、推进公共善的确定倾向。公民德性从树立法治观念、参与公共讨论、参与政治事务的方面塑造“好公民”，为法治发展奠定基础，提供动力。中国已经处于法治转型的关键时刻，为了解决政府主导型模式带来的弊端，完成法治的正当性供给，需要发挥并培育公民德性。目前，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存在政治体制、法律制度、历史 传统等方面的问题，我们需要立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为中国公民德性的养成提供更好的条件。     

论科研信用规制的法治路径

科研信用规制作为一种兼具道德寓意与法治思维且游走于公私两域的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责任之治,其目的在于预防科技资源配置风险而非法律惩戒。我国科研治理沿袭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再到责任本位的发展历程。当前的科研信用规制以公权力为主导,重视制度理性建构而忽视科研责任的承担与科研人员利益诉求、客观能力、价值观念等人性因素。科研信用规制法治化应以最优化科研责任承担为旨趣,合理界定德性培育与制度理性、行政权力与专业权力的作用场域,并通过重塑科研人员的主体性、厘定科研失信行为界限、优化科研失信责任等规则设计,实现由传统的“物本”性向“人本”性转变,最终迈向更加凸显主体性的公私法融合的科研治理新范式。     

道德失范与正义规范:美德的困境与正义的供给

从道德的本身属性出发,分析道德危机导致的原因并非美德本身,而是源于义与正义供应的缺乏.因此,道德危机的解决并非在于德性本身,而需要从公正与正义两个方面入手,重新构建现代社会,应对变动型社会和现代化所带来的危机.     

《民法典》传统基因与民族特色的法理解析

我国民法典汲取了优秀传统法文化,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传统法文化既形塑了民法典的独特人文精神,也对其制度建构深具启示。在精神牵引上,传统文化的德法合治影响了民法典浓厚的道德关怀,重视抽象化的人之德性价值为人格权独立成篇提供了哲理论证,传统民本精神、“法顺人情”、天人合一思想、诚信文化都有其精神传承。在民法典制度安排上,继承了传统的典章治理智慧和通过法典化增强民族认同的政治使命,“有典有册”、律例统编的传统形式启发了民法典简约的立法技术。此外,在具体制度上,传统家事法律制度深刻影响了婚姻家庭编,传统典权制度为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进行了历史论证。民法典对民族特色的彰显并非偶然,其原因在于民法典是民族特质的法意凝练,法治发展趋势要求从法律移植到“中国之治”,通过民法典提振民族精神也具有世界经验。但传统法文化影响不能过度拔高,其诸多人文主张仅停留在观念层次,而缺乏制度建构。应对传统观念进行现代化的制度转换与批判性继承,引领新的社会文明。     

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中道观及其对当代德育教育的影响

中道思想是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主张如果人们要过理性生活,成为有德性之人,只有选择“中道”方可达此目的。因此,德性是中道。中道是一种理性精神的体系,在践行中道的时候要遵从适度原则,要因时而化,因地制宜。此外,中道观对当前的道德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指出在道德教育中,要注重理性精神的培养,尊重人的自由意志;要重视道德实践的重要作用;要重视适度原则在构建和谐的道德关系中的重要性。     

论行政道德原则

行政道德原则在行政道德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行政道德之指导思想和根本宗旨,集中反映其社会本质、阶级属性和职业特征。我国行政道德概括为一句话,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我军、我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步步胜利的基本“法宝”。国家公务员制度建立和实施,亦把它作为国家行政人员、党政干部必须遵循的行政道德原则,并在《公务员暂行条例》中予以确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曾出现了     

浅析大学生如何提升思想道德修养——从“知行合一”角度入手

一、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教育现状分析 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达到知行合一,对于大学生而言,所谓“知”,是在对道德的认知基础上,提高自身修养;所谓“行”,则是对道德的践行,在实践中实现道德的最终目标.知行合一是知行统一的动态过程,是由掌握规范向具体行为转化的实践过程.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论

