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构成理论重构

本文考察、分析了我国犯罪构成理论的发展轨迹及现状，提出了重构犯罪构成理论及重构这一理论的价值取向问题。作者认为：犯罪构成是指通过对符合刑罚规范设定的典型事实相对应行为的违法判断，追究行为人刑事责任的全部依据，它包括典型事实、违法判断、归责理由等三个方面的条件。     

刑事程序价值论:程序正义与人权保障

本文对刑事程序价值的概念、内容、意义和实现的方法进行了研究 ,旨在建立一种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程序正义论。本文认为 ,刑事程序价值是其具有的伦理价值 ,它与程序正义、人权保障有一种直接的对应关系。刑事程序价值的意义不仅在于保障人的尊严 ,而且对于司法权力的精致化和正当化 ,对于诉讼中事实的发现和案件的解决 ,都有积极意义。本文提出了实现刑事程序价值的程序原则和规则 ,并且说明了在刑事程序价值受到侵害时的惩罚和补救方法。     

新书

《每个人部是改革的缔造者：蔡定剑论民主、法治与人权》 本书以“民主、法治、人权”为主题，精心挑选了60篇文章。正如张千帆所言：民主是立国之本，是决定每个人命运的根本制度；没有民主，法治也只能是空谈；定剑崇尚但是并不迷信民主法治，没有人权，两者就失去了方向。     

论程序性环境权

环境保护与人权保障具有紧密联系，但将环境权作为一项独立人权的努力遭遇到诸多难题，实体性的环境权在国际法上尚未建立。为解决这一困境，学者们提出“通过人权实现环境权”的思路，强调程序性环境权的适用。这些权利得到国际环境法律文件的确认，具体包括：环境知情权、环境公众参与权、环境司法救济权。程序性环境权向国内法的转化，关键问题不是如何“实施权利”，而在于如何在一国法律体系中体现相应内容。程序性环境权自身缺乏独立的规范效力，不宜成为宪法上独立的基本权利，其宪法规范基础应从宪法民主原则和知情权、程序基本权、诉讼权等已有人权中加以确立。程序性环境权在我国的未来发展，应从解释论和立法论两个层面予以展开。     

我国犯罪论体系之变革及刑法学研究范式之转型

当下我国刑法学界关于犯罪论体系争论的焦点问题是应当坚持三阶层犯罪论体系还是应当坚持二阶层犯罪论体系的问题。我国学者提倡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是以经验论为研究范式、以法实证主义"分离命题"为基础构建的。构成要件的发展史、犯罪认定中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以及现代法律思维从实证论到本体论的转换,使"分离命题"的前提不再存在、内容难以成立、其方法论也难以维系。"分离命题"的破解使以经验论为基础的三阶层犯罪论体系难以维持,而以规范论为基础的二阶层犯罪论体系则值得提倡。与之相适应,我国刑法学研究范式也应当从经验论向规范论转型。     

价值共识与犯罪论体系的中国选择

在理论多元化的当今时代,犯罪论体系选择的本质乃是形成法学通说。而犯罪论体系通说之形成与该国当下刑法的终极价值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价值导向内在性地决定着某种犯罪论体系的外在建构及其理论价值,在不同犯罪论体系对立之时,应把价值共识作为犯罪论体系选择的判断标准。从本体上看,犯罪论体系乃是犯罪的评价标准与评价方法的有机统一,其功能在于帮助法官明确罪与非罪之判断标准及法律方法。随着人权原则成为当代刑法的基本价值立场,由于“三阶层论”在犯罪标准之外,同时重视法律方法的运用,比“四要件论”更有利于实现人权原则,因此,应成为中国犯罪论体系的选择。     

数字人权规范构造的体系化展开

数字人权的规范构造，意在将数字人权从价值观念转化为融贯于现有法律体系的制度规范。数字人权从内容上可分为数字生存权、数字自由权、数字平等权、数字救济权四类二阶权利，并进一步衍生出一个具有开放性的权利体系。数字人权规范的形式构造，可基于法律概念、法律规则、法律原则三者的互动关系理论。数字人权规则的司法适用需要借助演绎推理和类比推理；数字人权原则的司法适用重在明确权衡的情境，并细化权衡的方法。在数字人权规范的适用过程中，解决权利竞合问题宜遵循最小限制原则和最大相关原则；解决权利冲突问题需经过三阶权衡：基于数据的可识别性进行前置性判断、以公共利益为取向作出利益衡量、根据比例原则检验合理性。     

