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惩治战争犯罪历史的研究——从日内瓦法到《国际刑事法院规约》及未来趋势

四个《日内瓦公约》及其两个附加议定书，为惩治战争犯罪罪刑法定原则的实现，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前南法庭规约对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具有巨大推动作用，但该规约规定国际法庭应优于各国国内法院，超出了国际社会的现实可能性，削弱了法庭的意义。《国际刑事法院规约》是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最新发展，在吸收刑法原则、改进管辖权及触发机制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但《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仍含有理想主义成分，在处理与联合国安理会的关系上也尚待改进。国际惩治战争犯罪的发展史反映出规范审判组织、增强强制性和优先发展个人犯罪惩治的趋势     

战争罪与武装冲突性质的关系问题

战争或武装冲突的性质,是属于国际性、还是国内性的,将决定要适用哪些战争与武装冲突法的规则。战争的性质问题,是与战争罪相关联的一个问题。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第8条,是关于"战争罪"定义的条款,其中也涉及到武装冲突的性质问题。前南国际刑庭《规约》的"关于严重违反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情事"、"违反战争法或惯例"和"反人道罪",都涉及到该法庭对战争罪属事管辖权的法律规定。通过前南国际刑庭对这些条款的适用,对预见国际刑事法院对战争罪的适用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国际刑事法院对我国的法律影响以及我国的应有立场

在国际社会的努力与推动下,追究犯有严重国际罪行的个人刑事责任的第一个常设国际机构———国际刑事法院于2002年7月1日诞生。由于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与《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存在分歧,中国未加入该规约,因而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但由于国际刑事法院自身的特殊性及国际关系的特点,国际刑事法院在运作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对中国产生相当大的法律影响,本文主要论述国际刑事法院对中国产生的这种法律影响,并分析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应采取的立场。     

中国与国际刑事法院法律机制接轨的应对性思考

目前,中国还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中国政府采取这一立场的主要原因在于《规约》中的不少规定都会对第三国产生影响,涉及非缔约国的主权。中国应从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律框架下寻求中国问题的合法性,完善国内立法,同时利用《规约》的有关规定维护我国利益,寻求既符合我国国情,又同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观念接轨的应对之策。     

澳大利亚执行《罗马规约》的分析及其启示

《罗马规约》的制定以及国际刑事法院的成立给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世界各国终于在保护人类基本利益的问题上达成一致;另一方面,规约的规定以及随后成立的国际刑事法院对缔约国乃至第三国的国家主权都造成了一定的侵蚀。规约的缔约国因此对规约的执行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在这其中,澳大利亚对规约的执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澳大利亚在注重与国际刑事法院的协调的同时,保护国家主权,关注国家安全,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的制衡因素分析

关于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问题,从《罗马规约》起草到现在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争议的焦点,通过对《罗马规约》和国际社会政治因素影响的研究,分析缔约国、预审分庭、安理会和其他因素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以求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权力进一步研究。     

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集束弹药问题政府专家组第三、四期会议述评

为在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达成一项限制集束弹药制造、使用、转让的议定书，以减轻集束弹药引发的人道主义关切问题，同时抵消激进国家要求全面禁止此种弹药的压力，今年，《特定常规武器公约》缔约国政府专家组先后召开了四期会议。第三、四期会议上，各方专家主要就集束弹药的定义、技术改进措施、限制其使用的国际人道法规则、转让、受害者援助、遗留子弹药清除与国际合作等问题展开讨论，最终形成的主席案文既考虑了各方关切，同时又把一些关键问题留待后续会谈解决，为各方进一步调整立场提供了重要基础。可以使我军军事法建设更加完善，以适应未来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的需要。     

回顾与展望:1999-2000年中国战争法学研究综述

1999-2000年,中国战争法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学者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有科索沃战争中的战争法问题、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高技术战争与战争法、<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与惩治战争犯罪、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法律问题等;研究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主要表现为"三多三少";新的一年,学者们将围绕军事斗争准备中的法律问题等五个问题展开重点研究.     