从宪法与民法之别、权利与权力之别以及宪法第9条的完整表述来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公权性确定无疑.作为国家对于公共资源的一种“公权性支配”,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质是对资源利用的“积极干预”权,内容在于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加以行使,并为这三种权力施加规范与限制.在实践层面,资源国家所有权只有衍生出以资源实际利用者为主体、以对资源物的合理利用为内容的私权性的“资源利用权”,才能真正形成资源利用秩序.日常生活中在民法层面使用的“国家所有权”的本质是“公共法人所有权”,其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其成立须一系列条件支撑,范围较窄,其与“宪法国家所有权”的区别是划分“国有私物”与“国有公物”的前提.资源国家所有权来源于主权但不等于主权,其为资源主权的积极行使创设权力载体和概念装置,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理学:跨越法学与理学

中国法理学正处于重铸和衔接古今中西学术的历史关口,需要经历一个从法学向理学跨越的历史过程。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近代西学系统综合起来看,在"古今中外"时空背景下,中国法理学既可成为基于经验认知的法律科学、基于理性认知的法律哲学,也可成为基于"德性之知"的法律理学。中国法理学欲在21世纪开其气象,显其规模,需要同时开通并维护法律科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理学向前生发的认知渠道,由此立足古今普适之道造就政治和社会的经验、理性和道德基础,重构"内圣外王"。     

人的道德主体性与主体道德教育

人是道德的主体，人的主体性是一切道德活动的内在依据。人的主体性在道德活动中的具体化，构成人作为道德主体的主体性，包括为“我”性、求善性、内在超越性、自由意志性、自我约束性。道德教育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活动，是教育和受教育通过以道德化为中介的交往而实现的受教育德性自我建构的活动。主体道德教育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它以教育和受教育主体性的发挥为前提，以民主、平等的教育关系为保证，关注个体的需要，以培养生活中的道德主体为根本。     

有我无我之际:漫说法律与道德的语境差别

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有我”与“无我”的语境差别,二者不可随意混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如果忽视语境差别而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便可能产生负面、消极的后果,甚至使道德与法律两败俱伤。道德话语若想实现向法律话语的转换,必须超越“有我之境”,即将特定的主体转换为一般主体,法律才能公平、公正,从而得到尊重和奉行。     

怀“三心”、把“三度”、却“三情”

检察官要常怀“三心”、常把“三度”、常却“三情”,为履行国家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神圣职责而恪尽职守,不辱使命。首先,要怀为民之心、公正之心、事业之心。为民之心。执政为民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这一本质体现在检察工作中那就是执法为民。检察机关的权力是人民赋于的,因此,执法为民是检察职责的本质要求。“德莫高于爱民,行莫高于利     

道德与犯罪预防

道德在预防犯罪中的作用一直倍受关注 ,也颇多争议。一些人承认道德的预防功能 ,但因其收效缓慢而日渐失去信心 ;另一些人则彻底否认道德之作用 ,认为其无助于犯罪预防。事实上 ,无论从道德与犯罪关系的论证上 ,还是在具体的实践操作中 ,道德都可以 ,也必然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对犯罪可以进行道德预防 ,首先是因为 ,道德规范与犯罪之间存在一定联系 ,即由于道德缺失、道德衰退、道德危机等现象 ,引发了相关的一系列犯罪。从犯罪人的意识形态分析 ,尽管刑事犯罪复杂多样 ,但“缺德”是大多数故意犯罪共同的意识特征 ,而这种“缺德”正是道德…     

“德—道”与“自然—自由”:庄子心性秩序理论的形上建构

在天人之辨这一主题中,局限于对庄子哲学作"客观自然义"理解,遮蔽了其心性理论及其道德哲学主旨,即如何合乎人性化生存这一存在论与价值论问题。理解庄子的心性秩序建构需要把握其双重规定性,即"德-道"理型与"自然-自由",前者构成心性秩序的本体性规定,后者则是庄子建构心性秩序的实践理性原则。在这样的理解中,自然与道德、个体性与普遍性、生命个体与伦理实体的关系及其内在张力获得伦理道德精神与心性秩序的精神还原。基于本体与现象的区分对自然与自由关系的探讨,庄子不仅深刻反思了人的道德存在本质从而呈现其存在论价值视阈,而且由对自然心性与现实人伦的深刻审察进一步敞开社会伦理向度这一重要的实践领域,探讨自然秩序与道德价值、自然心性与历史道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获得审视现代理性道德价值这一深刻的现代性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