道德权利、法律权利、现实权利——列宁与邓小平人权观比较研究

人权作为一种法律权利，既是对人的道德权利（应有权利）的确认，又是人的现实权利的前提和保障。本文从道德权利、法律权利和现实权利三个层面，对比分析了列宁和邓小平的人权观，既细致地说明了他们人权思想的不同着力点，又概括出其区别于资产阶级人权观的本质特征。在应有权利层面上，他们坚持个体人权和集体人权的统一，以集体人权为核心，将个体人权寓于集体人权之中，从而实现了人权中普遍形式和特殊内容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法律权利层面上，他们坚持人权立法和司法保障的阶级性和全民性的统一，而以阶级性为基础，全民性为归宿；在实有权利层面上，他们又坚持人权实现的条件性和能动性的统一，并都以社会主义制度为依托，积极开辟广大人民群众人权实现的现实道路。本文通过上述有说服力的对比分析，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科学性，同时回击了西方“人权卫士”对我国人权状况的恶意攻击，展现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人权维护方面的真实现状和广阔前景     

从主体性到关系性:人权论证的范式转向

人权是时代的观念。通过分析人权的概念要素可以看到,尽管人权争议源于对人的理解不同而体现为人权性质上的争议,但在根本上则在于,它们都属于一种主体性哲学框架下的人权论证理论,从而具有不可避免的缺陷。对人权正当性的追问必然要求实现人权论证的范式转向,即从主体性转向关系性。从关系性视角来论证人权尽管源于青年黑格尔,但只是到当代才由哈贝马斯立足交往行动理论作出了系统的阐明。在实践上,人权论证的关系论转向对进一步深化与推动人权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户画像中的人权保护

随着人类进入数字时代，不同场景中的用户画像技术根据不同的用户信息抽象出标签化的用户模型。用户画像技术让数据具有了价值，凸显了大数据时代人的“数字属性”,也型塑了数字时代的公民数字身份。然而，用户画像技术在给人类带来舒适、便利和个性化服务的同时，也造成了限制公民自主权、侵犯公民知情权、隐私权、平等权及对人的过度监控等方面的人权保护困境。鉴于数字时代人权侵犯方式的技术化和自动化，立足用户画像中人权保护的法治化进程，需要与时俱进更新人权保护理念，从构建个人赋权、平台责任与国家监管的权益平衡机制、构筑用户画像中的人权协同保护体系、保证用户画像中的数据公正和第三方身份的技术监督四个方面，探索用户画像中的新型人权保护策略，加强和促进用户画像中的人权保护。这无疑是数字时代人权保护的重要课题。     

新中国70年人权研究历程及理论面向

新中国70年人权理论研究根植于社会特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中。经历了以实质平等为导向，由实践到规范研究的蓬勃开展到革命话语下逐步遮蔽的奠基阶段；从思想破除遮蔽到以问题导向对话和沟通的探索式研究初创阶段；从生存权和发展权提出到理论争鸣实现人权入宪的研究深入阶段；从主体反思和论域扩展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阐发的人权体系成熟阶段。这一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人权思想贯穿于主体塑造、价值追求、破除藩篱的理论探索，党带领人民不断解放思想形成中国特色人权理论实践面向，人权理论面向古今中外渊源生发机制反复追问，逐步成为中国特色人权理论三大支柱。新时代人权理论研究面向三大命题: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和民族化的深化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美好生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阐释和话语表达，古今中外人权理论研究成果的交流互鉴。     

人权三论

人权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的权利,应当在人权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上分别之,在自然属性上它是事实权利,在社会性上它才是道德权利。作为人权概念基础的问题是政府对待其公民的道德态度问题,把政府对待人权的方式表达为人权对政府义务上的束缚与限制,人类对人权的渴求和理想转化为政府具体的道德义务行动,这有利于推动人权的现实化和可操作性。从人权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上来评价,人权对主体的人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权利信仰价值与促进民主宪政的成长价值。     

