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人权机构:《巴黎原则》的一种尝试

国家人权机构是在联合国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宗旨以及《巴黎原则》的框架下专职保障人权的新兴机构。欧盟一体化的进程中也越来越重视人权问题,关注到国家人权机构和《巴黎原则》,并从全新的基本权利机构或者欧洲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监控中心的功能扩展两个方面来建立符合《巴黎原则》的欧盟人权机构。未来的欧盟人权机构应能保持法律、组成和财政的独立性;应享有监督、咨询、教育、资料收集和调查等职责;应与国际人权条约机构和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人权机构开展合作。欧盟人权机构的建立可以提升欧盟一体化的程序。     

试论国家人权机构的特征

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是人类法治史上的一个新的创造。它的出现不过是几十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历史经验总结也不过是在1991年。但1991年同时也是国家人权机构发展史的转折点,在之后不久,依据巴黎原则建立的国家人权机构遍及世界各地。由于历史、文化、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等背景的不同,使得国家人权机构在形式上不可能拥有统一的可以被任何国家套用的模式。①相反,巴黎原则鼓励准备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国家可以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依据巴黎原则所确立的各项原则,规划和设计符合本国实际情况的国家人权机构。但不论怎样,为了有效地履行依据巴黎原则所确立的权限和职责,联合国等机构的专家学者在对实践深入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了国家人权机构所应具备的一些基本特征,亦即国家人权机构有效发挥作用的要素。     

合作抑或批评——浅析国家人权机构如何处理与本国政府、联合国条约机构之间的关系

<正>"国家人权机构"一词是指"由某一政府按照宪法、法律或行政命令建立的机构,其职责是从促进和保护人权的角度而予以特别规定"的机构。〔1〕联合国为推动此类机构的出现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1993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关于国家机构的地位的原则》("巴黎原则"),为各成员国设立国家人权机构提供了国际标准。自此开始,在联合国的大力倡导下,世界五大洲涌现出了一批依据"巴黎原则"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2〕其中,美洲国家建立的较早,集中于90年代初期,非洲和欧洲国家集中出现在90年代中期,亚太地区则发展于90年代后期。〔3〕     

亚太各国国家人权机构人权侵害申诉调查职能比较分析

本文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对亚太地区根据《巴黎原则》成立的国家人权机构调查职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讨论主要集中于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的职能范围与调查权限、调查的具体权能与措施、对调查职能的限制和调查后的处理等方面,同时,笔者对亚太地区国家人权机构在处理人权侵害申诉中调查职能的行使及其有效性做出了评价。     

论我国未成年犯罪人人权保护的不足与完善

2009年4月我国首次颁布人权行动计划要求强化司法中未成年人权利保护。我国目前未成年人权利保护在价值认识、法律体系组织机构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因而以《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的精神为指导，完善我国未成年犯罪人的人权保护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

国家是人权保障的主要义务主体.这是因为保障人权是国家存在的价值所在和行使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对人权的最大威胁也往往来自国家权力;社会主体之问侵犯人权的行为也仰仗国家的整治.人权的国家保障义务包括尊重、保护、满足和促进四个方面.按国家行为的性质可分为消极义务与积极义务;按社会主体的权利性质可分为对私权利和公权利的保护义务;还有经由人权推定而衍生的保护义务;以及国家对人权的国际义务.国家在履行人权保障义务时,应当遵守以人为本、人权保障优位原则;平等保护原则;他律与自律原则(以法控权和"克制保留义务").国家(政府)违反人权义务应当承担国家责任.     

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行政机关关系研究

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行政机关的关系是洞察国家人权机构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要窗口。部分国家行政机关发起或参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创立。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往往属于国家人权机构管辖和调查的对象,国家人权机构可以调解国家行政机关与申诉人之间的人权纠纷,部分国家人权机构还可就国家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是否侵害人权作出决定,并可对救济人权的方法提出建议或作出决定,少数国家人权机构还可执行上述决定。总体来看,国家人权机构的工作是对国家行政机关人权保护工作的补充,这种补充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对国家行政机关的人权保护工作实施监督来实现的。     

国际人权保护机制的构成及发展趋势

由联合国各人权机构、区域性人权组织和非政府人权组织构成的国际人权保护机制具有一定的实施效力,该机制的运行是在影响和冲击国家人权政策与国家主权不受干预这对矛盾中进行的。改善全球人权保护机制并提高其效力在于促进实施机构与国家之间的相互信任,在监督与尊重国家主权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国家的人权保障责任与国家人权机构的建立

在主权国家日渐向国际社会开放其边界的全球视野中,国家的人权保障责任具有了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在人权普适价值的指引下,人类找到了在谅解、宽容、平等的基础上和平对话、共促社会正义实现的新的可能性。建立促进和保护人权的国家机构是将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推进的重要措施之一。在中国建立国家人权保护机构是我国应履行的大国责任,此机构的建立有利于我国履行人权保障责任、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     