“合理性”标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8(4)条述评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第8(4)条所涉及的"合理性"标准和缔约国的"自由判断余地"问题,集中反映了国际监督与缔约国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任择议定书》起草过程中争议最大的条款。该条款的解释和适用既受到国内法理、公约义务和其他国际公约中的"合理性"标准三个因素的影响,又与作为适用机构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一贯立场密切相关。该条款未来的发展和实效,则取决于委员会、缔约国和权利申诉者三者各自的角色定位及相互间的对话与合作。     

国际刑事法院对苏丹总统发布逮捕令的国际法思考

2009年3月4日和2010年7月12日国际刑事法院两次对苏丹总统巴希尔发布逮捕令。虽然苏丹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但是安理会第1593号决议,使得国际刑事法院有权对发生在达尔富尔地区的国际罪行行使管辖权。巴希尔总统虽然根据国际法享有豁免权,但这种豁免不能妨碍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布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是否有利于恢复苏丹的和平与稳定,还有待检验。     

论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分离状态下的责任认定

道路交通事故致人损害案件中,当机动车与其所有人处于分离状态时,应当对传统责任主体认定依据进行合理反思,并应该引入控制力和收益这两个标准,对机动车与其所有人的分离状态进行类型化分析,从而得出由实际控制人承担主要责任,由所有人根据过错程度和收益承担连带责任或者补充责任,以实现机动车损害赔偿中的实质正义.     

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以证据的关联性为中心

关于证据的基本属性,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三,即客观性,合法性和关联性;有观点认为,证据的基本属性有二,即客观性和关联性。证据的客观性体现了证据的哲学存在性,为人们认识和把握证据的关联性提供了认识论;证据的合法性为人们收集、固定和保全证据提出了程序上的要求。在特殊情形下,某些不具备合法性或不具备客观性的材料仍可作为证据使用。证据的关联性才是证据的唯一基本属性。     

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本文对各类办公机构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的重要意义和怎样增强时间观念和效率意识 ,提高时间运用和工作效率作了系统、深刻的论述。     

论党的领导与共和国的成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奠定社会主义的制度基础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艰辛探索和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与时俱进,适时和科学地为共和国的发展选择道路,提供理论指导,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胜千难万险,使共和国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不断由胜利走向辉煌。引领共和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不断取得新的成就,需要中国共产党居安思危,不断加强自身建设。     

浅析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影响

本文阐述了网络中电子商务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 ;适合发展电子商务企业具备的特征和当前电子商务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通过共识获得正当性——解释学视角下的司法过程

法律方法以促进"正当性"判决的获得为目标,而依据解释学及哈贝马斯的真理共识理论,判决的"正当性"来自于相关主体的共识。运用共识理论可以对具体司法过程做出融贯性解释,并可得出诸多具有启发性的结论。     

论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对第三人的民事责任

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保荐职责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信息公开担保义务.违反这种法定义务,构成对投资者知情权的侵害,致使投资者遭受损失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对这种特殊侵权行为应采用过错推定的归责原则,由保荐机构对第三人承担民事责任.同时要厘清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与上市公司以及其他中介机构之间责任的边界,以保证保荐人制度真正发挥作用.     

从刑事诉讼立法角度谈侦检关系改革

我国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借鉴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做法,提高了对检察官公诉职能的要求,即要在法庭上亲自举证,通过事实说服法官,有效的行使国家追诉犯罪的职能。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有关侦检关系的规定,造成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不仅难以形成合力,共同服务于公诉职能,而且有时还相互擎肘,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检察官的公诉职能。通过考察国外的做法,我国应重新调整侦检关系,强化公诉职能,加强检察权对侦查权的控制,完善我国侦检关系。     

政府职能转变与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逻辑关联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分开、政社分开。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之间要实现统一和谐,则需要一个中介和桥梁,这个中介就是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职能转变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相互促进,相互合作,密不可分。     

市场经济与党的建设若干关系问题研究述评

自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确立以来 ,党建理论界就如何认识和处理市场经济原则与党性原则和共产党人价值观、市场经济及其首长负责制与民主集中制、市场经济与腐败的关系等热点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 ,取得了一定的共识 ,出现了一批有价值的理论成果。但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 ,如党性原则与市场经济原则、民主集中制与首长负责制等的关系问题还有待学术界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科学解答 ,研究视角也需要进一步转换和开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