罪犯人权的研究与思考

如今,在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领域,有一个特殊的领域——罪犯人权,作为一种新型的热点问题,从当初被提出来时的不被理解,已经发展到现在各界的热议与呼吁。因此,本文从人权、罪犯人权的比较,罪犯人权的保障现状及保障不力或过度的后果来深入研究分析,从实证主义出发,试图得出一项行之有效的理论,使得司法权与人权的保障得以规范实行。     

以人权促进发展:工具性人权论

人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议题,而长久以来人权与发展在两条互不搭界的轨道上运行,人权与发展的结合能为人类增添更多福祉。人权是发展的目的,发展是为了扩展人权,这是目的性人权论。而人权必须以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且人权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因而"以人权促进发展"的工具性人权,是人权最终得以保障的最佳路径。工具性人权有着深厚的法理底蕴、现实基础和规范支撑,人权演进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工具性人权的发展史,从古代到现代、从美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无不表明人权对发展的重大作用,世界人权宪章等国际规范性文件无不论证着工具性人权的重要价值。     

浅析“ICESCR＂2．1款“可获得最大化资源＂的内涵

近年来，关于如何推进国际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等人权的进一步实现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现今社会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推进人权的目标进一步实现，如何界定可获得的资源以及如何分配这种资源变得尤为重要。为此，国际社会各界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界定“资源”的定义时，很多人将其限定在经济领域，这种理解本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虽然在实现人权的过程中金融资金和财政等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但一国所拥有的自然、教育以及公权力等资源也是推进人权目标实现所必须的，基于此，对资源进行多元化理解能够帮助一国更好地推进实现人权的目标。     

论人权保障的刑法保护

人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所享有和应当享有的权利，它包括人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等。近代刑法的产生和发展与人权的保障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从刑法的价值取向，罪刑法定原则，犯罪成立要件等几个问题进行分析，探讨刑法对人权保障的保护。     

从人权保障看行政法基本原则

行政法基本原则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有极其重要地位和法律功能。只有以人权保障为行政法核心价值目标,归纳演绎行政法基本原则,方能从宏观上涵盖行政法治系统。从行政法治史中归纳出的行政法定原则,行政正当原则和行政效益原则,从不同环节规范行政权以保障三种基本人权。只有以这三个基本原则全程规范行政权依法高效正当运作,才能保障人权,优化政府与公民关系。     

知识产权的私权与人权属性——以《知识产权协议》与《世界人权公约》为对象

《知识产权协议》明确界定知识产权的本质属性 ,以私权的名义强调了知识财产私有的法律形式 ;《世界人权公约》赋予知识产权的人权意义 ,揭示了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关于专有权利保护与知识财产利益分享的均衡思想。在私权与人权的统一范畴中把握与认知知识产权法 ,有助于我们考察这一法律制度的价值理念和社会功能。     

融贯论的可能性与限度——作为追求法官论证合理性的适当态度和方法

法律领域一般有三种融贯论：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法律体系内的融贯论、法律融贯主义。结合此三种理论可以很好地分析法官审判实践中的论证标准。融贯论的运用必须区分叙述性融贯和规范性融贯。叙述性融贯保持认识论的基本原则，规范性融贯则是与法官的实践理性相关。叙述性融贯中基础融贯论为法官认定事实提供了形式标准；而在规范性融贯中，解释的融贯论揭示了法官的基本立场以及价值取向，它不是庸俗化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有效地实现关于法律命题完整集合的方法。在这两个层面上，法官的论证可以趋向认识上的合理性以及价值判断上的合理性。     

人权的绿色化还是环境权的人权化？

从人权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人的自然权利的内容随时代变迁而不断变化。当代环境问题导致人的良好环境权的提出；环境权与人权既具有一脉相承的理论基础即人的自然权利，也具有协调一致的理念基础即“人类生态中心主义”自然观。在实践中，欧洲人权法院封环境权与人权的平衡开启了一条重要的值得借鉴的环境权人权化和司法化的路径。