对我国人权行动计划的思考

《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是我国制定的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是一份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推进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行动纲领性质的政策文件。制定实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明确未来两年我国政府在促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工作目标和具体措施,并将这些目标措施落实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各个领域,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和执政、行政各个环节。颁布人权行动计划的意义在于,体现政府对人权保障的重视;到强化政府保障人权的观念,规范政府的执法行为,更好地保障人权。对于提升全社会尊重和保护人权的意识,全面推进人权事业发展,推动现代化事业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人权的含义、发展历史及我国发布人权行动计划的意义等方面,对人权的相关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     

试析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国内法依据

巴黎原则要求国家人权机构必须依各国宪法或法律设立。据此,各国可以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需要,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国内立法方式。从部分国家的实践来看,有的国家在宪法中用专门章节,以宣誓性的语言提出建立国家人权机构,随之以一般法律或行政规章的方式全面、详细设定机构的具体职权;有的国家则通过一般法律,设立国家人权机构。在借鉴其他国家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必须加紧考虑设立类似机构的国内法的依据。     

国家豁免与诉诸法院之权利——以欧洲人权法院的实践为中心

诉诸法院之权利系由欧洲人权法院根据《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发展而来。该权利可以予以限制，只要限制的目的合法且符合比例原则，并且经综合评估后没有侵犯诉诸法院之权利的核心。就国家豁免对诉诸法院之权利的限制而言，授予外国国家以豁免符合国际法，即目的合法。就比例原则而言，《联合国国家豁免公约》中的限制豁免规则正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尤其是在涉及雇用合同、人身伤害等事项时，应保护申诉人诉诸法院之权利，限制国家援引国家豁免。欧洲人权法院的判决深刻地影响了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和相关实践，同时也受到缔约国实践的影响。在强行法与国家豁免的关系上，欧洲人权法院倾向于认为外国国家在缔约国法院享有国家豁免并不违反《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     

浅议《世界人权宣言》

《世界人权宣言》是第一个在国际领域系统地提出保护和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具体内容的国际文件，其确定的许多重要原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人权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它不是一个条约，但今天许多国际法工作者认为它是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是对《联合国宪章》关于人权规定的权威性解释。《宣言》宣示了两个广泛的权利范畴：一方面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宣言》内容的抽象性导致了其不确定性，致使人们容易对人权内涵的理解发生歧义。《宣言》的另一个历史局限性在于忽略了发展权和集体人权。     

我国社会权保障的回顾与展望——基于两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比较分析

较之于2009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年颁布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强化了国家对社会权保障的立法义务,推动人权保障的法治化;强调了国家对社会权的平等保护义务,促进核心社会权的实质平等;纳入了一些新的社会权保障要求,推动社会权向高层次发展.然而仍然存在对社会权救济的制度供给不足,对发展社会力量保障社会权的重视程度不够,自由权对社会权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等不足.亟需通过加强社会权保障立法,加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的制度性落实,促进社会权保障的社会力量的成长等手段完善社会权的保障.     

浅析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家保护的关系

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家保护是人权保护的两种手段。本文首先是对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家保护进行概述,然后从人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人权与主权的角度对二者的关系进行把握,从而得出结论:二者之间是一种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关系,它们共同促进人权在国际国内的实现。     

当前中国人权保障观的一种解析--以人口准入与迁徙自由为例

本文以国家人权保护义务的法律和政治道德义务为基础,分析了国家人权机构的性质与功能问题,在论证国家人权机构正当性的基础上,对世界各国的人权机构类型和功能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中国建立国家人权机构的必要性、可行性与基本模式。     

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立法机关关系研究

国家人权机构对国家立法机关的关系反映了国家人权机构在国家政权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国家人权机构依据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相关法律设立和运行,通过向国家立法机关提交定期报告对立法机关负责,参与国家立法机关人权立法活动,并促进国家人权立法的实施。同时,国家人权机构通过不同形式对立法机关的人权立法进行监督。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际人权保护研究——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视角

自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始进入国际法领域,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得以形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在人权评判标准的确立和保护机制的完善上还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有必要从理论上解决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歧,采用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权评判标准,也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国际人权保护的运行机制,建立对话协商和动态审查机制,采用“对情况作恰度评估”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摆脱困境、获得长足发展。     

简论ICC认证及其对国家人权机构的影响及完善

伴随着国家人权机构的出现、发展和逐步壮大,ICC认证也开始出现并对国家人权机构的成立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将在论述ICC认证的基础之上,归纳总结ICC认证对国家人权机构的重要影响和促进作用,并对ICC认证工作的改进和完善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完善资金来源渠道,审查认证程序公开、公正、透明,提高认证的权威性、认同度。     

人权原则:意涵、限制与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解读

"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作为我国宪法上的人权原则确立的。它的确立并非仅出于功利主义考虑,而在于申明了宪法之为宪法的规范意涵。对它的理解,不仅要认识到人权原则在提升权利观念、完善宪法制度等方面对我国宪政建设的深远影响,而且也要认识到人权原则在宪法结构、旨意等方面受到的限制。同样,人权原则的实现并非仅指人权保障的制度完善,更重要的或许是把它置入规范宪法的视野中予以重新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